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曹禺老師要利用晚年的寶貴時間,緊緊握住手中的筆,再一次把心裏的寶貝,把精美的藝術作品,奉獻給讀者和觀眾的決心已經下定。然而,下決心容易,實踐起來卻是很難很難的。這一點對他,對我們來說,幾乎都是始料未及的事。

就是在這以後的不久,曹禺老師生活裏發生了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那就是他與京劇著名老演員李玉茹結婚了。這真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為此,巴老還特意在上海請了一些老朋友,在錦江飯店舉行隆重宴會,慶賀他們的新婚。

曹禺老師和李玉茹結婚的消息,最早是從香港一些報紙上傳出來的。當有人問曹禺老師的時候,他還不好意思承認。因為他已經是近70歲的人了,還要結婚,總不大容易開口。曹禺老師回憶說:“那年我都69歲了,都那麼老了,我告訴玉茹,總不能等到70歲再結婚吧!於是,就開著汽車到月壇街道辦事處辦理登記。辦事處都是一些青年人,我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那種場麵,是很難為情的。老朋友問起,也是這樣。那天還好,道了姓名,他們都很熱情,把我們引進另一間房間裏,辦了登記手續。回來以後,我們和兒女們講了,他們也都沒有意見。四屆人大期間,趙尋同誌以請巴金的名義,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結婚儀式了。”

李玉茹大姐這樣回憶說——

我是曹禺的觀眾和讀者。早在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就看過中國旅行劇團演過的《日出》,還有《蛻變》,我就知道曹禺了。1946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劇團,認識了吳性栽,是他出資成立了文華電影公司。這個人雖說是個資本家,但很喜歡藝術,喜歡結交藝術界的朋友。他每個星期都請我們吃飯,就在那裏認識了曹禺,還有佐臨、金山。那時,我對他是很崇敬的。他也願意接近我們。他酷愛京劇,他正想寫一部反映藝人生活的戲,就有機會在一起扯談,也常去曹禺家裏。每次去,看到他書架上有許多好書,我那時年輕,很幼稚,很想學習。受他的影響,買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西線無戰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對我說:“你要讀些新小說,這對你演戲、對你藝術成長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來過。1947年到1948年,這一段時間,我和曹禺接近較多。我還記得,在他當時送給我的書中,還有一本灰色封麵的《新民主主義論》,可惜那時我沒讀懂。他和方瑞臨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囑咐我好好演戲,不要聽信謠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灣。他說,共產黨來了,是會尊重藝術家的。走時,他和方瑞還來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套文藝叢書送給我。總之,那時我對曹禺、對方瑞大姐是十分敬愛的,他們給了我這樣一個剛剛走上京劇舞台的年輕人不少懇切的幫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師又是朋友。⑥

在十年“文革”當中,曹禺老師和李玉茹大姐,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天各一方,又都受到了衝擊和種種迫害,自然沒有什麼繼續聯係可言。1978年,李玉茹看到了剛剛寫出的《王昭君》話劇劇本,她被劇本裏的藝術魅力所征服,並很是為曹禺老師的成功而興奮不已。突然,她想到能不能把它改編成京劇劇本,而且就由自己來扮演王昭君呢?於是,她打電話給曹禺老師說出了這個想法。曹禺老師笑著回答說:“你長得太胖,不適合扮演昭君了。”話劇劇本改編京劇劇本的事也沒有反應。後來,他們就又中斷了聯係。

1978年的冬日,曹禺老師去上海辦事。偶然間,他由任德耀(著名兒童劇導演——筆者注)陪同去登門看望李玉茹。這次難得的相逢,他們得以述說各自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曆,兩個人一下子真的成為了患難知己。當李玉茹得知方瑞已經在“文革”中辭世以後,心裏十分難過,既為自己所敬重的老大姐遠行而悲痛,又為曹禺老師失去多年伴侶而傷感。對此,曹禺老師完全看得清清楚楚,完全看到心裏去了,急忙說:“我們好不容易度過了那些苦難的歲月,今後無論如何也應該振奮起來啊!”顯然,這是兩顆孤寂冷落的心在一點點地向著一起靠近。

