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寄希望於未來
結尾，我們不妨把目光集中在曹禺老師生活的最後一些年裏。
1986年10月6日，曹禺老師極有興致地來到天津南開中學——五十多年前他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他是被學校師生盛情邀請來故地重遊的。老師和同學熱烈地簇擁著他，當聽到有的同學喊“曹爺爺”的時候，他的眼睛裏湧滿了淚水；當校長把一枚“南開紀念章”掛在他胸前的時候，他激動得手在發抖，一時無以作答。
在這種情況下，曹禺老師不平靜地做了即興講話，這是一個語重心長的重要講話——
感謝我的母校——南開中學的各位師長，各位同學，給我這樣熱誠的歡迎。
剛才這位同學叫我“爺爺”，我確實惶恐。是啊，我的確是個爺爺，我有孫子，但是從我的思想看，我不是個爺爺，還是很幼稚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從我的願望來說，我希望我是剛入學的那個樣子。我很小，13歲就進了南開中學，15歲進了南開新劇團。所以，我希望你們叫我一聲“同學”，我就更高興一點。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這是沒有法子挽回的。我永遠忘不了南開中學，怎麼這樣講呢？在我中學時代，它使我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並且知道什麼叫好人，什麼叫壞人。這很難，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一個人能夠看清楚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覺，在小的時候就打了基礎，而不是到了大學，到了研究院才打基礎，就是說在中小學就打基礎。而我是在南開中學打的基礎。那時是六年製，我先上的是初二，病了一年，也是讀了六年，我毫不後悔。在病中，許多很好的同學、老師來看我，幫助我。南開中學的生活十分豐富，不隻是在課堂上，還有許許多多的課餘活動。我學的是理科，我喜歡化學，那時很想在化學上學點東西。甚至，我也很喜歡數學，那時高中已經有了近代的幾何教學了。恰恰有幾位好老師，張彭春先生，他是張伯苓校長的弟弟，對我有很深很深的教育。每年都叫我演戲，他告訴我如何演戲，告訴我戲有如何的好處，告訴我從戲裏你知道人究竟是怎麼回事情。我一生都有這樣的感覺，人這個東西，人是非常複雜的，人又是非常寶貴的。人啊，又是極應該把他搞清楚的。無論做學問，做什麼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老師們就是這樣教的，告訴你如何懂得人，如何做一個好人。
還有，張伯苓校長經常講兩個字，一個字是“公”啊！當然他不是講馬列主義，但是他的意思，無非是叫我們為人民服務。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像陶鑄講的“心底無私天自寬”！一個人沒有私心，世界就變得更寬廣了，人也勇敢了，有智慧了，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盡管我們批判了種種“左”的東西，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要永遠放在心裏。老校長講的第二個字是“能”啊！能就是能力、知識啊。如何得到知識，如何獲得能力，有了知識，有了能力，就能促進社會，就能使國家又富又強，使整個社會文明起來。在座的同學，責任是很重的，你們生活在一個最偉大、最幸福的時代，前麵是寬廣的道路，我希望大家都沿著這條大道前進！
再來看看，曹禺老師在給年輕的萬方的許多信中，那些懷有厚望的囑咐和叮嚀——
不怕改！不怕兩三遍地改，十幾遍地改。美國一作家，拿出一部小說之前，他改了二十四遍。到了二十五遍，拿出來，他還要在校樣上大改。耐性與韌性，百折不回的精神對你萬分需要！我相信你的才華。但一定不要怕折磨！“大器晚成！”萬不喪氣。偶有挫折，便感到一無是處，自己一生都完了！這是懦弱的人，沒有出息的人的懦弱表現。天下事隻有幹到九十九分，還差一分時，還得拚命攀上這“一分”。這“一分”往往比登天還難，比過去“九十九分”時用的勁，還要多得多，還要苦得多。這就需要堅強！需要信心！需要無限量的自信！……你的毛病就是“浮”，不重！不要圖快，圖輕省，不要以為現在隻是人事關係。你真是作家，讀者、編輯就承認你。
