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推開門，東方已經微微發白。鎮外紅軍的營地上，已經響起了他所熟悉的軍號聲。接著，公雞扯著嗓子叫了起來，狗又咬成了一片。
毛澤東捋了捋頭發，走出了屋子。
遠處，大山綿綿。毛澤東詩意未盡，一股豪情還在胸中奔流，不禁脫口吟出一個新句：
橫空出世，莽昆侖……
五十八歲的徐特立抓著馬尾巴，走在滿目蒼涼的黃土高原上。
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五十二歲的謝覺哉和五十歲的董必武。
拉著馬尾巴行軍，是徐特立的發明。這樣，走起來既可以省點力氣，又可以減輕馬的負擔，一匹馬還能多馱兩個人的物品。在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幹部休養連的女同誌紛紛效法，拉著馬尾巴行軍蔚成風氣。
在這支由灰色忙成的隊伍裏，徐特立顯得十分醒目。
他麵目清瘦，須發蓬亂，穿著一件打滿了補丁的長袍，活像一個破落的紳士——當然，如果說是一個落難的叫花子或者打卦先生也許更加貼切些。不過他的頭上卻戴著一頂縫製粗糙的軍帽（那是他的“傑作”，從帽蓋、帽簷到帽子前麵的那顆紅五星，都出自他自己之手，因此徐特立成了長征途中有名的“能人”），手裏拄著一杆紅纓槍，這樣一來，便模糊了他的身份。文不文，武不武，就真有了點不倫不類的樣子了。
徐特立身上的長袍是地方工作部打土豪打來的，誰都不願意穿，徐特立當過教書先生，對長袍情有獨鍾，不但拿來穿了，自己還做了一番改造。如果你走到徐特立跟前仔細打量，便會發現他身上那件長袍上花花綠綠的布塊其實並不是補丁，而是自己親手縫綴的好幾個口袋，裏麵分門別類地裝著五花八門的東西，圖章、印色、老花鏡、文件、經常變換的書籍、碎布塊爛線頭……不過最要緊的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部的公章。長征開始時，他把幾枚公章用繩子串起來，掛在脖子上，後來有了這件長袍，他就把這些象征權利的章子裝在了精心縫製的口袋裏。幾次輕裝，他都沒有把它們清掉。
徐特立走在路上，他衣服上的“百寶囊”裏，總是發出“嘀裏當啷”的響聲。
這副裝束，自然成了老百姓目光追逐的目標。
“那個老漢，也是兵麼？”
“不像，看鄂邋遢的樣子，敢情是隊伍上的師爺？”
“紅軍裏哪來的師爺？”……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這個老漢是個很有來頭的“大人物”。辛亥革命後，他是湖南省第一屆臨時議會的副議長，後來致力教育，任教於長沙第一師範，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蕭三、陳昌、熊光楚皆出之於他的門下。一九一九年，已經四十二歲的徐特立同一群湖南的熱血青年一起，飄洋過海，去西方尋求革命真理。而那次出洋的積極策劃者和組織者，正是日後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打敗了所有對手的自己的一個學生，他的名字叫毛澤東。
毛澤東參與製定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零年三批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他和他的摯友蕭子升送走了蔡和森、向警子、蔡暢、張昆弟、李維漢、李富春等幾十名風華正茂的湘籍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也送走了已不再年輕的自己的老師徐特立。
從此，師生成了一個營壘裏的戰友，學生成了老師的人生導師。
不過，徐特立並不是毛澤東送走的年齡最大的真理探求者，年過半百的蔡和森、蔡暢的母親也跟著子女路上了漫漫的求索之路。
毛澤東留下了。他沒有走。他耍了解中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是一本用畢生精力也看不完的大書。
一九二零年的四月，是個多雨的月份。二十七歲的毛澤東背著一把油紙雨傘，由北京到上海去送別又一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途中，囊中羞澀的毛澤東靠著借來的十幾元錢，在曲阜停了下來，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看了孔子弟子濯足的小溪和孔子親手種植的古鬆，還看了另一位大聖人孟子的出生地。之後，又登上五嶽之首的泰山。名人勒石，帝王封禪，卻不見工人在哪裏，農民在哪裏？這位被人們看不起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穿著土布長衫，在浩瀚的二十四史中徜徉過一番之後，在聖人的故鄉，對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發出了詰問。
他決意熟讀中國。
道理很簡單，因為他是在幹中國的革命。
於是，毛澤東與“二十八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之間便產生了風格相左的兩條指導中國革命的思路。
一九二四年，在法國度過了五個春秋的徐特立回國之後，出現在他眼中的毛澤東已經成了一個成熟的革命者。從此，老師不再離開學生。一九二七年，當蔣介石的屠刀伸向共產黨人的脖頸的時候，五十歲的徐特立卻站在中國共產黨的鐮刀斧頭下舉起了拳頭……
一陣飛機馬達的轟鳴聲隱隱傳了過來。接著，隊伍裏響起了緊急疏散的號聲。董必武趕忙拉著徐特立，躲到了一塊岩石下。
教機在天上轉了兩個圈，有氣無力地扔下兩三顆炸彈，又懶洋洋地飛走了。這時，休養連連長侯政發現了徐特立袍子下麵露出的紅褲子——那是過夾金山時他用撿到的一塊紅布自己縫的——便打趣說：“快到陝北了，你這條褲子還不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