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帝國主義那群家夥暫時占了優勢，可人家打慣了遊擊戰啊。”說完，他還低聲哼起了革命歌曲。就是這個姓樸的店主，和自由勞動者、我所屬的黨組織的核心郡山弘史，給了我很大幫助。郡山是個詩人，三年前聽信了德田球一突然提出的“九月革命說”，變賣了仙台的宅地，夫婦一起來到了東京。
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種自由，這完全不同於在大學裏。在楠家時，大學對我來說就是解放區的感覺，可身處喧鬧中的烤肉店，我卻覺著，大學就像是一個知識競技場。我在城北地區見到的人都比我年長，但誰都沒想著要領導日本、要鶴立雞群，他們的基準隻是自己的生活是否能說得過去，他們的行動都在自然生活的延長線上。
到了3月，被下令逮捕的危險一消除，我就成了《新日本文學》雜誌的編輯人員。以前也是以東京大學文化活動負責人的身份去幫忙的，但對已經大學畢業、沒有了學生身份的我來說，盡管沒有工資，但能成為正式成員，我也覺得心有所屬。
不久，我學生時代就加入了的組織因黨的統一而解散了，每個人都得作自我批評才能回到黨內，可我沒有服從這個決定。一方麵，我有一種自認敗北的心情，另一方麵，我也被這樣一種情緒炙烤著：如果把我當做間諜的組織不洗清我是黑龍會頭目的兒子之類的偽裝經曆，我就不回去。
回想起來，我那會兒真是比現在較真兒多了。我的獨立，是否定父親生活方式的獨立，是為了入黨，但在我的意識中，利害得失的原理是無法在現實中運用的。即便在形式上我似乎是失敗了，可我拒絕通過在公開場合自我批評的方式和黨融為一體、認為隻要逐漸將路線納入正軌就行這種現實的、“政治的”判斷。
現在，我想，當時我也許隻是不想成為一個大人罷了，我唯一可以說清楚的就是，我沒有比那會兒活得更認真的時候了。
我開始到事務所上班了。事務所就建在空襲的廢墟上，離新宿站步行大約七八分鍾。木製二層樓的一樓是新日本文學事務所，二樓是因出版《傾聽海神之聲》而獲得資金的通稱“海神會”的組織用作推進學生和平運動本部的事務所。
城北地區還有和我一樣拒絕回到黨內的人。自由勞動者郡山、新日本文學會會員、文藝評論家、雕刻家、畫家秋田雨雀領導的劇團的研修生、住在被稱作池袋門帕爾納斯一帶的幾位藝術家就是這樣的人。姓樸的店主不是黨員，所以不在之列。
我一周必須和他們見一次麵，就其後的共產黨的動向和他們交換信息，商量今後的行動。
然而，我的這種生活隻持續了一個月左右。十六名東京大學學生，和我一樣觸犯了波茨坦政令，遭到了逮捕，甚至還被送上了軍事法庭。此前，剛剛發生聲援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中成為候補的哲學係革新派無黨派人士出隆教授的活動，我卻無法為了他們的救援活動在新日本文學會以及城北地區露麵了。
鬥爭持續了七十天，結果，有十三名學生免予起訴，被送上軍事法庭的三個學生也獲得緩刑，被釋放了。然而，為將此次鬥爭的記錄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我決定舉辦一次以國文係出身、已成為知名評論家的學長們為核心的集訓。
書名我都定好了，就把救援活動小冊子的標題原封拿來，叫《告吾友》。寫完後，時隔四個月回到城北地區時，老樸從店裏出來，說：“橫瀨君，你可瘦了啊，哪兒不舒服嗎？”
“沒有，不可能啊，我意氣可是高漲著呢！”我來回摸著下巴答道，心裏卻對他的話難以釋懷。
