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
下午二時看昆曲，寫、排、演都很好，但劇作者有些自負。我讚譽了他，他更有些自負了。今後，不可亂讚譽人。我在外麵易誇獎，人們往往以此為榮，其易生誤解。
想《橋》的結構不通，十分苦惱。
11月29日
我應重新成為一個新人，把我過去種種虛榮、讚譽與毀謗都忘記，不想有些人在我背後的話，不想過去的荒誕、疑慮、多心、膽怯，追求名聲、享受、安逸。我要成一個一心為真實，為理想，為人民做好事，說真話的人！不再猶豫，不再怕人們對我的歧視、輕蔑，因為那些人的稱讚，我過去太重視了，以至於迷了路。我的陽光快盡，燭火將熄，但我還有時間改我的過去種種謬誤——隨波逐流，趕潮流，聽人們說過的話自己又重複一遍的話。我要說我的真心話。
12月21日
上午到人大會堂浙江廳，喬木同誌接見作協理事會部分人員。巴金談“無為而治”，“愛護作家”等。喬木同誌大談“有為與無為，治與不治”，實即反駁。大家談及新華書店發行問題，有馮至、韋君宜，我也說話。我又激動萬狀，實不可取，今後一定改。
少講話，或不講話，言多必失。
要講話就應該冷靜，會好一點，萬勿激動。
表態，就不應有意氣，仍需冷靜。不動感情。多考慮！
筆者有幸在曹禺老師身邊工作、學習了幾十年，在做戲——主要是戲劇文學，和做人上，他長時間地、耳提麵命地給予我們以熱情地、親切地、具體地、深入地關懷與指導，不但使我至今不忘，也會使我終生不忘。關於曹禺老師的為人處世，以前似乎聽到了許多，甚至是有很不一致的、矛盾的地方。比如，有人說他“太會做人了”。也有人說他“做人很真誠”。現在讀過他的日記，這倒是應該統一起來了。表麵上看，他好像是“太會做人了”，但是本質上看，他確乎是“做人很真誠”。
毋庸諱言，曹禺老師由於出身、教育、經曆、性格，以及他們那一代作家的職業影響，使得他一生都有些怕事，怕得罪人，所以常常是隨聲附和，甚至是誇張地隨聲附和。也許這是他“太聽話了”的根本原因所在，更是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能做到從心裏“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的根本原因所在。而這裏還要著重提到的是，他同樣也是一個很矛盾的人、不甘於此的人、努力掙紮的人，請看在日記裏他多次對於自己在公開場合的言行，是十分不滿意的，甚至要痛罵自己一頓。同時，隻有在日記裏，才能說出許許多多的真心話：“我確實感到自己想寫什麼，便寫什麼！不能有東西箍著我的頭，什麼思想，什麼條條、框框妨礙我的筆。‘自由’當然不能絕對，但寫作時必須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觀點、思維、感情——愛的、憎的、純摯的情感去寫！不然，我將憋死！”
萬分遺憾，曹禺老師在晚年日思夜想的劇本《橋》，最後竟然也沒有續寫完成，這成為他一個終生沒有圓成的最後的夢。“我連信都寫不出，寫文章就更難了！”這是他在多年煎熬當中，發自內心的痛苦呐喊。我們仿佛真的感覺到了“他用尖刀紮進自己的心窩，流著血！”那麼，再追問一下，曹禺老師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都跑到哪裏去了呢？大約這裏擠滿了搞運動、開會議、做交代、去勞動，以及各式各樣的、大大小小的、情願和不情願的應酬式的公務活動。這樣做到底於國計民生有什麼好處呢？恐怕主要的是極度浪費了時間，極度浪費和踐踏了人——戲劇大師、戲劇詩人——的無可挽回的昂貴生命。
我想引用曹禺老師的一席話和一首詩，為這樣一部人間悲劇畫上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吧。
曹禺老師沉痛地說：
最近從報紙上看到袁偉民對運動員講的一段話，他說——“不要被金牌的壓力卡住，心裏有東西墜著，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發揮出來。”這很有啟發。我就是總有東西墜在心裏，心裏墜著東西就寫不出來。魯迅說，他寫的是“遵命文學”，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個領導人。多年來，我寫戲都是領導上交給我的任務，我也寫了幾個，有的也沒寫出來，像河北省的抗洪鬥爭，像私營工商業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沒有寫出來。現在歲數大了，更寫不出來了。我77歲了，後悔讀書讀得雜，讀得亂，好像沒有讀透過一本書。解放後，總是搞運動，從批判《武訓傳》開始，運動沒有中斷過。雖然，我沒當上右派，但也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動了。做人真難啊！你知道《王佐斷臂》的故事吧！戲曲裏是有的。陸文龍好厲害啊，是金兀術的義子，把嶽飛弄得都感到頭痛。是王佐斷臂，跑到金營，找到陸文龍的奶媽，感動了奶媽，把陸文龍的真實遭遇點明白了，這樣才使陸文龍認清金兀術，他終於明白了。王佐說——“你也明白了，我也殘廢了。”這個故事還是挺耐人尋思的。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讓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啊！明白了，你卻殘廢了，這也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太多太多了。①
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曹禺老師寫了這樣悲苦的詩——
雷從峽穀裏滾響，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
我聽見風吼，黑雲從烏暗的天空
猛壓在頭頂。
從雲裏垂下來一些黏糊糊的，
那是龍吐出的長舌，那是龍的尾巴。
像無數的鉤鉤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
地上噴出火，
我的全身在燃燒。
洪水泛濫，暴雨像尖錐錐透我的背，
我向天高吼：“來！再狠狠地折磨我！”
大地顫抖，高樓、石頭、水泥塌下來，掩埋了我全身。
土塞住了我的喉嚨，
我向天高喊：“來吧，我不怕，你壓不倒我！”
“你不是龍，連一條蛇都不配，嚇不倒我！”
我看見了太陽，圓圓的火球從地平線上升起。
我是人，不死的人，
陽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風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來了，
