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陛下說了句大意為“雖多有所勞，望你堅持三權分立”的話，話音剛落，侍從就回來了。
次郎鞠躬致謝，退身出門，和等著他的治榮等人會合。
“怎麼樣？有什麼需要我再問問的事情嗎？”侍從問道。
“太感謝了。我是想盡全力回答陛下提問的，如果還有什麼問題，請您告訴我。”
次郎一行經過舉行盛大宴會的大廳、小食堂和舉行儀式的正殿，從和早晨不同的出入口來到外麵。
次郎恍惚地隻覺得像是在車上搖晃著，等他意識到車已經走到了馬場前門時，才覺出人世竟是這般熱鬧和喧囂。於是他想，當初接受推薦時多虧在電話裏叮囑了重光總裁一句：“我覺得議長必須公正無私，所以，如果當選，我想離黨。離黨後，以議長身份做事，也許會違背改進黨的利益。如果這樣可以，我就接受推薦。”他分明聽到天皇陛下的意思是要他重視三權分立。
次郎回到建在六莊館原址上的家，晨禮服都沒有脫，就坐到供奉著祖父牌位的佛龕前，上了香。本打算合掌報告一下見到天皇陛下、聽到許多鼓勵的話語之類的事情，可一坐下，腦子裏又一片空白了。牌位雖然無言，次郎卻覺得楠清太郎在訓斥他。接著，次郎又沒頭沒腦地想，吉田茂不也和自己一樣，在和天皇共處一室、無人介入的心情中度過每一天嗎？
次郎腦子裏空空的什麼都沒有想，卻在佛龕前坐了很久。站起身時，他注意到，自己心裏原來對吉田茂的厭惡已經變得很淡了。次郎曾一直認為吉田茂是個令人無法忍受的官僚主義者。吉田茂明治十一年生人，自己明治二十二年生人，小吉田茂十一歲，但都是明治前一半出生的——次郎想，自己會想到這些似乎很迂闊的事情，感情又有了突然的變化，也許都是祖父清太郎冥冥之中的指點吧。小時候，祖父就常常教育自己：不要到大街上去，去了也要加小心，心裏時刻要做好隨時回到土牆內的準備，萬不可執迷不悟唱獨角戲。
次郎就任後的第一次國會，就是為討論審議預算和鞏固講和條約以後的體製的法案而召開的第十六次特別國會，但到了會期末的7月31日，預算案也定不下來。次郎和自由黨以及雖為在野黨卻傾向保守的改進黨商量，把議長辭呈押在事務總長那裏，強行通過了延長會期一周的決定。就是這時，次郎從一個在野黨推薦的議長，轉變成了保守勢力的議長。當然，有人提出了議長不信任案，但被否決了。
國會結束的第二天，次郎去皇宮彙報。已經是第二次了，次郎從容了許多。“為了通過預算和重要法案以及避免解散國會的需要，我們延長了會期。我認為這是國家的要求，所以，盡管在議事的進展方法上有些勉強，但這也是不得已，如果應該為此負責的話，我願意承擔全部責任。我是做好了這個心理準備才來拜見您的，給您添亂了，萬分抱歉。”
陛下聽他說了這麼多，也隻有一句“你辛苦啦”。可次郎這就很滿足了。一站到陛下麵前，他仿佛就感到有一種未知的、或許隻能叫做文化的東西，以壓倒一切的力量傾瀉下來，以至於自己事先準備好的東西好不容易才彙報完畢。
通過這次國會，左右社會黨對次郎的不信任和反感空前高漲。而另一方麵，次郎也強烈地認識到，隨著講和後的占領終結，健全體製迫在眉睫，但左右社會黨隻考慮黨的利益和策略，令人感到非常棘手。戰敗後，在被開除公職之前的選舉中，次郎對終於獲得投票權的恭次說：“你還年輕，投淺沼稻次郎一票怎麼樣？”現在，想起自己推薦過社會黨領導人，便在苦楚的回憶中慨歎，自己對政治實在是太過外行了。
從這樣的反省之中，次郎產生了一個想法：目前，需要超黨派和保守的大同團結。次郎的公正無私似乎隻限於保守勢力的範圍內了。
