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談頭一個角色，《雷雨》這個戲是我在1933年寫的。《雷雨》中的蘩漪，在談她之前，我先得簡單地談談我自己的家庭和我寫作的經曆。我是在1910年生在天津，那個時候還是滿清呢，已經是辛亥革命之前一年。那個時候啊，我感到在我這個童年時代是不快樂的，我的這個家庭啊，氣氛是比較沉悶，是鬱悶的。我父親當過軍官，當然他也是過去學過許多舊文學的，也作詩、作文，家裏也有不少的書可以讀。因此，我讀了許多舊小說、舊詩詞，也讀了《四書》、《五經》。那麼，後來我上了一個新式學校——叫做南開中學。那個時候已經是“五四”運動之後了，我開始讀新書，也開始接觸戲劇。大約，我進了南開中學第二年，當我15歲的時候，我就參加了“南開新劇團”。周恩來總理也在那裏演過戲、導過戲、寫過戲。我從15歲起，一直到我現在這個歲數——70歲，大約55年，就沒有中斷過參加各種戲劇活動。在我15歲以後啊，就開始學西方的文學。當時讀過莎士比亞，讀過易卜生，讀過契訶夫，可以說讀了西方比較重要的作家，他們的重要作品，差不多都有所涉獵吧。我讀這些個劇作家，當然，還有其他的文學家，我不但從他們那兒學了他們的寫作方式，比如說，學習如何寫戲，也同時吸收他們的新思想。這個新思想啊，就是說要探索光明。這個探索光明的思想，也可以說在我當時“五四”和“五四”以前，所有知識分子為了救中國、為了改造社會，都有這麼一個探索光明的思想。我們是要“為人生”而寫東西，那麼，在人生中看見了許多問題，我們懷疑；我們看見了黑暗的這些東西，我們憎惡，就像易卜生似的。魯迅曾經說過，易卜生是敢於攻擊社會的。因此，我開始寫戲，是因為我心裏頭積壓了許多憤怒，有一種必須說出來的強烈要求。在這個當口，我要談一談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啊，是個道地的封建的、父親非常專製的一種家庭。因為我父親是個軍官，所以有許多這種很強橫的空氣在我家裏頭。比如說，我最怕吃飯，因為一吃飯，我父親總好發脾氣。一發脾氣，就把下人叫來，就把廚子叫來，甚至無故地把我哥哥在飯桌上罵了一通。我們吃起飯啊，總是低著頭，誰也不說話。有的時候我的母親聽著聽著，不高興，是在難過，就離開了飯桌，而我們就默默地吃飯。這一類事情還有，比如說，等到父親晚年了，我家裏隻有四個人——我、我父親、母親，還有我哥哥。這四個人哪，有三個人抽鴉片煙，就我一個不抽。那麼，我當時所見的舊式的封建家庭，每個人的父親，每個家庭的父親，都非常專製，也非常守舊。自然囉，我的父親有他詩人的一麵，那就是寫詩這一麵，那是當他老年的時候。但是整個來說，在我所接觸的舊社會、舊家庭，就是感覺到一片黑暗，一片積壓的沉悶的空氣，壓迫著我，使我透不過氣來。
我，為什麼要寫《雷雨》？這個《雷雨》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蘩漪。這個蘩漪呀，可以說是寄托了我當時的一種對於封建社會、中國式的封建專製家庭的不滿和憤怒。那麼，現在我想談一談蘩漪這個婦女的故事。這個婦女，她嫁給一個有錢的資本家，實際上這個資本家也並不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的資本家，而是中國式的封建家庭的絕對的以這個男人說了算數的，父親說了話算數的，絕對不能違抗的，這麼一種家庭的資本家，嫁到這麼一個家庭當太太。那麼，她的婚姻是不自由的，她的丈夫非常的專製。但是，就在這樣的空氣當中，她跟她丈夫前妻的兒子戀愛了，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但是，不久呢，這個前妻的兒子就愛上了一個比她年輕得多的少女，也就是她家的一個丫頭。那個時候蘩漪作為她丈夫前妻兒子的情婦，也是前妻兒子的後母，是非常忌妒，她的忌妒簡直是不可以想象的。這裏麵就經過了許多許多的鬥爭——她和丈夫的前妻兒子的鬥爭，因為丈夫前妻兒子要拋棄她；她和這個丫頭的鬥爭；她甚至於和她的丫頭的母親的鬥爭，她可是盡了她最大的能力進行鬥爭。