因為我是陽光照著的自由人。
當我要就此打住的時候，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曹禺老師後半生最大的痛苦究竟是什麼呢？大約就是不能說出真心話來吧。他在寫作裏不能說，在生活裏同樣不能說。如同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一樣，戴著解脫不掉的“套子”終其一生，真是悲到了極點，也慘到了極點。有一位哲人說過：“我有了言論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貢獻給人群，這是人向社會的應該負的責任。”被剝奪或作踐了說真心話的權利，就等於被剝奪或作踐了做人的權利！不是嗎？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到了巴老一番重要的話，或許對於我們深入思考是大有所補益的——
再說“創作自由”
三個多月沒有寫“隨想”，原因仍然是寫字困難，雜事不少，既無精力，又無時間。幾位老朋友看見我這麼久不發表文章，以為我要擱筆，擔心我心上那點餘燼已經冷卻。有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來信問我是不是找不到題目。他的用意我理解，倘使要我說真話，那麼根據我目前的健康情況，我似乎應當“擱筆”了。我從來不“找題目”做文章，隻是有話才說，但我也有避開擺在麵前的題目不聲不響的時候。因為有病，經常心煩意亂，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題目講不清楚，不如不寫，沉默對養病的確有好處。不過為了報答朋友們的關心，表示火種猶在，我又帶病執筆，無論如何我總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隨想”的計劃。
前些時候大家興奮地談論“創作自由”，確實熱鬧了一陣子。大半年過去了，現在人們又在議論怎樣加強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可能還要談一年半載吧。能夠談出名堂來，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傳播的那樣，一提到“創作自由”，有人就想起這一段時期的大大小小的壞事，擔心又出現了什麼“自由化”的問題。有位朋友開玩笑說，“創作自由”好像一把懸掛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寶劍，你想著它拿起筆就有千萬斤重。我勸他不必提心吊膽，我說：“不會有人打小板子了。”我從小看慣了大老爺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腦子裏小板子比外國的寶劍更具體、更可怕。
我一生和創作的關係不能說不密切。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寫任何作品，比如我在巴黎拉丁區外國窮學生住的公寓小房間裏，寫頭一本小說《滅亡》，或者在貴陽和北碚的小客棧中寫《憩園》，或者在重慶和上海兩地斷斷續續地寫《寒夜》，並沒有人來看我如何下筆，或者指導我怎樣寫作，我自己也從未想到我有沒有這樣或那樣寫下去的權利或自由。我隻顧照自己的想法寫下去，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我就這樣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壞，我把它交給讀者去評判。讀者願意花錢買我的書，我才能夠靠稿費生活下去。我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懂得一些寫作的甘苦，可是我沒有花費時間考慮過“創作自由”。“創作自由”就在我的腦子裏，我用不著乞求別人的恩賜，也不怕有人把它奪走。（後來我在自己的腦子裏設置了不少框框條條，到處堆放石子，弄得舉步維艱，那又當別論了。）我下筆之前從來不曾想好完整的、不會變更的小說情節，我是邊寫邊想的，因此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我的寫作計劃（腹稿），也沒有人告訴過我應當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始終相信那一句老話：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我寫我熟悉的生活。我執筆的時候從來不問自己：為什麼寫作？我活著總是希望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換句話說就是要盡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我不能“白吃幹飯”，而且別人也不讓我“白吃幹飯”。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責任吧，不過這責任是我自己感覺到的，並不是別人強迫地放在我肩上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他的作品對社會起不了好的作用，讀者就會拋棄他。那才是可悲的事。
總之，自由也罷，責任感也罷，問題還得在創作實踐中解決。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去“文革”的十年，那個時期連做人的“自由”也給剝奪了），但是在舊社會中因為沒有 “發表自由”和“出版自由”，雖然也曾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我卻吃了不少苦頭。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說《萌芽》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第二年當時在上海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又不讓我的中篇《電》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但是這些不成熟的作品並不曾因此消亡，它們還留在人間。當然它們終於會消失，因為讀者需要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