但事前，必須充分準備：一、再改它幾十遍，給人看，再改；改得自己也無可挑剔了，再發出去。二、不怕退稿。傑克·倫敦的勇氣、誌氣與衝天幹勁，百折不回的“牛勁”是大可學習的。你比起傑克·倫敦來是小毛蟲，你若還不知苦苦修改，還不知退稿，再寫，再改，再改；再退了，又寫別的，寫，寫，寫不完的寫，那怎麼成！三、你還要觀察，體會身邊一切事物，人物，寫出他們！完全無誤，寫出他們的神態、風趣和生動的語言。不斷看見、覺察出來那些崇高的靈魂在文字間怎樣閃光的。你必須有一個高貴的靈魂！卑汙的靈魂，是寫不出真正的人全稱讚的東西的。我的話，請你留下來，經常拿出來，用心讀一下，揣摩一下，體會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遠。我的話，絕不是給木頭人、木頭腦袋寫的。更重要的是提高修養，使自己逐漸高貴，甚至有點不同一般庸俗人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一些作風！
世上就是有“為理想，為信念的人！”多數人是渾渾噩噩的，混日子，自私自利，不好不壞的普通動物。
你有美滿的家庭生活與比較順利的經曆，你寫東西就困難一些。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道路，看你能否善用，有勇氣與否？
一、要保重身體。正在用功，正在苦修時，必須得養體質，以便日後長期用功。每天須練體操，各種運動。
二、一定要胸懷大誌！在學問上、事業上，要有真成就。這就要能吃苦，不要貪圖享受、舒服。要善於排解眼前的苦惱。你的心要放在寫作上。成大事的人，無不晝夜專心致誌於自己的功績上的。這才稍有益於別人，稍有益於人類。你思慮的，經常是“自己”，而不是整個人的生活大事。這是致命的弱點！一個人短短百年倏忽即逝，不要到老年，後悔萬狀，那才不值得，白白浪費一生光陰！
三、不要把自己的幸福觀放在什麼“愛人”、什麼“丈夫”上，更不要放在“結婚”與“結婚後的美好生活”上。這都是幻影，偶有幸福也是短暫的，也是可望而不可求的。①
那麼，在曹禺老師的晚年又是如何呢？他從1979年最後完成《王昭君》劇本的寫作，一直到他1996年辭世為止，中間相隔了整整17年，可以不誇張地說，在創作上這是艱苦奮鬥的17年，是受盡折磨的17年，也是痛楚無奈的17年，更是自責歉疚的17年。一句話，這是令人難以忘懷的，乃至不堪回首的17年！
曹禺老師1981年到1983年在上海期間，正是全力拚搏續寫兩幕劇本《橋》（這個劇本是在抗戰勝利以前寫的，隻寫了兩幕，後來因為去美國講學就放下了。——引者注）的時候，也是給北京女兒們信中談創作狀況比較多的時候。我們不妨也看一看——
這幾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時間，再寫點東西，不然我情願不活下去。爸爸僅靠年輕時寫了一點東西維持精神上上的生活，實在不行。（看來，他始終堅持把精神生活放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上。——引者注）
爸爸最近才悟到，沒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隨遇而安，浪費青春和中年時光，這是最可憐的，想起來甚至覺得慘痛。隻有在暮年猛追一陣，補去已逝的時間，但是創作真是極艱苦的勞作，時常費日日夜夜的時間寫的那一點東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關，又得返工重寫。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現在爸爸連一個草稿，不，一個真正的大綱都沒有搞成。當然，真有一個結實的大綱與思想，寫下去隻是費時間，倒不會氣餒。
我現在為了自己最後的創作下了大決心，堅決搞下去，隻有乘著這股熱氣、這點靈氣好寫下去，我多年沒有這種感覺，沒有這種創作欲望了，難得能寫，想寫，這對我來說，是一刻千金的時候。……我也許搞不出來，但這個戲的大綱必須趁這段時間弄出來，因此，北京人藝30周年（慶典）、全國文聯開會都不能參加。這個創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後的機會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許等於不存在了。（真是令人感動，於他來講，創作完了，最後的機會完了，生命也就隨之完了！這就是他的崇高的創作觀。——引者注）
我正在寫作，每個日夜二時或三時、四時起來不等。幹上四小時，頭昏眼花，隻好擱筆，但總算有點進展。時常幹了一個月的工夫，寫好的東西，現在一看，不成樣子，又把它完全劃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計劃與大綱，今日看來絕不能用，太淺，太俗，也太無意義，隻好全部作為廢紙。然而，這一個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這一點看來站得住的東西，確實由於我這一兩年下的工夫得來的。雖然這一兩年的稿子終成了廢稿，但沒有這些廢稿的思想感情，經過一再篩濾，揚棄，是不可能造成現在這點比較站得住的東西。我覺得以往的工夫與精力，並不是白用的。