從開春時起，一到晚上，我就會咳嗽，就像感冒久治不愈一樣。再有，參加《告吾友》的執筆，使我痛感到自己文筆太差。寫著寫著，文思就從四麵八方噴湧而出，搞得不知道誰什麼時候在哪兒做了什麼了，起承轉接也都亂了。喪失了自信，再加上健康上的不安，使我心情不振。
時隔四個月，城北地區的組織事實上已經垮掉了。而且，大學的細胞在形式上所屬的文京地區委員會以及大學原來的同誌們，分別來到各自的同伴中間，采取各個擊破的方法，每周都會傳話來，要我們盡早解散組織、盡快回到黨內。
我下定決心，召集來郡山弘史等數名活動家，提議遵照上麵的指示，解散組織。大家都沉默了一陣子，卻沒有人主張和黨內那些有失公正的領導人鬥爭到底。
良久，郡山問道：“那，橫瀨君怎麼辦？”
“我回不了黨內。我倒是想過，可是，我不能寫自我批評書吧。”說著，一股懊悔的心情湧上心頭。幸好，一陣劇烈的咳嗽，掩蓋了快要流出的眼淚。
我無處可去，就又回到了麻布我那網球場邊上的小屋裏。從明天起，我可去的地方，也就隻有新宿的新日本文學會的事務所了。我呆呆地想，我已經畢業了，為將來的生活計，還是應該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才是。
也許是因為點了煤氣爐，溫度有了變化，我又劇烈地咳嗽起來。喉嚨深處頂上來一股熱乎乎的東西，我急忙到廁所去吐，便池頓時給染得通紅，血裏包著細小的氣泡，撲撲地跳著。我看著，想，這是什麼啊，這時喉嚨深處又有一股東西頂上來，紅色的氣泡就又落了一便池。於是，驚訝就一點點變成了一個念頭：壞了。
療養院建在八嶽東側山麓緩緩延伸的斜坡上。病房共有四棟，此外還另有手術室、診察室、事務管理棟，再加上食堂、談話室、圖書館，從附近的川上村和海口牧場望去，儼然是一座偌大的城堡。
父親的主治醫生是東京郵電醫院的主任，所以我才得以以原郵電省幹部相關者的身份，住到這所八嶽療養院裏來。
為阻止咯血不止、急劇衰弱的病情繼續惡化，我最終依靠了父親的“關係”。這雖然可以說是一種緊急措施，但我還是感到了敗北的苦澀。
郵電醫院呼吸器科的醫生提議，使用鏈黴素治療，這種藥當時還隻是在占領軍中間使用。“目前還沒有臨床病例，據說也有副作用，好像會引起聽覺障礙。如果是以臨床試驗的名義，也許還能搞到手。怎麼樣？”醫生征求我的意見道。
我則回答說：“拜托您了！不管怎麼說，咯血不止住，就什麼都談不上。”
看醫生深深點頭的樣子，我知道，他似乎也正想用用看呢。
這種新藥的療效是戲劇性的。注射的第三天，咯血就止住了，吐出的痰不再是紅顏色的了。距離第一次惡化已經三個月過去了，病情基本上穩定下來的時候，醫生說：“好像療效還不錯啊，真是感謝神靈保佑啊。不過，眼下還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你心裏要有個數兒。”說完，他建議我找個空氣好一些的療養院，進行長期療養。
當時還沒有修公路，所以，我們一大早從麻布出發，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才抵達長野縣八嶽療養院。當然，這也是為了照顧身體的狀況。看到在山麓快速蔓延的黃昏景色時，我感到，那種失敗感正一點一點徐緩地滲進落葉的樹林。
那是一片落葉鬆林，四周隻剩下一望無際的枝幹。在勉強能跑一輛車的路上，我們的車左彎右拐的，繼續前行。這裏好像兩三天前下了場大雪，道路以外的地方白茫茫一片，薄暮漸漸降臨樹間，隻有遠處八嶽的群峰，在斜陽的照射下，閃著炫目的銀白。不久，在林子盡頭，就出現了一座紅瓦白牆的建築，宛若一座城堡。療養院入口處的大房間上方，是鑲著時鍾的塔樓。
大門在平淡無奇的門廊深處。車子停下來的時候，迎接我的是一個熟悉的聲音：“一路辛苦了啊。”
是綜合房地產公司總務部長神戶穀。
