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 / 3)

被他問到將來的計劃,我很感為難。我很清楚,自己定不下方向,是因為對理論性東西的虛無感越來越強的緣故。雖然我對文學的興趣有所增強,但在新日本文學會時接觸到那些了不起的作家、評論家,閱讀、校對過他們的原稿,這足以讓我對文學喪失自信,望而卻步了。

“啊,文學唄。我上高中以前淨作短歌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太了解。”我回答。

聽我這麼說,角澤探起身子,向我推薦道:“要是這樣的話,你不如加入高田他們的圈子呢,他在短歌界現在也相當不得了呢。”

“可是,他的政治見解太過分了,我會和他發生衝突的。”我很抵觸地說。

其實,我是害怕,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經角澤介紹在沙龍上露麵寒暄時,我分明看見滿頭白發的高田的臉上寫滿了驚詫。這些我無法對角澤說起,便極力解釋說,高田雖然是短歌權威,但和自己政治立場不同,自己退了黨,卻並不想反共。

“這我知道,我也是一樣。不過,你不是要用日語創作嗎?那也沒有必要從內心裏否定短歌之類的東西啊。”角澤說。

“等等吧。”我難得說話如此強硬,“有道是稻草人救火——自身難保不是?傳統魔力之強大,我在新日本文學當編輯時就感覺到了。雖然我在那裏待得並不是太久,但我知道,能把傳統吃透、再化作自己的血肉,可不是誰都做得來的,得有中野重治、大岡升平那樣的力量才行呢。”

“那倒是啊,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要老是敬而遠之,怎麼把傳統化作自己的血肉啊?”角澤用古老的比喻反駁我,又叮囑道:“先把馬克思忘了吧,不過也沒有必要成為反共主義。”

那天的談話就這麼結束了,我卻沒有必要開始行動,因為,高田美佐夫拿著一本短歌集,來看我了。

“我聽說楠君小時候吟詠過短歌是吧?”他說。接著,他邀請道:“你什麼時候來參加一下我們的聚會吧。現在沒作也沒關係,短歌這東西,也不是想作就作得出來的。”

見我有些支吾,他又問:“哦,對了,你母親不是歌人嗎?”

我隻好回答說:“唔,我不太了解……”

高田現出詫異的表情,我們之間便有一種奇怪的沉默彌漫開來。

我不得不做了一番解釋——雖說不了解自己的母親聽起來有些可笑,但我的生父母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就相繼去世了。我隻知道我的父親是現在戶籍上的父親的弟弟,但母親的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我一邊對第一次麵對麵談話的高田美佐夫講著母親和我的關係,一邊還要提防著不能太坦白,然而,我卻覺得,越是想讓對方理解,我好像越是不了解母親了。我字斟句酌地說著,甚至想到應該弄一份戶口謄本,以確認事實並加以改正。異母兄弟孫清就曾經暗示過我,我的生身父親不是楠次郎的弟弟、收我做養子的廣田裕三郎,而是把我當孤兒收養並為我辦了戶口的楠次郎。以前,我一直認為,我已經離開楠家,對我來說,誰是生父都無所謂,我就是我,做人的價值也是由自己的責任決定的。

我對高田美佐夫的說明中,在把父親的弟弟廣田裕三郎說成是自己的生父這個地方,就已經把重要的部分省略掉了,但我並沒有說謊,隻是世上流通的真實和對我而言的真實之間有些出入而已。

我慢慢感到有些麻煩了。因為高田問我“你母親不是歌人嗎”,這無意中觸及到了戰敗前我隨意詠過短歌的過去,這是我人生陰暗的部分。

我想起了阿櫻得知我無師自通創作短歌時直勾勾盯住我看的表情,又想起阿櫻對滋賀縣的那個尼姑用近乎彙報的口吻說“托您的福,這孩子現在十分健康。……也不知道他跟誰學的,最近開始作起短歌來了呢”時,對方驚愕得瞪大了眼睛。這兩幅畫麵已經深藏在我記憶裏了,是高田美佐夫的問話讓我重又把它們從記憶中取了出來。

但是,既然我作短歌是如此令人吃驚的事情,那麼,我寫出那首把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的名字也用上了的滑稽和歌時,楠次郎幹嗎還那麼高興,甚至由此受到啟發,向國會議員和經濟界同仁征集激揚鬥誌的短歌、俳句呢?楠次郎一直反對近衛文麿和軍部沆瀣一氣的輔弼政治,甚至為此和長年的盟友永井柳太郎都反了目,他是為了在人們都認定日本必勝的時候挽回政府的信用而利用了兒子的遊戲之作?就算因為他是個政治家,這種事情不足為奇,但這也太缺神經了不是?

