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著名的、後來確實影響到三門峽工程命運的“用淹沒換取庫容”的觀點。這個觀點日後要接受曆史的嚴厲評判。
中國專家們沒有沉默。他們是炎黃子孫，懂得土地對農民、對於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柯洛略夫用帶有卷舌音吐出來的“用淹沒換取庫容”的一串俄語實在太沉重了。它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三門峽水庫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海跋以上的水位高)，淹沒農田325萬畝，淹沒區域移民87萬人(這個數字對於50年代的中國不是一個小數字)。假如淹沒的土地是貧瘠的或荒蕪的也罷，偏偏它淹沒的大部分是中國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膠東半島以外的號稱八百裏秦川糧倉的富庶的關中平原沃野。水利學家張光鬥憤然而傷心地說：“中國固然需要電，也不能以一個西瓜去換一個芝麻。”青年技術員溫善章先後致書水利部、國務院，提出三門峽水利樞紐應按低水位、少淹沒、多排沙的思想設計，水庫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後開的專家討論會上，溫善章、葉永毅等頗有遠慮地預言道：
關中平原土地資源寶貴，將來可能比動力還缺乏。
對於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陝西，陝西省反應自然強烈。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領導人到陝視察，陝西省領導直麵進諫，陳情與訴說三門峽庫區淹沒損失太大，應降低水庫正常高水位。陝西列舉了兩個數據：陝西省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山地，平原隻有一千多萬畝；陝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為82人，而淹沒的平原高產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00人。“用遷移70萬一80萬人口的代價，換來一個壽命隻有50年-70年的攔沙庫，群眾很難通過。”陝西領導人委屈地說，“另外，水庫回水末端泥沙淤積將逐漸向上遊延伸，西安的重工業區地基將泡鬆泡軟，甚至威脅到西安的安全……”
—威脅西安!
不少人倒抽一口冷氣。
1958年4月，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了三門峽水庫現場會議，周恩來在總結發言中確定了一條原則：確保西安，確保下遊。據此製定出：三門峽水利樞紐攔河大壩按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設計，1960年汛前三門峽水庫高程為335米，近期水庫最高攔洪水位不超過333米高程。
應當說，這是一個比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又兼顧國情進行了一定範圍的修正。願望是良好的——處於上遊的西安必須確保；處於下遊的河南、山東等易受黃河泛濫威脅的省份地區必須確保——然而，這卻是一對矛盾。當洪水來犯時，蓄水位達不到一定高度，下遊災情得不到控製；蓄水位過高時，黃河水阻斷了中遊地區(就整個黃河流域而言，陝西位於中遊)，不說淹沒關中平原大片的肥田沃野，即使很想確保的西安也難確保。人類常常麵臨兩難之境，“熊掌與魚”的命題之所以成為永恒其意義恐怕就在於此。
但這還不是尷尬的全部。更大的尷尬來自黃河本身——這條流經中國腹地，流經大半個中國，流經中國二十九個省份(不包括台灣省)中的十一個省份，因它而誕生了中華民族，也因它而使中華民族曆盡磨難的大河。這是條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稱“黃河鬥水，泥居其七”，即從黃河裏舀起一鬥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資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羅河是1公斤，蘇聯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國的科羅拉多河10公斤，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黃河在河南陝縣竟達34公斤!更形象的一種說法，黃河年平均輸沙量為16億噸，如果用載重4噸的卡車運送，需要每天出動110萬輛車拉一年；假如將這些泥沙堆成高寬各一米的土牆，可繞地球赤道27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