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光榮與逃亡 3．神秘的集體大逃亡。副省長的盛怒與內疚
1959年冬，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在信中向父親哀告：
“趕快想辦法把我和奶奶搬回來，再不回來，就餓死了!我們已經把枕頭裏的蕎麥皮都吃光了……”
這是遷移到陶樂縣的王景仁的兒子寫給父親的一封信。王景仁隻身逃回了陝西，寄身在親戚家裏。兒子和母親生命危在旦夕。接信後，他心急如焚。可是，他連路資都沒有，怎麼“解救”遠在千裏之外的老母幼子?王景仁隻有變賣惟一一件“貴重”的東西，他從寧夏穿回來的皮大衣。在華陰縣城街上，王景仁被臂戴紅袖章的稅務人員抓住了。當時正割“資本主義尾巴”，集市上不得自由買賣。稅務局要求他開一個證明，以證明他合法公民的身份及皮大衣的來路，否則皮大衣沒收。王景仁既已落籍寧夏，在陝西就算是“黑人黑戶”。無奈，他找了一個老熟人，證明算是開出了，但歸還皮大衣有個條件，那就是他必須返回寧夏(當時陝西政府各部門都在全力配合阻止移民返籍)。稅務人員“押解”著他，用賣掉皮大衣的錢給他買了張火車票。王景仁返寧後，在一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夜晚，偷偷將老母幼子接回了陝西。但此後磨難更多……
逃跑，返籍，終於釀成一股潮流。逃跑次數最多的，達七八次之多；跑回來，逮住以後遣返回寧，如此周而複始，但隻要有一口氣，移民還是往回跑。其原因已經不說自明，一是饑餓，二是氣候惡劣，三是媳婦不生孩子(移民說“讓我們斷子絕孫”)。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移民和當地人的矛盾日趨激化。
當年，陶樂縣全縣人口6000多人，移民13000多人，是當地居民的兩倍之多。按移民的說法“我們移民東西扯了一百多裏”，人多勢卻不眾。為種地，為活命，為民族風俗，移民同當地人的糾紛時有發生。水往高處流，先來者自然占據了有利地勢，在河水貴似油、水成為活命之水養家糊口之水的情形下，上遊人截水澆地，而在下遊的移民的土地很難淌進一兩股清泉，眼看著莊稼焦渴幹死，關中農民豁出命來和當地人幹架，這種聚眾鬥毆並不能改變水的流向，反而惡化了本當親密相處的寧陝農民兄弟的感情。緊接著，從河水之爭發展到井水之爭。陶樂人卸了井繩移民一怒之下拉了口豬擱到井台上宰殺，這種行動當然大大傷害了回族農民的民族感情和尊嚴，雙方發生了場鐵鍬钁頭為武器的惡性械鬥，一個移民的耳朵被鏟掉，又從脖子擦過去，差點兒出了命案子。時值會農縣縣長到移民點去慰問，餘怒未消的移民將家鄉的父母官打得重傷住院。窮困潦倒、饑餓、民族糾紛……使這群老實本分的關中農民變成了“暴民”和“野蠻人”。
當貧窮赤裸裸地展現在別人麵前時，尊嚴和人格也就不複存在。老移民們至今還能回憶起當年受人白眼惹人奚落的辛酸往事。在集鎮上他們手裏攥著可憐的錢買蘿卜，賣主—聽對方是陝西口音，忙一腳踩住布袋口，小販們害怕這些餓瘋了的老陝來偷來搶，瞪著警惕的眼睛密切注視嚴加防範。移民路過豆腐攤，眼看著白花花的豆腐垂涎欲滴，小販白他們一眼，嘴角掠上一絲譏誚和不屑：“你們移民還想吃豆腐?”他們傷心了，感覺自己的人格受了屈辱。
這個時候，他們特別懷念自己的“家”。那片在黃、渭、洛三角洲的肥沃土地和“心疼地哭著走的”棄離了的關中平原。那些祖宅。那片沃土。……
有人開始不顧性命地往回跑。要返陝必須東渡黃河，政府通令，凡渡河、乘車(包括火車、汽車)必須持“移民通行證”，沒有“移民通行證”，便隻能偷渡黃河。北洛村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農民趁夜色偷跑出農莊，當晚來到黃河邊。時值隆冬，河麵上結了層冰，青年農民義無反顧地蹬著破自行車上了冰麵，突然，“哢嚓”一聲可怕的巨響，浮冰塌陷下去，黑窟窿轉瞬間將他吞沒。幾天後，一個婦女抱著嬰兒胳膊上挎著包袱踏上了光潔如鏡的冰麵，走到河中央，腳下的冰層發出哢哢嚓嚓的斷裂聲，婦女慘叫一聲，嬰兒還來不及啼哭，母子倆跌落進冰窟窿裏，幾秒鍾內，陰鷙的黃河水完成了一次不動聲色的“水葬”……
為阻止移民返籍，陝西的各級父母官們坐鎮到了寧夏。陝西省組成有副省長和各縣縣委書記參加的工作組，工作組成員兢兢業業守在黃河邊，堵絕移民過河之路。扶老攜幼的移民們黑壓壓擁擠在河邊，哭哭啼啼哀告他們的父母官讓他們渡河，讓他們返陝回家。綽號“王胡子”的華陰縣委書記望著這一群落魄的家鄉人，心裏痛楚，但“使命”在肩，“王胡子”一跺腳，眼眶裏噙著淚水大吼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