楠次郎把六莊館作為迎接來自大東亞共榮圈的賓客的設施提供給近衛的後任東條英機,應該就已經挽回了政府的信任。隻是,楠次郎有得意忘形的毛病,隨著和以前討厭的軍人們的交往大大增多,關於短歌的事情大概早就甩到腦後去了。

在八嶽山麓療養院這樣的地方重新回想一下,就感到,楠次郎雖然在事業的利害得失上是個細心且大膽果斷的行動者,但在精神的貴賤感覺上,則頗多動搖和曖昧。因此,短歌對於他來說,也許從一開始就是意識圈外的東西,於是,即使聽說我在吟詠短歌,也沒有感到什麼意外。而這對我來說,反倒是保障了我的自由。大正初期,女記者在日本可謂鳳毛麟角,阿櫻就曾是那個時期活躍的女記者之一。被這樣的人養大,對我來說,在養成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這個方麵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的。盡管在得知我無師自通創作短歌時她似乎很吃驚,但她很快就開始鼓勵我了。

高田問我:“短歌是誰教你的?”

我隻好回答說:“啊,我倒是聽了語文老師的意見。”

他不認可我的回答,我想避開他的追問,就反過來問他:“高田先生為什麼認為我的母親是寫短歌的呢?”

他用手指捋著他的白發——這也許是他在話題進入關鍵部分時的習慣——說:“昨天,在尾林夫人的沙龍上見到你時我就吃了一驚。太像了,你跟我認識的一個女歌人長得太像了。她人長得漂亮,更難得的是她的短歌非常有才氣,也很犀利。”

“哦,哦哦。”我應道。這麼說也許很奇怪,但這聲音裏卻包含著要奮然而起、接受挑戰的意味。我想,它是源自這樣的心理:我是阿櫻一手養大的,在上中學之前一直以為她就是我的生母,而空襲之後,我又是在和石山治榮一家人共同起居的環境中生活的,所以,不論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生母,我都不會感到驚訝或感激。

“啊,也有時候是毫無關係的人偶然相似,那就沒什麼了。”不知為什麼,高田現出一副很後悔說到女歌人、要鳴金收兵的樣子。

“現在她也是先生的弟子,或是參加歌會什麼的嗎?”情形變得很微妙,我開始追討了。

“噢,不是不是,出第一本短歌集時,我經人介紹見過一麵,後來,偶爾參加過我們的歌會。”高田有些含糊其辭。我於是私下裏猜測,他和那女歌人之間發生過很多事情,也有心理上的過往。

“那人叫什麼名字?”我瞥了一眼他放在床鋪旁小桌上的短歌集,問道。

他說出“平鬆佐智子”這個名字後,就把小桌上的書推給我,說:“我這不是把平鬆的短歌集給你拿來了嗎,你讀讀吧。”

這是一本B6開本的書,裝潢很樸素。我看到封麵上印著“靜夜平鬆佐智子”。

“這個名字是她的真名,還是筆名?”

對我的這個問題,高田又是捋著他長長的白發淡淡地回答我的:“啊呀,這可就不好說了,我隻是管她叫平鬆來著。”

我想,也許就是這麼簡單。也許隻是因為她年輕,又有著引人注意的美貌,出現在歌會上時,頗受注目而已。這個姓平鬆的女人是否成了他的弟子,不久就會搞清楚的。於是,我從容地看著高田,說:“謝謝,那我就拜讀一下吧。不管怎麼說,這本歌集的作者沒準兒是我母親呢。”

