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由於痰裏不帶結核菌，我可以去食堂吃早飯了。第一次去，就見到了大學時讀法國文學專業的角澤，他曾是我們的同誌，隻是中途就沒了蹤影。
“這不是橫瀨君嗎？！你怎麼啦？”他臉上滿是念舊的表情，問道。我大吃一驚，如實作答，他對我說：“我來這裏也快一年半了。回頭再聊啊，我挺想知道黨內後來的事情的。”
他後半句的聲音很小，說完，就又回到他剛才一直談話的患者圈子裏去了。我知道角澤在這兒很難了解外界的消息，但又摸不清他現在的思想究竟是什麼立場，所以便沒有跟他去。再說，我也沒有資格向他報告黨內的情況。
但是，飯後，我們還是在談話室的長椅上並排坐下，仔細端詳著對方，樣子像極了在路上偶遇的兩條狗，為了解對方的脾氣互相嗅著氣味。
“我退黨了。這兒還有組織呢。”角澤說。
“我也是。我想也沒必要再回去了。”我答道，覺得彼此間有了一種寬鬆的氣氛。
“最後，什麼都是枉然哪。”角澤的語氣突然變得很疲弱，像是在跟什麼無形的東西訣別，又像是無力的咳嗽。也許他是在說黨內的混亂和全麵講和的主張都不如意吧。
“隻要還有美國基地，就不會有獨立。”我說。
角澤沉默良久，仿佛是要換個心情，告訴我說：“就是啊。尾林夫人也住進來了，就是青踏派、搞法國文學那個尾林的母親。”
尾林嫁給了著名的法國文學家，丈夫死後，她幾乎每個月都要把相當於弟子的年輕學者和喜愛的學生招到家裏開派對，她位於目黑的家一時間成了沙龍。我本科念的雖然是經濟，但也在角澤的帶領下去露過兩次麵。按角澤的說法，尾林夫人是因為與我們同樣的病於兩年前來到這家療養院的，由於是老年性結核，在這裏幹燥的空氣和輕鬆的環境中，病情漸漸穩定下來，於是又開始發揮她的社交特長，很快就組織成了新的沙龍，其中有英國文學和德國文學的助教、副教授，有超現實主義畫家，有上海流亡財閥，有外交官，還有鋼琴調音大師，可謂人才濟濟。
“每周五晚飯後他們就聚在一起，當然，前提是病情允許、醫生批準，如果可能，你能參加就好了。解悶兒唄。我跟尾林說說。”角澤說。我於是記起來，他在大學研究室裏當了助教以後，因很照顧後輩學生而頗有人望。“還有短歌會呢，聽說馬上就要出蠟版油印的雜誌了。短歌這東西，躺著不動也能作，所以重症患者也可以參加，隻是，領頭的高田美佐夫是日本浪漫派的，常和我爭執。”角澤一副療養院前輩的樣子，告訴我很多事情，還教給我偷偷跑出療養院的方法，以及在山腳下的城鎮書店購買所需圖書的方法。
我的病情很快好轉，以至於醫生都很吃驚。也許是鏈黴素的療效太神奇了吧。我頻繁地接受檢查。起初，我還以為是神戶穀作為父親的代理委托醫生進行的，很厭煩，但很快我就明白了，醫生們如此關注，是因為他們要收集新藥臨床病例的數據。每一次都是從詢問我“有沒有耳朵聽什麼東西困難的感覺”開始，並會問到有無悸動、目眩、濕疹、便秘等症狀。
一拍片子，發現以患處為中心向四周滲出的陰影已經不見了。
“可是，這幾處病灶還明顯存在，關鍵是怎麼讓它鈣化掉。現在的狀態隻是不再發展了，而不是結核治愈了，”醫生有一天給我潑冷水說，“反正也是得選擇做什麼樣的手術不是？在這之前，如果病情有所好轉，手術也會相應地調整為小手術。”
而當助手的年輕醫生則率直地說了實話：“楠先生是第一個使用鏈黴素的患者，我們想盡快得到臨床病例。”
我深深地點點頭，覺得自己起到了一種試驗用小動物的作用。
第一次參加尾林夫人的聚會時，在聚集而來的人們麵前，我提出了這個問題——“既然科學的發達對人類是好事情，那麼人是否應該主動成為實驗對象？”我覺得隻是這樣說也許會讓人感到莫名其妙，應該舉一個身邊發生的例子，就告訴大家，自己在這家療養院被當成了鏈黴素的第一號患者。我的提問，搞得聚來的八個人陷入一片沉默。我這個學生氣十足的設問，對於正和疾病進行鬥爭的人們來說，是不是太沒輕沒重了？我心裏慌亂起來。
我第一次參加就有如此大膽的發言，也是因為我想超越一直以來光熱衷於運動、缺乏學習的自卑感。然而，我能鼓起勇氣的最大原因，還是因為尾林夫人一邊叫著“啊呀，你來得太好了”，一邊張開雙臂歡迎我。大家都笑了。對一個都認為得了死病進來的人說“你來得太好了”，這種說法本身聽上去就是一個近乎黑色幽默的幽默。而且，說這話的是尾林一枝，就更加可以原諒了。在每天掐著指頭算計死前的日子的人們中間，她的存在，即便是幻影，也仿佛就是明亮的太陽了。