“頭兒很擔心，讓我先行一步，做好準備，所以我昨晚就來了。”他用大得出奇的聲音說著，見我有些暈暈乎乎的，下車下得很慢，就伸出手來，想攙扶我。
我嘴上說著“謝謝謝謝，不要緊的”，可心裏卻不很痛快。
以前，山中療養院這個詞對我來說是極具魅力的。那裏應該是遠離一旦意見分歧就立刻視對方為階級敵人、被痛罵為宗派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的黨內鬥爭的地方，也是遠離土崩瓦解的楠家男女爭執漩渦的地方。因此，意外出現的神戶穀，便有些世俗對我的追捕者的味道了。
我掩飾著不快的表情，說：“讓您特意跑來，心裏真是過意不去，那您……”下半句我沒有說出來——以後怎麼打算？
“啊，我把恭次君介紹給院長和護士以後，就借這輛車回去。我也正忙著呢。”神戶回答。
我心裏一塊石頭落地。這時，他站到我麵前，說：“單間老是空不出來。恭次君是十七號病房。”
聽他這麼一說，我緩緩地邁出腳步。我聽得見房間裏傳出的混雜著氣喘的劇烈咳嗽。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單間空出來，就意味著住在那裏的重症患者死了。
神戶穀帶我見了院長，一個紅臉膛、大高個的男人。他說出我父親的名字，把負責為我治療的醫生叫到了他的房間裏。門外響起拖鞋的聲音時，脖子上掛著聽診器的外川醫生就出現了，他瘦高瘦高的，看上去三十四五歲的樣子。他一邊看著我的病例，一邊問道：“楠先生打了一個療程的鏈黴素，沒什麼副作用嗎？”聽我說沒有，他又不知是對我還是對院長說：“那，是不是還要打一個療程，我和東京那邊商量好了再決定吧。”
神戶穀立刻插嘴道：“那就拜托您了。這是頭兒最疼愛的公子了。”
院長接過話去，說：“放心吧。又勞您費心了，請代我問候先生。”
外川醫生一副對神戶穀和院長的對話毫不介意的樣子，告訴我說：“看看結果，如果病情完全控製住了，咱們再探討，病灶摘除、肺葉切除、成形手術、人工氣胸……有很多辦法可以選擇呢。”看得出，這話也是對院長和神戶穀說的。
“要在這兒住多久？”我壯著膽子在神戶穀麵前問了一句。我也是想告訴他們，我巴不得在這八嶽山麓隱居下去呢。
“這可說不好，要看病情了，不過，就按年為單位打算吧。”外川醫生說。
院長不知道我的心思，還安慰我說：“像您這樣，能自己走路，談論一下住院時間的，已經算是很幸運的患者了。”
神戶穀回去、我在自己的病房安頓下來時，外麵已經黑天了。沒有食欲。遠處山腳的方向像是有一些嘈嘈雜雜的聲音，那也許是我以前度過的時光吧。依舊是呻吟、咳嗽的聲音，時不時還有帶輪子的重物碾過走廊的聲音。
我站起身，從窗戶向外眺望，看到門口大廳的方向燈火通明。那裏緊挨著輕症患者在必須老老實實睡覺的安靜時間外聊天說話、下圍棋象棋的地方。我也被告知，如果檢查結果說痰和唾液裏沒有結核菌，我也可以去食堂吃飯，去談話室消遣。
換一個新地方，不習慣，大腦興奮，睡不著覺。我陷入一種沒來由的慚愧之中。我想，有什麼可不好意思的？不管怎麼說，這麼活著本身就是可恥的。這麼一想，我卻更想活下去了。
我一直以為，以前是與楠家人拉開了一段距離來看待他們的。我自幼失去父母，是下落合的阿櫻把我養大的，戰爭中家人都為躲避空襲疏散到地方的時候，我和父親留在麻布的家裏，即使戰爭結束後，我也隻在下落合住了一年，就離開了回到遝掛的阿櫻，一直住在生了三個孩子、占據了事實妻子寶座的石山治榮家旁邊的小屋裏。
睡覺的時候我想，覺得也許正是這樣的境遇，給了我沉思度日的生活態度。上了大學以後，我脫離了原來的生活方式，這其中有家道的中落，有戰敗導致的國家體製的驟變，有連天皇都宣布自己是“人”了、可社會世道的本質卻沒有改變的矛盾及由此衍生的混亂，還有對那些一夜之間就搖身一變成為“民主主義者”的大人們的膚淺、卑劣和沒有操守的厭惡，這些因素摻雜在一起，我才在政治活動的誘惑下一發不可收拾。