“如果方便,不妨到我的歌會上露個麵啊。倒不是水平有多高,不過有一兩個人還挺不錯的。”說完,他就站起了身。

我問了他歌會的時間和地點,送走了他。

他一走,我就翻開了那本《靜夜》。

是高田寫的序:“我不知道平鬆佐智子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開始作短歌的,但她最初變成鉛字的作品,似乎是昭和初期受吉井勇的影響給《昴》雜誌的投稿。然而,此後,她卻既不發表作品,也不參加結社,隻是將短歌作為人生的心靈支撐來創作的。因此,短歌世界的變化之類的事情並不在她的關心之列。戰爭在她心靈的鏡麵上隻投下了極為稀疏的影子,這足以證明,她活得很孤獨。正是這一點,使她的這本歌集顯示出了少有的純粹。我認為,她作品的犀利和虛幻也正在於此。”

序文在這樣的解說中起筆,寫了很長。在中間部分,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讀了她的作品,我認為,她的作品首先是她對自己決不撒謊的潔癖人生的佐證,同時也是為承認這種生活方式而投向自己的利劍。這可以說是她的美學,雖苛刻,卻又在根底裏埋藏著渴望。”盡管他一再辯解,但在我看來,這明擺著是心靈相通的師生關係才寫得出的。

然而,高田美佐夫和平鬆佐智子之間,應該是沒有談到過她生過孩子的話題。我想,我和她長得像隻是單純的偶然,二人之間沒有血緣關係的可能性比較大。

序文在接近結尾的地方談及她對世事的不關心:“這令我想起了一心埋頭於《破戒》的創作、而不知日俄戰爭發生的島崎藤村。”

讀到這兒,我的想象中浮現出了一個生活在深山幽穀的寺院裏的女人的身影。

接著,我又看了看目錄。我看到,在白菊、鏡中、雁來紅、夜之苑四部的第一部白菊中,第四段的標題為“吾子”。翻開一看,第一首短歌便是:

宛若張口言請聽吾子訴衷懷木蘭綻向天

接著還有:

秋日朗空下恍若吾子自天降秋千輕搖蕩

我想知道這首短歌是什麼時候作的,便慌忙翻開高田的序文,看到序文的日期是昭和二十八年5月5日,並通過再次確認序文裏說到的“這本歌集選自平鬆這二十五年間寫下的數千首作品”這句話,推測出白菊的部分大約為昭和三年以後的數年間所作。這相當於我兩歲到七八歲前後。

“吾子”前麵的第三段“白寶石”中,還有這樣的作品:

無法再相信白寶石的一顆心決不再天真

愛盡全身心而今欺騙亦受盡愛深傷愈甚

可以認為,這表現的是被什麼人——大概是心儀的男人——不可饒恕地背信棄義的情感。自己以身心相許地愛著,可是愛之深切卻成了被欺騙之深切,這幾乎是悲鳴一般的作品了。

我邊讀邊想,也一定有寫我的作品,便找起來。在第二部“鏡中”快結束的“悲願”一段中,我終於找到了:

傷心夢斷腸本應與你同嬉戲為母怎能忘

該憎或該惱悲愈深兮情愈切吾兒應知曉

很明顯,她有孩子。平鬆佐智子的短歌就是從歌集的這一段開始變得獨立了,這一點連我都讀出來了。我認為,這得歸功於她能夠把自己生離死別的兒子當做他者來吟詠這一點。她已經沐浴在和歌這種藝術的冷漠之中了。

我覺得,我還是應該向高田美佐夫打聽一下平鬆佐智子的具體情況。命運在對麵叩響了門扉,我總不能老是鎖門不開啊。

正巧,在第二個月尾林夫人的沙龍上,搞英國文學的野中提出了“文學中的真實”的問題,搞德國文學的星村、鑽研印度哲學的下川和高田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事情的起因,是自稱和平主義者的野中說了一些話,引起了與會人員的不同反應。他說:“在美蘇對立的現實當中,一般認為,跟定一方就是現實主義,而保持中立則是理想主義,但是,現在是核時代,保持中立才是現實主義。”

在沙龍裏,除去六十多歲的周先生和尾林夫人,已經成為教授的野中和歌人高田美佐夫年紀稍長,下川和星村三十多歲,我和角澤二十多歲,年紀尚輕。野中似乎隻是想表達一下極為常識性的意見,但戰爭中一直信奉納粹的星村卻反駁道:“所謂中立主義實際上就是跟著蘇聯跑。”

“那麼按星村君的想法,馬克思主義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野中窮追不舍。

“那當然是理想主義啦,所以年輕人才感到它有魅力。”星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