1959年，蒲城縣和澄城縣接納了近七萬移民，絕大多數安置在了沿山溝壑、旱塬、鹵泊灘地區。在這片大自然的仁慈對人類顯得特別薄情和吝嗇的地方，在自然偉力漫不經心堆積起來的黃土高原山山峁峁溝溝岔岔裏，稍微像樣一點的地方，原有居民已經占據，命運安排給移民的，是窮山惡水中的窮山惡水，困苦備嚐中的困苦備嚐。
候鳥般在庫區棲息了一年的義和村人“對口”到了富平縣。群居的規模到了此時被打散了，富平縣北山裏的旱塬上，一個村莊安置一戶義和村人，八十七個先遣隊員的家安置在了八十七個村落，在渭北高原拉開一條南北三十裏的“散兵線”。趙孟才一家三口住進了兩個土窯裏，他提著水桶第一次去打北山旱塬上的水，從井口往下望，黑咕隆咚井深數丈，卻望不見渴念中的明鏡般的井中水，三百多米打不出來一桶水，趙孟才失魂落魄跌坐在了井沿上。
陳向榮一家安置到了蒲城縣永豐公社，也是旱塬，也住窯洞，880馬力的水泵伸探進井裏，隻抽七分鍾，沒水了。生產隊給一家人分了二百斤毛糧，包括紅薯、穀子，勉勉強強吃四個月，“半年糠菜糧”——複轉軍人陳向榮如此描述說。
流落到新疆庫爾勒一帶的王景仁在聽到姐姐告知允許他們返陝的福音後，結束了逃犯似的流浪生活，回到了陝西。他們在庫區的老家臨時搭了個庵棚，收了一季麥子。王景仁清楚地記得，陰曆七八月，庫區的玉米長起來了，政府又讓遷往安區(安置區的簡稱)，“讓你看‘點’的時候，爛棚棚同時拆掉了，沒遷移前，全家七間房，遷移到富平縣，上來以後(塬上海拔三四千米，較關中平原猶如高山，所以在移民的語言中，“上來”特指到塬上)，五口人給蓋了三間半房，和當地人比起來不如人家……”
——這是1963年夏、秋之季，從寧返陝的三萬多移民的第四次安置。
朝邑縣蒼西鄉蒼西村村民遷移到了大荔縣戶家鄉北寨村。原蒼西村的人均土地雖然不足兩畝，但地處井灌區，水車車出的水歡快地流淌在他們肥得流油的土地上，“那是一片渭河北岸的河灘地，種黃豆、黑豆、綠豆、花生、蓖麻，畝產小麥600多斤，皮棉150斤，一年兩季收成，小麥收後，種玉米、穀子，1958年大豐收，麥子攤在場上一米多厚；住的呢，是土木結構的廈房……”曾經入朝作過戰的北寨村支書張新堂略帶憂鬱地回憶著他們“昔日的好時光”，“可是到了這裏，溜坡地，畝產皮棉才16斤左右，棉桃小得筷子頭一樣……”
楊純正，北寨村小學的教師，帶著哲人般的沉思補充著他們村支書的話說：
“老村子人把這兒叫‘三不到’、‘狼窩’，怎麼叫‘三不到’呢?糞上不到，水澆不到，人管不到。土質不好，土地不平，坑坑窪窪，來時一片荒草地，麥子長得稀稀拉拉，鐮刀無法割，用手拔……”
而對老蒼西村村民來說，失去他們肥得流油的水澆地的悲哀後麵，還有另一種悲哀。
陝西關中地區，曾經流傳著一句廣為人知的民謠：上了蒼西坡，秀才比驢多。將秀才與毛驢相比固然不雅，但卻隱喻著蒼西村的一種古老的文明。該村是聞名遐邇的文化村，家家戶戶世世代代重教育，村裏識文斷字的人比比皆是，而且，蒼西村曾出過——個著名人物，曾在國民黨時期任北大校長，共和國誕生後曆任中日友協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的張奚若就是蒼西村人。然而，曾經著名的文化村時至今日已不複存在。移民開始的時候，1959年時年十二歲的張安堂的經曆恐怕是一個典型，它能夠說明一個文化村不幸殞落的滄桑史。
“當時我在蒼西小學上五年級，上了一個學期，第二學期移民遷移到安區。移民村五個村子的小學並在一起，上韋林小學，走十裏路，背饃上學，宿舍住不下，人靠人睡，有的孩子擠得哭，老師說：‘能坐下就能睡下。’上了一個學期，移民繼續移，又到西寨小學。上了不到一學期，家遷移到安區，上戶家鄉小學。這兒單科獨進，教學質量遠不及蒼西，在蒼西小學分數最低的，到這兒考90、100分。可是時間不長，蒼西小學的上遊生變成這裏的中下遊，而到了1961年，原在庫區蒼西小學的十五個小學生，搬安區以後就全都退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