另外，在這裏，不論說出什麼樣的意見，都不會被扣上“小資式的觀望”、“左翼幼稚病”之類的帽子，也許正是這種奇妙的解放感，才讓我這樣口無遮攔吧。這個沙龍裏，既沒有黨組織，也沒有楠次郎及其代理人神戶穀。
“這種事由於情況各種各樣，所以不應該像楠君的問題那樣將其一般化。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扔原子彈，試驗了原子彈的威力，這是不可饒恕的，可你要說結果不是避免了本土決戰嗎，那可就是事後的詭辯了。”教英國文學的野中教授說。
“問題必須解決。楠君的提問是要提起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進步主義有多少妥善性？”小個頭、圓圓臉的搞德國文學的星村說著，把尋求同意的目光投給我。
角澤告訴過我，下川是個宗教學科的學生，眼下正鑽研印度哲學。他說：“大家都是一概而論了，可是，對我們這些有著難以治愈的疾病的人來說，新藥的發明難道不是好消息嗎？如果有希望恢複健康，我倒是想謳歌這個進步呢，這不是當然的嗎？”
角澤於是插科打諢地說：“你這是樸素實感論嘛。”
可下川卻擺擺手，一副不予理睬的態度。
討論的話題不斷地變換著，談到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原因時，身穿隻有中國男性才穿的長衫、留一撮小胡子的周先生提出了要求：“進步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罷，都是大海波濤一樣的東西，下麵那幾十倍的水層根本沒有動，要兩百年才能變呢，所以，請各位仔細觀察中國的動向，以免出錯。”周先生是上海財閥的後代，為逃避中國革命才到日本來的。眾人又一次陷入沉默。兩百年這個數字太難計算了。周先生已經六十歲了。
歌人高田是個上了點年紀的男子，一頭白發，有點刻板。“有道是歌唱生命，不論健康狀況如何，隻要心靈充實，所謂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同自然現象一樣，應該坦然接受。”他一邊用手捋著白發，一邊說。話音一落，沙龍的空氣便為之一變。
“你就是以這種態度把戰爭也看做是自然現象，吟詠你那優美的和歌的吧。結果呢，那麼多學生走上戰場，死了。你考慮過保田與重郎的責任有多大嗎？！”角澤用食指指著高田質問道。這對我來說真是久違了的情景。況且這就是我直到不久以前還在堅持的理論。
“我並不認為那場戰爭有什麼不好。”麵對角澤的指責，高田昂首挺胸地說道。
於是，頭上毛發稀疏的野中和圓臉的星村等兩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或批評或譏諷地說：“可到底還不是戰敗了？”“戰爭可是日本發起的喲！”“對高田君來說，天皇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確的是不是？短歌就是皇室的玩意兒嘛。”
高田這下現出難過的表情，說：“也有一種戰爭，明知道會打敗也得打啊。”
“幻滅的美學可不是那樣的哦，你這可是偷換美學和感傷主義的概念啊。”野中插進角澤和高田的爭論中，說道。
就在這時，突然，尾林一枝語驚四座：“高田先生，我是個共產主義者。”此前，她一直笑眯眯地聽他們討論來著。她繼續說道：“那場戰爭是錯誤的。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戰敗方就是不好。如果日本女性有參政權，就不會發生戰爭的。我一直為婦女解放而鬥爭，治安警察法第五條中，把女子和未成年者相提並論，別說加入政黨，就連聽演講都在被禁之列，這種社會現實決不能說是自然的形態。”說到這兒，尾林夫人環視了一下四周，臉上浮起孩子般無邪的微笑。
“我是完成了任務，才來到這裏的。婦女已經有參政權了嘛。不過，大家以後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呢。我不知道這個時代會不會變好，可我希望你們趁著在這兒療養，為心靈補充足夠的營養，高田要多寫些好和歌，野中是搞莎士比亞的吧，角澤研究拉伯雷……”說到這兒，她就把目光轉向了我。
