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從地獄裏逃出去
1975年的金秋季節，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多年的張穎同誌，突然來到曹禺老師的家裏。張穎親切地說：“前幾天，總理接見外賓，我見到了他。總理特意問曹禺近來怎麼樣？”曹禺老師聽到以後，頓時語塞，一下子忍不住地熱淚盈眶了。張穎繼續說：“我彙報總理，曹禺的夫人方瑞已經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體都不大好。總理沉默了好一會兒，說——‘你該去看看他才是。並請代表我和鄧大姐向他問好。請他多多保重。’”曹禺老師連連點頭，不停地說著：“謝謝！謝謝！”張穎還說：“曹禺同誌，您要振作起來，好好保養身體，國家需要您作出貢獻。”第二天，張穎又向總理作了彙報。總理指示說：“這些同誌都是中國的寶貝，得想個辦法讓他們出來。這樣，過幾天，你給安排一下，先讓曹禺出來接待一次外賓，亮亮相，看看社會反應以後再說。”
接下來，張穎出麵安排曹禺老師與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話劇老藝術家千田是也見麵，並且在媒體上進行了公開的報道。從此，已經失蹤七年之久的曹禺老師又出來了，頓時引起很大的轟動。國外有的媒體這樣寫道：“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重新複活了！”
又過了不長的時間，曹禺老師以激動萬分的心情，給周總理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表示，願意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貢獻給人民，希望能夠得到一份適當的工作。周總理看過信以後，馬上作了批示，表示同意曹禺的意見，支持他出來工作。至此，曹禺老師才正式得到“解放”，恢複了作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幹部的身份。
1975年初，曹禺老師參加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親自見到了久違多年的周總理，並且聽到了周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此刻，曹禺老師已經得知周總理身患重病，因此心裏不止一次地暗暗祝福著，祈禱著。
1976年1月8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以沉痛的語調宣布了——周恩來總理已經逝世。正在家裏的曹禺老師聽到以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當他再一次聽到播音員說出“周恩來”三個字的時候，心髒往下一沉，眼淚如同決了堤的河水，一下子湧了出來，不可遏止。
後來，曹禺老師坐在那裏，欲哭無淚欲泣無聲，嘴裏不斷喃喃地、反複地說著：“……周總理去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隨之而逝。”
在那些日子裏，曹禺老師不止一次背誦著天安門廣場上，在千萬人當中流傳開來的一首詩歌——
人民的總理人民愛，
人民的總理愛人民。
總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總理心連心。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發出文件，宣布給曹禺老師平反落實政策。這時，他含著淚水微笑著說：“我相信，我已經從大地獄裏逃出來了！”
1986年，曹禺老師寫過一篇《應該記住》的文章，記述當時的一些情景——
十年前的一天，我的小女兒（萬歡——引者注）很晚回到家裏。
她一進門，徑直走到我的床前。她的臉因為激動而變得異樣，目光閃閃，聲音也有些顫抖，她說：“爸爸，咱們有救啦！”她告訴我“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
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這不是真的，還怕很多很多……我記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個窗口，整座整座的樓都亮著燈，就像過年時一樣。我走著，然而感到難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覺得我的心髒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人生，曆史，中國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時都化成了一個字眼，我的聲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沒出聲，我喊道：“天哪！”
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有多麼緊！
後來，我又聽到第二個、第三個人告訴我。雖然仍然是關著門，壓低了聲音才敢說的，可是我終於已經有了相信的勇氣和力量。
也就是在1978年3月的一天，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裏舉行老舍平反追悼會。曹禺老師的身體仍舊很虛弱，並且精神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然而，他依然來參加了。追悼會還沒有開始，他就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了會場。他走進門以後，一聲不吭，便徑直來到遺像前麵，旁若無人地向著老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站在了一旁；等到追悼會結束以後，吊唁的人陸續向外走著，他也跟上去，走出會場不久，又突然轉了回來，再次向著老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誰也想不到的是，他第二次出去並沒有走遠，當胡挈青、舒乙等親屬捧著遺像走出來時，他硬是攔住了去路，第三次向著老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眾所周知，四十年代，曹禺老師和老舍一起在美國進行文化的交流訪問，交往很深。解放以後，又是他把老舍叫回國來參加文化建設。“文革”中老舍含恨投下太平湖以後，他肝腸欲斷，悲痛欲絕。這裏，鞠下深深的九個躬不正是表達了他那由衷的痛惜、歉疚和憤慨嗎？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美籍華裔學者趙浩生采訪曹禺老師時，記下了被采訪者這樣一段驚心動魄又引人深思的話——