站在議長的立場上，讓次郎感到不便的是，能夠不以官家人的判斷行事的助手太少。公司的部下不懂得政治家的所思所想，理解不了次郎的指示，但由於長久以來沾染了遵從次郎的指示辦事的習性，結果隻會添亂。他曾帶幾個人試過，最後隻有埼京電鐵子公司之一的埼京公交公司的常務董事和六莊館時代起就給自己當秘書的甲斐田還算合適。和選區的聯絡，則交給了石川縣出身、曾為眾院議員的吳坪昌之處理。此人在滋賀縣農業專科學校教了很多年書，聽了楠次郎的演說甚為感動，從老家石川縣被推為候選。幸好一直支持永井柳太郎的人們在次郎的鼓動下給了吳坪以極大的支持，加之開始實行中選舉區製度，所以吳坪順利當選。然而，性格耿直的吳坪對寡頭政治深感失望，第二次選舉便不再出頭，隱居鄉裏了。雖然吳坪的到來幫了次郎很大的忙，但需要對各黨的動向做出適當的判斷、並以議長身份采取措施時，就隻有求助於眾院事務局了。這種人才的缺乏，也影響到了對聚集在議長辦公室、被叫做院外團體的人們的態度上。
院外團體的人們大多年輕時的目標都是政治家，但卻一直夢想未果而日月經年。每天，他們對家人扔下一句“去國會了”便出門，但都是在認識的眾院議員的議員會館房間裏或是派閥領導人的接待室裏紮成一堆，消磨時光。他們對議長辦公室舒服與否有著強烈的關心。不舒服，他們就會說：“這個議長不懂政治”、“到底也是個土老帽兒”。然而，他們的評價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
離開山上的療養院後，我搖身一變，成了議長秘書。我首先要打交道的，就是這樣一些稍微上了點年紀的人們。在議長辦公室的幾位常客中，有個叫做熊井慎之助的，五十上下，留著一撮小胡子。我好像在哪兒見過，卻又想不起究竟在哪兒見過，但他卻好像全然不記得了。
辦公室正麵左邊是事務局派出的秘書的座位，右邊是議長自己帶的秘書的座位。石川縣出身的原眾院議員吳坪就坐在那裏。從門口看去，左右相對，左邊是事務局的三個女秘書，右邊，是背靠議長室牆壁的埼京公交公司常務董事甲斐田、還有我的座位。
第一天，我對那幾位常客介紹說自己是被動員來幫忙的新秘書，然後走進議長室。議長正和魚住事務總長進行當天的碰頭，看見我，說了句“噢，來啦”，我便對事務總長做了和剛才一樣的介紹。我是出於偶然的緣分，才決定以眾院事務局準職員的身份出現的。吩咐給我的事情我會老實去做，但我全然沒有考慮父子關係，所以，我打算貫徹這樣的姿態——無論議長站在什麼樣的政治立場上，都與我無關。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見議長這天的安排。十一點，要會見來日本出席WHO西太平洋地區委員會的各國代表；下午一點，要接見泰國農林大臣。日本和泰國簽訂了通商協定，外務省的局長將陪同議長前去問候。因為關於需要國會承認的事項，習慣上是先通報給議長。
議長這個職位，在不召開國會的時期還比較閑。當然，如果要在政治上有所動作，就另當別論了。不過，次郎一有時間，就要去綜合不動產和伊豆箱根地區的工地視察，所以沒有時間懶散。而且由於曆來都是甲斐田或者是六莊館那邊事務所的秘書隨行，所以我就自由了。
我會用這樣的時間和出版社聯係，為第一本詩集做準備——我住進山上的療養院之前存在在新日本文學會結識的詩人朋友那裏的詩稿得以合而結集。我在第一次變成校對稿的自己的作品上用紅墨水修修改改時，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在寫詩的時候竟然有些率真得過頭。
人
像人一樣地活著的日子
何時才能到來
忍耐
就是對自己不絕望
這樣的詩句隨處可見。我心裏羞愧得有好幾次想要中止出版。作者的名字也是令人撓頭的事情之一。我既不想用真名，也不喜歡進行黨的活動時用的橫瀨鬱夫這個名字。於是我這才明白，自己沒有應該歸屬的地方，連筆名都難以決定。