最後，在她最大的掙紮當中，她失敗了，她絕望了——因為那個時候丈夫前妻的這個兒子還是一定要拋棄她，她絕望，她就在絕望中要報複、破壞、毀滅。她堅決地要摧毀一切，她那個心情像火山一樣地爆發，她就要燒，燒得幹幹淨淨。因此上，就毀滅了她的情人，毀滅了她的情敵——這個丫頭，也毀滅了甚至於自己的兒子，她自己最後發了瘋。這個故事呢，當然是個亂倫的故事。有人講，這個故事跟歐裏庇得斯的《美狄亞》相似；有人講，這個跟拉辛的《費德爾》有點相似，可以拿來相比的。當然，這個天下的故事的相似啊，那是很普通的事，但是，我必須在這兒指出，就是蘩漪作為這個故事的一個主角來講，她是道地的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的，一個真實的人物，是一個我們認為十分自然、十分親切的這麼一個真人。我寫這個人物的時候，可以說是灌注了——在當時是灌注了我極大的感情的。因此，在蘩漪身上，有我個人的痛苦，有我的憤怒——就是對這個舊社會的憤怒，對封建家庭的憤怒，有我對她的同情，而蘩漪呢，就是那種中國式的封建家庭製度的犧牲品。中國式的封建家庭製度啊，恐怕是西方人不能想象的。這是一種異常專製、父權神聖、夫權神聖的這麼一種家庭，是極端的專製的。但是，她在這個她的丈夫的極端的專製壓迫之下，她不甘心，她不肯屈服，她要求自己的權利同幸福。她是要愛——她要有愛情，她不能忍受專製的丈夫的那種壓迫，當然，更談不上從他那裏得到什麼愛情了，但是她要愛情。她做了勇敢的鬥爭，當然囉，這個愛情是不合理的，是亂倫的。不過，我覺得這種亂倫的愛情在那個時候——老實說，我也必須在這兒提一提——就是說在中國的封建家庭當中經常有這一類所謂不合乎人倫的感情，不合人倫感情的關係。那麼，這個蘩漪既然要得到幸福，但是這個幸福、這個愛情，恰恰是社會上不允許的，這種亂倫的愛情，應該說是不能給予同情的。但是，在她處於這個百般的孤單、寂寞、受欺負、受壓迫、受各種環境的煎熬的那種情況當中，她對這樣的要求，我們不能因為她是亂倫的，就認為她對愛情的追求就是完全不對的。確實說她是追求一種她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愛情上的幸福，反過來說呢，這也是她對這種罪惡的封建製度的反抗和撞擊。她曾經說過，她說：“我不後悔，我向來做事情沒有後悔過。”這兩句話，就可以證明她這個人是非常強悍的，也可以證明她就是要反抗的，她可以說是中國的禮教的叛逆者。她也揭露了這種體麵、這種封建社會的體麵家庭的虛偽性，這個時候她說過，她氣極了，她說：“父親、父親”，“不像你們的祖父，叔祖同你們的好父親，背地做出許多可怕的事情，外表還是一副道德麵孔，是慈善家，是社會上的好人物”。這個就是她對她的情人——那位大少爺說的話，那麼這個話呢，正是我個人對當時的封建製度的憤怒的譴責。蘩漪這個人，是聰明的，也是勇敢的，也是熱情的，也是很可愛的，這是我的看法。當然，她也有她的不可愛的地方。第一，因為她究竟是一個太太，是一個太太這種家庭的主婦吧，所以她對她的情敵——那個少女、那個她家中的丫頭，和對她那個丫頭的母親，她都用上她的那種在舊家庭所學會的這種手腕，這是第一；第二呢，她的追求，她的反抗，要從今天來看呢，確實從她個人出發，打著她個人的一種要求，她確實需要愛情。她沒有更高的視野，她沒有更高的情操，她把一切寄托在一個完全值不得愛的大少爺，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事也不願意做、白麵書生的這麼一個少爺身上。而當她絕望的時候，那倒是她有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她就情願——她的性格就是這樣的性格——願意毀滅一切，包括她自己。所以，我曾寫過這樣一段，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曾經說過，中國老文章裏頭有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就是說，太陽，太陽啊，你為什麼還不落下來？我恨這個社會，恨這個世界，我恨不得跟你一道死了吧！