（他們說我的罪狀是）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三十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大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要厲害啊！①
我以為，人性的本質在於尊嚴，而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靈魂。由於有了靈魂，人才比所有其他種種生物都要高尚得多，珍貴得多，神聖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隻要有了靈魂就可以控製和指揮整個宇宙，然而反之也就連人自己都能丟失掉。曹禺老師是一位敢於又善於在戲劇舞台上“攝魂”的大藝術家，如今他竟然被別人“攝魂”，而且是采用了最原始的、最野蠻的、最粗暴的、最荒謬的和任意蹂躪人格、人權、人性的方法。對此，他怎麼能不感到，要比失去自己生命更加可怕、更加悲痛和更加不能容忍呢？而一旦重新找回了靈魂以後，他又怎麼能不格外地為之歡欣鼓舞、意氣風發呢？
正是在這種大好的形勢下，曹禺老師義無反顧地就戲劇文學問題，發表了他多年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非常有見地的、完全符合藝術規律和原則的重要美學觀點。
據我所知，在這個時期曹禺老師的許多發言與文章中，都非常強調作者的天職是寫人，是寫人的價值，是寫人的尊嚴，是寫人的力量，是探索人的靈魂之深。總之，是對人的發現和認識。他在《莎士比亞研究》的發刊詞和《做莎士比亞的知音》文章裏說：“有史以來，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學巨人教給人認識自己，開闊人的眼界，豐富人的貧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導人懂得人的價值、尊嚴和力量。莎士比亞就是這樣一位使人類永遠又驚又喜的巨人。”②“戲劇的世界是多麼廣闊、遼遠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識與文化，尤其是對人的認識，表現得多麼美麗，多麼翔實，又多麼透徹啊！如果從古希臘到現在，把這幾千年來的戲劇大師從墳墓中喚醒，請這些對人有深沉見解的人們，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戲劇大家，到中國的上海來，喝上幾杯茅台，讓他們互相認識中外古今的同行，談談夢一般的思想，詩一般的感情，把心中還沒有說盡的話對麵講，溝通溝通，那會是多麼偉大又不可想象的盛會啊！”③
甚至，他還麵對自己的同行們說出這樣的肺腑之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麵。有多少人就有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麵貌，我們要放開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靈。要不怕艱難，探索他們的靈魂深處，是高貴還是齷齪的？親愛的作家們，不要滿足已有的生活知識，不要滿足已經知道的人物性格。隻有勇敢地、艱苦地探索人物的靈魂，在生活中開闊眼界，才知道應該寫哪種人，甚至於怎麼寫。”④
同時，在恢複了名譽和地位以後，各種社會活動又重新撲麵而來，並且較以前更豐富，更繁雜，更猛烈。為此，曹禺老師也隱約感到生活的複雜性、多變性和不可預料性。他在1981年2月22日的日記裏寫道：“我立誌要從71歲起寫作20年，到91歲擱筆。要鍛煉身體，收集材料，有秩序，有寫作時間。放棄社會活動，多看書，記錄有用的語言。改變生活習慣。”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和整個八十年代，在國內與國外悄悄地掀起了一股“曹禺熱”。據統計，當時全國報刊上發表了論文、劇評和專著等等，就有322篇、部之多。顯然，已經逐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理論隊伍。這，是中國空前未有的，也是近現代作家當中比較突出的。正如評論家田本相所說：“這股‘曹禺熱’並非是人為的結果，它伴隨著席卷祖國大地思想解放浪潮而來，又伴隨著對曆史反思熱潮而深入。它是曆史醞釀的迸發，是現實發展的必然。它像是一個聚焦點，凝結著新時期現實的熱力和曆史的能量。如果說，全國解放前，十年動亂前，對於曹禺及其劇作，也有過或高或低的評價；但是，總是有一層陰影籠罩著，有一種無形的網蒙蔽著。此刻，一旦衝決種種‘左’的束縛，打破傳統的局囿，曹禺劇作的價值，猶如被塵埃掩蓋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輝，還它以曆史的本來麵目。”也正如作家唐弢所說：“曹禺為什麼會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是因為他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樣，盡管都接受外來影響很大，但卻能取人之長，為我所用，在借鑒中把自己民族的東西又提高一步，具有真正的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他的劇作真正把中國人的靈魂刻畫出來了。”再正如日本的評論家佐藤一郎所說：“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當首推曹禺。至少是在話劇界，把他作為近代話劇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卻是可能的。曹禺是一個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膽地去掉多餘部分，其餘皆歸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劇緊緊地把握而成為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他把滿腔熱情傾注到造型上。這造型能量的源泉來自中國文學的傳統。正是中國傳統內部的造型意識而獲得了近代睿智，這個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