同一個時期，作為議長，次郎對吉田首相領導能力的日漸衰微抱有一種危機感。原因之一就是，因與占領軍勾結在一起的吉田茂而被開除的政治家們陸續被撤銷了開除令，開始考慮如何把吉田茂趕下台。另外，對吉田茂及其身邊的官僚派，也和對被稱為黨人派的鳩山一郎、三木武夫、河野一郎等人的性質和感覺完全不同。
次郎認為保守勢力必須大同團結、共度舊金山講和條約後的危機，是在去皇宮拜見天皇之後。年輕時起，次郎就有政治是追求理想的舞台、實業是為了獲得政治所需資金的現場這種想法，而當了被稱為國家權力最高機構的眾院的議長，這種思想變得更加突出了。
在次郎看來，重光、蘆田、緒方等領導人似乎都是可以敞開心扉傾情相談的人，特別是蘆田，他曾經因卷入昭和電工事件而遭到逮捕（對此事件，有受人陷害的陰謀說和占領軍內部的勢力抗爭說），最終被無罪釋放，經曆過如此屈辱的歲月，在法院下達無罪釋放的判決時，他隻回答了一句話：“任何事都是神的意誌，別無他物。”次郎認為，蘆田的這種態度十分值得欽佩。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送給蘆田那幅橋本關雪的日本畫軸，慶祝他被無罪釋放的。齋藤隆夫因反軍演說而被除名時，蘆田就是持反對意見的七個議員之一。次郎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對除名的決定投了讚成票，受到了妻子阿櫻的批評。就在這一點上，次郎也覺得自愧弗如。
入秋以後，次郎去伊勢神宮參拜回來時，繞道滋賀縣，在祖父清太郎的墓前報告了就任議長的消息，並召開了感謝長年的支持者的集會。故裏的支持者們極為狂熱，草野和鯰江在休息室甚至感激涕零，認為“安政大獄”以來總是無奈地忍受不公正待遇的滋賀縣，自此可以傲視全日本了。置身於這種亢奮的氣氛中，次郎第一次感到，自己當上議長，是對家鄉的報恩。這種想法，驅走了國會召開期間，每天出了議長室、去會場的途中見到的人們時經常想起的一個情景。
那是一個男人的身影，多賀神社祭祀廟會那天晚上，他在商人旅館大房間占了一角，重複進行著舞蹈一樣的姿勢。年幼的次郎問祖父他是什麼人，祖父清太郎告訴次郎，他是出家人，還解釋說，就是不用拚命幹活掙錢，玩兒著向那邊兒去的人。
次郎跟議長辦公室的常客們打著招呼，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從他們的身影聯想到多賀神社祭祀廟會那天晚上的情景，但隻有那時，他才覺得有一股涼氣倏然掠過。
回老家開凱旋報告會時，看到為自己就任議長而狂喜的群眾，他覺得自己是代表著他們去見天皇陛下的。於是他下了決心，事已至此，要行動起來，不再計較作為政治家的得失。回來後，他便向到東京來上訪的縣議員和市町村長熱心講解保守聯合的必要性，同時，還觀察他們的反應，全力打磨聯合的理論發展。
然而，檢察機關搜查了山下汽船公司和日本海運公司的消息，給次郎昂揚的情緒潑了一盆冷水。次郎有過這樣一個構想：在伊豆箱根地區觀光開發的延長線上，用汽船連接東京、大島和八丈島等伊豆七島。雖然同運輸省陸運局在和五島慶太的鬥爭中十分敵對，但同海運局係統的工作人員卻商量過多次了。次郎很早以前就通過海運局幹部的介紹結識了造船公司的經營者，其中，和山下汽船的創業者的關係最為親密。正因如此，次郎聞聽朋友的後任、山下汽船的社長被逮捕的消息，大吃了一驚。
為激活因戰敗而毀滅的海上運輸能力，政府給了造船公司以多方優惠政策和法律，其中就有造船利息補給法。次郎經調查得知，檢察機關懷疑，圍繞這個法案的成立，造船業界的政治捐款主要都流向了自由黨。
隨著時間的推移，造船方麵被逮捕的人不斷增多，自由黨的幹事長、政調會長、改進黨的高層領導都陸續開始接受情況調查。據次郎觀察，吉田首相似乎沒有正確理解這個事件的重大。親信當政，都是報喜不報憂的。也許正因如此，吉田還在發表外出計劃。