這個當然指的是統治者，也指的是製度，啊，那個舊製度。但是呢，在那樣森嚴、可怖的封建社會中，應該說，她不失為一個光明的、發亮的火花。所以我說，《雷雨》，《雷雨》，這個《雷雨》啊，就是象征著要毀滅一切的這麼一種雷雨，她確實有雷雨的性格。蘩漪這個人物啊，可以說是我當時對社會、對生活的認識和感情。我曾在寫這個戲的序中，寫道“宇宙的殘忍”，我就說，“我認為，我所寫的是宇宙中的一種殘忍”。在各種情況下的死，許多人都死去了，這叫做宇宙的殘忍。當然，現在的解釋不是了，這不是宇宙的，這就是製度上麵的，清清楚楚是當時社會、當時的舊製度的殘忍和殘酷。我要用雷雨來掃蕩這一切罪惡，蘩漪呢，有憤怒，有極端的憤懣，有極端的仇恨，對這個舊製度。但是，在她那環境當中，在她那個個人的曆史當中，她是找不到出路的。這個蘩漪的沒有出路，也反映出來我自己在當時還沒有找出一個明確的道路。
第二，就是在1935年，我寫了一個戲叫《日出》。我現在所講的人物呢，是《日出》中的一個女性，她叫陳白露。我寫《日出》的時候，我已經從大學畢業了，我進了社會，我正在教書，到了天津。天津是一個半殖民地的洋場，十裏洋場啊。在那個地方，我認識了許多人物，看見了許多所謂是各種各樣好的、壞的，尤其是極其醜惡的怪現象。我可以說，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見著了中國社會的另一麵——就是除了封建之外的另一麵，那裏頭有真可說是各種光怪陸離的人物。我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又厭惡，又可憎，有的地方真的簡直醜惡到可笑的地步。那麼這些人物啊，構成了《日出》中的世態相。那裏麵，有各種各樣的人物，比如說，有錢的寡婦喜歡一個麵手，叫胡四；也有非常有錢的銀行經理，喜歡在大的旅館裏頭租了多少房子做他消遣的地方，在裏麵就藏著他所愛的交際花；那麼那裏頭，也出現了向上爬的這種高級職員，也出現了過去舊社會的官場當中的科長，在外國留過學的人，這些人都是在向上爬，俗不可耐；還有極貧窮的毫無辦法的這種小職員，一個月賺十塊二毛五，來抄寫、抄寫，一天到晚抄寫，而他的肺已經爛了，家裏頭一大堆孩子；同時，我也寫了當時的下流、下等妓院，那是更慘痛了。總之，我寫了當時社會上的各種各樣的人物，可以說，我盡量寫出當時的社會的一種狀況。那麼，在這裏頭呢，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一個交際花，當然，說是交際花，可以說是委屈了她一點，應該說，這是一個女性，這個女性叫做陳白露。這個白露呢，她過去也曾經讀過書，有一定文化。當她在女孩子時期，她也愛上一個非常可愛的詩人。那麼這個可愛的詩人呢，確實有他自個兒的理想。她跟這個詩人，也有共同的生活，在當時也有共同的認識，他們結了婚，確實是要走一條通往光明的道路的。但是呢，逐漸地這個詩人往前走，越往前走，越往前走，而她跟不上，漸漸兩個人的感情已經壞了，壞了以後，因為她自己生的孩子死了，最後他們就分開了。但是分開以後，這個白露啊，就墮落入了一個舊社會的泥坑——就是半殖民地十裏洋場的泥坑，就成為所謂的“交際花”，實際就是現在被人供養的情婦，就是那個大銀行經理的情婦。在過去，她曾經還有一個男朋友，對她還是很傾倒的，那是當她還是一個純潔女孩子的時候，聽說她如此墮落，就從老遠的地方跑來，跟她講，勸她離開這種生活。但是，怎麼說，怎麼勸，終於不行，因為她確實在這個舊社會的這種腐爛的生活當中過得太久了。她軟弱，她沒法子，明明曉得這是醜惡的生活，她沒法子自拔，即便是經過了他的這個好的男朋友的勸告，她還是不能跟他一道走。最後，她終於自殺了。那麼，這個白露，就不同於那個《雷雨》中的蘩漪。因為，這個蘩漪啊，剛才我說過了，這個故事已經看出蘩漪的性格。但白露這個人呢，她啊，她是有鬥爭的，她的鬥爭是在哪裏呢？是在她自己內心裏頭，並不是像蘩漪的那種跟她的情敵的鬥爭，跟那個舊製度的鬥爭，不是的。白露她這個內心的鬥爭，就是她究竟離不離開這個醜惡的、這個那個時候所謂半殖民地的、這種資本主義的腐爛生活的鬥爭。