然而，與這種想法接踵而來的，是浮上我心頭的恥辱感——這種想法本身，就是我把自己當做領袖的證據。
在我這種想法的深處，則有一種出身不明的不安時隱時現，宛若幽暗的光影。這種不安的感覺——我其實是楠次郎的兒子，而不是因惡性感冒於昭和四年相繼去世的次郎的弟弟廣田裕三郎和青山蓮的孩子——在到這裏來以後變得越來越強烈了，可是，想想看，它又似乎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心裏的什麼地方了。戶籍和出身的家係同世上其他的約定一樣，不過是暫時的，所以，隻有我就是我的事實才是靠得住的現實。我越這樣想，越覺得自己是不確定的存在。
想著想著，我不知什麼時候好像又睡著了。醒過神來，發覺自己已經在禦茶水站前，麵向學生們和從醫院、公司下班的人們進行著演講。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過了聖橋來到這裏，我們舉著紅旗，從擺著小冊子的折疊台子前經過，走向檢票口，也有人直接下了駿河台的坡，向古舊書店頗為集中的神田商店街走去。
我握著話筒喊道：“各位，帝國主義者又要挑起戰爭。我國深受廣島、長崎原子彈之害，我們有資格呼籲，絕不可以再發動戰爭了。請各位在倡導禁止使用原子彈的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字！”
我給自己鼓勁：自己說得沒錯。可是，說著沒有錯誤的話，就有資格呼籲人們參加行動了嗎？反倒是委身於自虐的漩渦來得更容易些。我心裏開始動搖起來。
“各位，為了日本的獨立與和平，為了富裕而光明的生活！”我眼前又浮現出在另外一個地方叫喊著的自己。
我腦子裏響起一個聲音，好像是在批評別人：不能用看似充實的語氣表達空洞的語言。
“各位，信神和不信神的人們，讓我們一起站起來，共同反對法西斯！”
這更不行了，首先，你體驗過有信仰的苦惱和沒有信仰的苦惱嗎？你別在那兒胡說八道了！於是，我覺出羞紅的臉火辣辣的。就這樣，我醒了過來。
這些話都是以法國反德抵抗運動中阿拉貢的詩句為基礎的。演講時我喊口號一樣說出的“我們絕不當杜魯門的雇傭軍”這句話，因有與取締反對占領軍的言行的三二五號政令相抵觸的嫌疑，而成了潛入地下的契機，也成了難忘的集會記憶。我曾以為，當時的我，已經進入到了權力因我使用的語言而受到撼動、政治行動也因此而受到組織的過程之中了。如今回首，過去的一切行動，仿佛都是無奈而輕薄的。
在恥辱感中回想起自己的活動時，也許是潛意識中想彌補自己行動的輕浮，我想起了池袋西口烤肉店店主樸先生叉腿站著說北朝鮮必勝時的高大身姿，也想起了相信德田球一關於九月革命可能性的斷言、將家傳酒館的資產都捐給黨、投奔到東京來的郡山弘史，他當時是城北地區領導人，是個被人稱作“日工”的自由勞動者。他老婆也和他一起幹活，說：“他是個老實人，把自己弄得一無所有、身無分文，就到東京來了。”
雖然郡山的確是“老實人”，也很超然，但卻並不讓人覺得輕薄。如果沒有他在，我真不知道作為組織人員該如何是好。他們的言論就是上級組織的傳聲筒，這一點有時候比我還嚴重，結果呢，就是被曆史的浪濤打倒在地。盡管如此，卻並不輕薄。我翻來覆去地想，我到底是什麼地方和他們不一樣呢？現在我覺得，他們把我定為間諜，就是鑽了我的輕薄這個空子。
走廊上響起兩三個人匆忙的腳步聲，跑過去以後又消失了。相反的方向又傳來難過的“啊啊，啊，啊……”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