目前，我確有些氣餒，但我終不認輸，隻能向前幹，向前幹。（看來，氣餒一直或隱或現地在困擾著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引者注）
最近讀了《貝多芬傳》，這位偉大的人激勵我。我不得不寫作，即使寫成一堆廢紙我也得寫，不然就不是活人。（他已經是到了古稀之年，但從來不肯認輸，因為他是一個活人，一個堅定的人。——引者注）
曹禺老師在最後的一兩年裏，還說過這樣一些話——
心事並不頹唐，還想有所作為，隻是年老體衰，何日大去是不可知的。（他越來越客觀地體會到，歲月不饒人！——引者注）②
曹禺老師當時手邊有活頁本、筆記本、橫格本，等等。這裏最多的是打算寫的一些戲劇“提綱”。
劇名《黑店》，已經想得很細致了。人物當中，有童五、張儉、劉恭、刁仆以及柳童氏。寫了他們的性格特征，他們的身世，互相的關係和發展。還有一場場的部分對話。關於這個戲他寫道：“天地造物，有如蚊蟲，有如雪豹，有如豺狼，有如狐狸，但有的是人，更妙的是真人。風暴中有靜靜的草舍，雷電中有安靜的美好的心，它似高山岩石，似野天信鳥，它忠誠，卻忘記人間如何醜惡，黑店是人間，是人住了一生的地方，平和靜穆是一切事務，但事務的內中卻疾風暴雨。”
劇名《外麵下著雨》，寫的是一對老夫少妻，下雨天在屋子裏共度時光的情形，是個獨幕劇的構思。已經寫出了大段台詞。
劇名《嶽父》，這個嶽父最早是擺攤兒的人，後來發了財，開了銀行，膝下有五男五女，五個女婿，每個人都有曲折的經曆。其中一個女婿是地下黨，嶽父掩護了他，還掩護過別的地下黨員，戲一直發展到解放以後。戲裏還有一個愛聽好話的人和一個說謊的人；一個能說的騙子和一個專愛受騙的傻子，外帶一個不正直的聰明鬼。
劇名《張好好》，此人是個歌女，她的雙手像兩隻飛動的鷂子，奏出明快而略帶哀傷的音調，唱出——“撲達達，淚如梭，有情偏被無情磨……”
一個還沒有想出劇名的戲的構思，一個人物叫“膽大”，一個人物叫“膽小”。“膽大”是一個好衝動、自以為是、好冒頭出問題的人，偏說別人不敢說的話；“膽小”是事事害怕、處處設防、唯恐戴上枷鎖的人。再有個人物叫做“神”，“神”冷酷、專橫，把“膽大”和“膽小”都壓在了大山惡石之下麵。在宇宙洪荒之中，大地震怒，把“神”也壓在了大山惡石之下，於是有了“神”“膽大”“膽小”三個的對話。
想寫“鬥戰勝佛”孫悟空的戲，寫如來的戲。其中有一個大學者，孫悟空向他請教時，才發現此人腦袋和心都是空空如也的。孫悟空感慨地說：“怪不得這樣神氣，四大皆空他就占了兩樣，頭空、心空，做了一生萬事通，善哉善哉！我要拜他為師。”③
我曾經問過曹禺老師，一場好的戲劇演出，標準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一場好的演出必須能引起觀眾的思考。思考什麼呢？一是未來，一是人生，一是人類。”而他的所有劇本創作，從結構提綱開始就都是圍繞這些命題進行的。也許，這才是非常獨特不同之處、難能可貴之處。
曹禺老師住在北京醫院的最後日子裏，經常要說的一句話，便是“青春真好！……青春真好！……”有時，一天之內要反複好幾次。為什麼如此呢？大約，這裏既有對自己寶貴青春的追憶和留戀，也有對青年人寶貴青春的羨慕和期盼。顯然，他是衷心地寄希望於未來的，而未來總是屬於青年人的。
曹禺老師在晚年時間裏——1980年，曾經向一些戲劇後來者們作過一次長篇講演，題目是《我劇本中的三個女性》。今天讀來，仍舊使我們深切地感到，他是滿懷激情的，是真摯坦誠的，也是語重心長的，更是期盼很高的，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大家的深長思之。
先生們、女士們：
我寫第一個戲是在三十年代的初期，那個時候我還在清華大學讀書，以後我一直是寫戲的，但是整個說來我寫戲的數目並不多，一共有十二個。這個原因很簡單，我是個慢產的作家。可是呢，即便是作品的數目不多，但是要我自己談，也很困難，因為我不善於分析自己，我很為難。我常讀到別的專家對我作品的分析，我非常佩服，他們談的確實比我談的深刻得多了。我不知道別的作家是否跟我一樣，我懷疑恐怕是一樣，因為很少有作家願意談自己的作品。主人既然給我出了這麼一個題目，這對我是個難題，當然，也怪我冒冒失失地答應了，現在不好食言，隻好硬著頭皮來交卷。我想了一個辦法，在我作品中選了三個劇本，在其中呢，我又選了三個女角色，談一談我是怎麼寫她們的，我當時寫的時候是怎麼一種感情，是怎麼一種思想，並且把她們彼此作一些比較。從這樣一個小小的剖麵來談談我創作中的階段和變化。這三個戲，就是《雷雨》、《日出》、《北京人》，這三個角色，就是《雷雨》中的蘩漪、《日出》中的陳白露、《北京人》中的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