再接下來,是1979年春天在北京的相見。李玉茹這樣回憶說——

我們到歐洲巡回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在北京醫院住院,他的身體很虛弱。他原來就有心髒病,還有膽結石,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兒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過來。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給他的生活帶來的困難太多了,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處境。“文革”中腰被打傷了,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也是很難很難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這一次會麵,我們再次談起十年動亂,談到劫後餘生,都覺得自己是撿來一條命。一定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過得更充實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幫”之後的生活,真是太令人迷戀了,我們都感到應該珍惜這些用千百萬人犧牲換來的好日子啊!⑦

雖然,李玉茹心裏是這樣想,但還是很有些顧慮的,有些矛盾的。她事後解釋說:“我的顧慮較多,粉碎‘四人幫’以後,我還沒做什麼事,又有兩個相依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歐洲演出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了解所尊重的,是可信賴的。他的生活道路也是坎坷的,方瑞又那麼早離開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覺得是應該結合的,這是一件好事。但我顧慮的是不能把事業耽擱了。我也不甘心做一個家庭主婦,更不願傷孩子們的心。然而,想不到孩子們是那樣通情達理,都希望媽媽有一個老伴,這就使我解除了許多顧慮。”在這種情況下,李玉茹從歐洲一回來,立即給曹禺老師寫了一封充滿思念和關愛之情的信,而且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充滿思念和關愛之情的回信。後來,在1979年召開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曹禺老師和李玉茹大姐又長談了一次,深談了一次,在“工作,誰的工作也不要耽誤;家庭,北京、上海兩個家庭都要維持著”的原則下,他們正式結為“秦晉之好”了。為此,他們自己興高采烈,大家也紛紛對他們表示衷心的祝賀!

從曹禺老師這個角度來看,結婚真是很需要的。為此,他曾經坦誠地說——

我是很感謝玉茹的。這幾年,我兩場大病住院,都是她來照顧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許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顧是兒女們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幫助。最近,她寫《青絲恨》(京劇劇本——引者注),我提了意見,我還給她講了一個多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對玉茹來說,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這個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紅了,她母親管她很嚴,所有的錢都是她母親掌握,不讓她沾一分錢;“你演戲,我管錢。”她母親就是這樣一個人,被京劇界稱為“四大媽”之一。“文革”時,來了好多人,抄了一個星期,硬是把錢財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慘的啊!所以,她對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還要好好搞戲,事業心是很強的。老實說,我們倆生活得很美滿。⑧

李玉茹也是這樣坦誠地說——

結婚後,我們是很融洽的。我們相處得很好。不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想著寫東西,他抄了《橘頌》和李商隱的詩給我,鼓勵我。我寫《青絲恨》的時候,他放下手頭很重要的事來關心我,他不願意耽誤我的工作。最近,香港邀我去演出,一下子就要分開幾個月,我擔心他的身體,但他說:“一定要去!不要管我,能讓香港,甚至台灣的朋友,看到你60歲了還能演出,還能保持藝術的青春,這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是有許多矛盾的,有許多工作和家務事。我想,我要工作,也要照顧好曹禺,作為妻子應當多多照顧他,照顧好。這也是工作,我們都是共產黨員!

他經常有“老之將至”的心情,他希望80歲前寫出一部劇本來。我在他的身邊,他心中就有了著落,我也盼著他能寫出東西來,我覺得我有責任照顧好他。

他是藝術家的性格,不是很冷靜的。他有時很急躁,很頂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覺得他心靈上是很年輕的。他特別喜歡年輕人,喜歡和他們談心。他不會料理生活,和年輕時一樣,但我們從來沒有紅過臉。他若寫出作品,哪怕我再累些,這對我就是莫大的慰藉了。”⑨

有人說:“曹禺同李玉茹的結合,也不是偶然的,他們很早就相識。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結合更帶有時代的悲喜劇的色彩,是劫後餘生的共同命運把他們連接在一起了。”此言不假。

注釋:

① 引自《曹禺從〈雷雨〉談到〈王昭君〉》。

②③ 引自《莎士比亞研究》。

④ 引自《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

⑤ 引自《趙浩生〈大公報〉上的報道》。

⑥⑦⑨ 引自《李玉茹與田本相談話記錄》。

⑧ 引自《曹禺與田本相談話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