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文化曆史背景之下,曹禺老師還收到了畫家黃永玉(即前麵英若誠所提到的“讀者來信”)的一封熱情洋溢又恨鐵不成鋼的來信,其中寫道——

曹公曹公!你的書法照麻衣神相看,氣勢雄強,間架縝密,且肯定是個長壽的老頭,所以你還應該工作。工作,這兩個字幾十年來被汙染成低級的習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滿實實在在的光耀,別去理那些瑣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應該:“全或無”;應該:“良工不示人以樸”。像蕭伯納,像伏爾泰那樣,到老還那麼精確,那麼不饒點滴,不饒自己。

在紐約,我在阿瑟·米勒家住過幾天,他剛寫一個新戲:《美國時間》,我跟他上排練場去看他邊排邊改劇本,那種活躍,那種嚴肅,簡直像雞湯那麼養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輪流開車走很遠的公路回到家裏,然而一起在他們的森林中伐木,砍成劈柴,米勒開拖拉機把我們跟劈柴一起拉回來。兩三噸的柴啊!我們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我覺得他全身心的細胞都在活躍,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那時我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台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台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於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誰也不說不好。總是“高!”“好!”這些稱頌雖迷惑不了你,但混亂了你,作踐了你。寫到這裏,不禁想起了莎翁《馬克白》中的一句話——“醒來啊馬克白,把沉睡趕走!”你知道,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如果能使你再寫出20個劇本需要出點力氣的話,你差遣就是!艾侶霞有兩句詩,詩曰:“心在樹上,你摘就是!”

晚 黃永玉謹上

曹禺老師曾經讓英若誠把這樣一封信,當著他自己的麵讀給了那位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聽,至今這位洋人也不明白是發生了什麼事和究竟是什麼意思。大約,他是永遠也不可能明白的。

對於這一切,曹禺師曾激動地寫了一首詩作答——

死去原知萬事空,

忍看山河代代窮!

從今再不事雜瑣,

拚將殘勇賦春風!

那年,在明媚的春天裏,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林默涵,於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宴請遠道而來的美籍華人、著名作家趙浩生先生。參加宴請的人還有曹禺老師,以及夏衍、臧克家、吳作人、蕭淑芳、李可染、趙丹、張瑞芳,等等。後來,趙浩生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一篇重要報道,敘述了這次多年沒有的、難能可貴的文藝界“大團圓”——

在一旁看著這個“大團圓”場麵的,是劇作家曹禺先生。我從接觸到話劇的時候起,就是個“曹禺迷”,我不但一讀再讀、看過他的戲,也演過、導過他的戲。

他的作品是中國近代史進程中,一團耀眼的火種,一座座光輝的紀念碑。從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後的《明朗的天》。他以單純的正義感和動人的藝術,一步步引導著千百萬人走向和共產黨不約而同的道路。但過去十幾年,人們耳邊聽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紙隻字。

可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他。當樣板戲獨霸舞台,整個中國金玉不振、瓦釜齊鳴的時候,人們更崇敬他的藝術,等待著有一天他會重新出現。

如今,站在他的麵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我激動得喉部哽咽,兩眼濕潤。麵對著這位最會表達奔放感情的劇作家,我的感情卻凝塞起來,隻能笨拙地說:“看到您,我真高興!”

這位“失蹤”沉默了十幾年的劇作家,比我記憶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別顯著的,是他的麵色有些蠟黃,右眼下出現一塊黑記,這顯然是多年精神上見不到陽光的刻痕。⑤

接下來,趙浩生還專門采訪了曹禺老師。而且,國外的韓素音、阿瑟·米勒等許多朋友、作家、記者和戲劇家都拜訪了曹禺老師。前來拜訪的人,幾乎一致的印象是,曹禺老師身上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朝氣,談笑風生,自由舒暢。有一位老朋友這樣說:“我認識曹禺有二十多年了,可是近幾年和他的幾次接觸,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一股新的生氣。‘您比過去話多了。’我脫口說出自己這個新印象。他很有感慨地說:‘是的,過去我講話要慎重考慮,不能隨便講,現在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的民主氣氛濃厚起來了。’接著,他反問我一句:‘你不覺得嗎?’我急忙回答:‘是的,是的。’”

我們這些在曹禺老師身邊的人,也確確實實感覺到,他常常滿臉帶笑,而且話真是多了。記得,在一次文藝界召開的座談會上,他竟然開口講了兩個多小時,真是滔滔不絕,麵麵俱到。盡管他對自己的這次表現感到歉意,看得出來他還是願意把心中所有的話,全部傾訴出來與大家共享。雖然說有時還有些心有餘悸,但不像過去那樣膽戰心驚,要擔心自己的話有什麼錯誤,乃至有點誇張,而被人抓辮子、打棍子,不依不饒。不能不說,這確乎是一種精神上的大“解放”。

這樣一種比較平等、比較民主的氣氛,已經久違了,它不能不給曹禺老師的晚年帶來難得的歡悅和舒暢。老實說,他在接待外賓的時候,也和過去的膽小怕事完全不同了,基本上是直抒胸臆,縱情而談,仿佛是變了一個人。

不妨,再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他親自陪同美國著名劇作家、《推銷員之死》的作者阿瑟·米勒,觀看北京人藝的保留劇目、郭沫若寫的《蔡文姬》。沒有想到的是,阿瑟·米勒對這出戲格外有興趣,不論是富有異域風俗情調的舞台美術設計,還是導演不同凡響獨具一格的安排調度,以及演員的成熟完美的表演技巧,都是連連誇獎,讚不絕口。然而,他卻直率地對曹禺老師說:“坦白講來,也許是我對你們的曆史情況還不熟悉,但我必須告訴各位,我覺得這個話劇相當沉悶。”曹禺老師突然睜大了眼睛,用英語說:“這個戲為什麼使你感到沉悶,能不能告訴我們?”阿瑟·米勒停了一下以後,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覺得這個故事,在前一個小時之內講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組人物重複著,但每說一次,並沒有增加什麼新鮮的東西。”曹禺老師幾乎沒有停頓地大喊一聲說:“好!好!”在場的導演和演員也都鼓起掌來。曹禺老師繼續說:“我們在這裏搞了六個月,要想找出來為什麼這個話劇會如此沉悶,可是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並且告訴了我們。”曹禺老師接下來又向阿瑟·米勒提議說:“為什麼你不在這裏留下一個星期幫我們修改呢?”就是這樣,阿瑟·米勒對於這次會見,感到十分愉快,印象十分深刻。他後來回憶說:“在我們分手的時候,我心裏在想,真奇怪,我們竟然這樣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對方。”他說曹禺老師“六十多歲了,黑頭發,矮小好鬥,一分鍾也坐不住,也忍不住開玩笑”。

記得,曹禺老師和於是之以及筆者一起采訪科學家,準備寫一個劇本的時候,他的臉上常常露出笑容,而且越來越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了。當時,我們為了采訪全國科技大會代表方便,就住在西苑賓館,一套大房間,他住在裏間,於是之和我住在外間。每天,我們討論劇本提綱時常要到很晚很晚才結束,可是等我們睡覺以後,曹禺老師還要在半夜裏起來關心我們。他打著手電筒逐個“查查鋪”,看看睡好沒有,被子是不是沒蓋好。而且,有時白天采訪太累了,晚上就放假輕鬆一下。曹禺老師會買來高級葡萄酒,和罐頭油炸花生米,一邊喝,一邊吃,一邊談,他興致極高地給大家說說自己出國當中,各種各樣的故事和笑話。於是,人們談笑風生,心情便越發地開朗樂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