次郎忍不住約見了自由黨副總裁緒方竹虎，並將結果用書信的形式轉達給了蘆田：“剛才緒方來訪。一俟預算案通過，檢察機關便出手，亦為必然。為挽回局勢，除保守聯合、人心一致外，別無他途。如此一來，檢察機關方麵在國民麵前有了交代，便理應收手。這與政府對檢察機關高層的意思的摸底，以及小生對直接辦案人員的意向的試探結果完全是一致的。我確信，救國之路，唯此一條。據說總理亦下定決心，小生亦將在仁兄首倡之下，隨時準備說服重光總裁及幹部，還望賜教。祈望仁兄勇往直前，大獲成功。”
讀了這封信，蘆田感到心裏熱乎乎的。接到信後的第一印象就是，現在竟還有如此純情之人！雖然邏輯上跳躍很大，但蘆田十分清楚，在政界行事靠的並不是邏輯，所以這也算不得大礙。這封信傳達給他的，是楠次郎的熱情。他信賴自己。這對被稱為智謀之將而處處受到防備的蘆田來說，是很讓他受用的。
他想象著緒方竹虎和楠次郎談話時的表情。緒方曾是《朝日新聞》的主筆兼董事長，戰爭末期進入政界，完全拋棄了新聞記者的立場，被指名為A級戰犯，開除令撤銷後加入了自由黨，就任副總裁。“批判是進步的，政治是保守的”是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但蘆田一直認為，他本質上還是一個新聞記者，而作為政治家，他還是一個門外漢。想到這兒，蘆田又忽然想起來，楠次郎也是個外行，他的根是商人，又要在政治上尋求理想；重光葵怎麼說都是一個外交官，作為政治家，他也是隻能讓人幹著急。對此，雖然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分析，但令人意外的是，推動政治的，也許正是這些外行。這樣，自己的任務，也許就是作為專業政治家，把認真的門外漢擰成一股繩。
蘆田自秋末開始實行保守聯合後，感到自己對專業政治家沉湎於自己的立場和小手段、絲毫不顧大義的狹隘做法的厭惡情緒消散了一些。他告誡自己，自己的弱點也許正是專業政治家。他想照次郎說的那樣去做做看，便探訪了重光。蘆田勸重光說，不把保守的黨的幹部層層扒光、建立強有力的新黨，就無法跨越講和條約後的危機。聽了他的話，重光說：“既然大義已如此明朗，我願做一兵卒，赴湯蹈火。”
這個答複超出了蘆田的預想，蘆田心情振奮，給楠次郎打電話，而楠次郎也像是在等他的電話一樣，馬上告訴他說：“為試探緒方的想法，我去了一趟大磯，剛回來。吉田的想法好像沒有錯。”二人決定分頭為保守聯合做好先頭工作。蘆田想，還是緒方的外行風格讓吉田首相也變乖了。
然而，造船貪汙案的進展太快了。人們風傳自由黨幹事長佐藤榮作將被逮捕，這令次郎對檢察機關似乎操縱著輿論的情形感到十分遺憾。與之對抗的手段，隻有援用法律了：如果國會召開時許諾請求在國會上通不過，就不能逮捕。這裏麵沒有大義名分，定會使人們對整個保守勢力的輿論再度惡化。就在蘆田、楠、重光、緒方進退維穀之時，法務大臣犬養對最高檢察院檢察長佐藤藤佐行使了指揮權，下令“暫時推延佐藤榮作的逮捕請求，繼續任意搜查”。如果有人對這種做法提出批判，說這是政府在惡意使用避免三權分立的摩擦而設立的製度，他們是不可辯白的。報紙和剛剛開始啟動的電視報道都一齊發出了譴責，但三天後提出的吉田內閣不信任案，還是因為自由黨分裂奏效、改進黨無法統一而被否決了。
身處漩渦中的次郎有這樣一個印象：即使經曆了戰敗這個變革，政治的水平卻與從前毫無二致。盡管軍閥抬頭的原因之一可以說是政黨政治的腐敗，但對曆史也是缺乏反省的。次郎有些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