我比角澤小兩歲，在這個圈子裏算是最年輕的了，對今後要做什麼心裏還沒有譜，於是就說：“我還沒有任何計劃呢。”說完，我感到，這是我進入療養院以來，第一次和一無所有、赤裸裸的自己正麵交鋒。即便是對職業的選擇，也是茫茫然沒有一點想法。在六莊館的父親曾經在我上大學時說過讓我當幾年公務員也好之類的話，可是，有了一段共產黨員的活動經曆，又飽受挫折之後，對我來說，這種選擇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了。
“我已經脫離了家庭，是自由的。”說完這句話，我的心情才好了一些，便接著用一句“我想在這兒盡量多讀些書，請多加關照”代替了寒暄，總算蒙混過關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角澤一起去附近的樹林裏散了散步。風很涼，但天兒還算暖和。也許是心情的關係，落葉鬆的芽苞好像都有點兒拱出來了。這一帶比輕井澤海拔要高一些，據說，怎麼也得再等兩個月才能見到新綠呢。
“的確，醫學的進步能給人以希望啊。你昨天提出的問題真是太好了，我覺得，大家都對你很有好感。”角澤鼓勵我說。
“尾林夫人說她是共產主義者……”我試探著問道。我是想了解一下她昨天發言的真意。雖然是在療養院裏，可她卻總是穿著深藍色的撚線綢和服，把不帶花紋圖案的帶子束得高高的，看上去似乎是受到了療養院的特別待遇，讓人覺得即便她說的是真的，也是一個貴族式的共產主義者。
“嗯，我知道得也不太確切，不過，對她來說，如果她覺得自己是共產主義者，那就不需要什麼黨啊組織啊什麼的。她死去的丈夫的哥哥好像原來是內務省出身的政友會領導人，聽說，這所療養院就是在他的斡旋下建成的，所以她就成了終身入住患者了。”角澤不愧是愛管閑事的人，對尾林夫人的來路知道得如此詳細。接著，他又補充道：“她深信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用上海財閥周先生的話來說，是大海表麵的波濤一樣的共產主義者，可她自己沒有這種自覺。不過，基督教不是有無教會派嗎？雖然有些不同，但她可以被認為是無黨派共產主義者吧。她要是參加政治活動，也許就立馬會成為宗派主義者吧。”角澤的語氣有點揶揄的味道，或許，他意識到，自己曾經認真參與的黨內鬥爭也是如此的緣故吧。然而，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認為，以尾林夫人為核心的這個沙龍的存在，足以證明這所海拔超過千米的八嶽療養院是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
走著走著，鳥兒們一齊尖厲地叫著，從落葉鬆下撲棱棱飛走了。角澤也喘著粗氣，停住了腳步。
“你的病怎麼樣了？”我擔心地問。
“你昨天說的動物試驗的事，也適合我呀。”他用一隻胳膊撐在落葉鬆林裏隨處生長的白樺樹樹幹上，喘口氣，告訴我說，他接受了一種手術，植入用動物質材料製成的乒乓球模樣的東西，來控製結核菌的活動，可是，出現了身體排斥異物的症狀，結果這種療法以失敗告終。
“後來我了解到，接受手術的時候，我是第三十三個，進行得順利的，算上我也不過七八個人。”角澤的語調活像播報大米收成的播音員。“病人這種東西啊，很奇怪的，隻有自己得救的時候，才會有那種成功了、勝利了的想法。可以把它認為是戰勝疾病的意思，可又不完全是。至少，我這個凡夫俗子是這樣，有一種我戰勝了活到昨天的病友的心情摻雜在其中。相反，對那些因為接受了自己沒有接受的新技術、新藥而恢複了健康的人，總是心懷嫉妒。當然了，你還沒出結果呢，還沒人會嫉妒你。”角澤直率地說。
“從這個角度說，我還是個‘新生’啊。”我答道。我的身體還沒有挨過手術刀。也許，作為一個病人，身上挨得手術刀越多，資格就越高吧。照此推下去，離死亡越近的患者，也就越了不起了。
“哎，對了，你昨天說你要開始學習了，真是難得啊。”角澤改變了話題。他大概也是不想讓話題太過具體、太過深刻吧。即便在昨天的沙龍上，因為大家認真談論的都是不治之症啊死亡啊什麼的，所以，人們也都巧妙地回避著這樣不得不正麵接觸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