她想去，想離開，但終於不能離開，就是這麼一個情況，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樣寫？因為在這個戲裏頭，我已經朦朧地知道了當時的中國的社會還是有光明的一麵，這個光明的一麵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她過去的詩人的丈夫所代表的一麵，以及她另外一個從前小時候的朋友所代表的一麵，勸她要老老實實地生活，為追求光明而活著。這一些人，是代表著光明的。同時呢，我也寫了象征著光明的前途的一些勞動者，就是為建築這個大樓的那些個建築工人，這也是一種象征吧。總之，這個光明呢，不隻是屬於我們所喜愛的知識分子——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也屬於要建設將來的這種勞動者。那麼，這裏頭存在著光明和黑暗的鬥爭。這裏我所說的光明，具體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怎麼樣才能夠得到光明呢？老實說，我那個時候還是很不清楚的。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就是這個黑暗的社會必然要死亡，應該說，這個黑暗的社會將要死亡，新的社會一定會到來。所以，我在寫這個戲的末了，說太陽都升起來了，滿屋子卻是黑的，因為白露就要死了，她把幔帳拉上了，進不來太陽。而太陽在外邊，非常之亮，而且，勞動者跟著砸地基的夯子、打夯啊夯地的號子的聲音，非常的強烈，就像是一個浩浩蕩蕩的無窮無盡的生命，充斥了宇宙。這個起碼是證明，我覺得光明是有的，而且光明是一定要起來的，一定要出現的。那麼，白露呢？在這個戲一開始就徘徊於光明與黑暗之間。她向往她年輕的時候——不是，應該說是她的少年時期的純潔的非常天真無邪的好生活；她也懷念離開她的丈夫——就是那個有理想的詩人；這另外一個男朋友是非常喜歡她的，但是並沒有得到她的真愛情，但是他來找她來了，是不是跟這個男朋友走呢？她確實反複這樣地想。但是，她陷得太深了，陷於這種舒服、享受，而且看不見一點光明。她的這個最要命的是她自個兒看不見光明，而且她自己覺得她吃不了苦，也看不見日後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吸引她，這個是她過於軟弱。最後呢，她被金錢和糜爛的生活腐蝕到不能自拔。她唯一的一次鬥爭就是想救一個女孩子——這麼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子當地那個大流氓要她跟他作不正常的關係，那個時候藏在白露的屋子，白露預備救她，她就做了這麼一件好事，但是終於沒有做成。她在這個小孩的身上——就是小東西的身上——看見了她自己的影子，但是她失敗了。最後，她死的時候，她讀當初她的丈夫所寫的一本小說，就說“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麵，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她就吃了安眠藥死去了。她知道外麵有光明，最後看了一眼，她，還是自殺了，還是沉入了黑暗。這個人哪，應該說身上有一定的詩意，她的確是一個美麗、聰慧的女人，她本來可以很有作為的，但在舊社會的泥潭裏終於淹死了。我寫這個人物，有對白露這個女人的批判，也有對她的同情，同時也很惋惜這個女人，我認為她的悲劇應該歸罪於那個時候的社會。《日出》中的這個陳白露——我們假設拿這個《日出》中的白露和《雷雨》中的蘩漪比一下，那麼，我覺得我自個兒的創作道路有這麼一點點的新發展，就是我對社會的認識比以前成熟了一些，我的憤怒和譴責也多了一些。不是多了一些，而是多了一些個別成分，就是說我多了一些對整個的當時社會的分析的這一麵，而不像在《雷雨》的時候，僅僅是一腔對舊社會的憤怒。我覺得我在寫《日出》的時候，已經比以前樂觀多了，我看到了“日之將升”，雖然我還不懂得革命的具體道路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