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裏還寫著，次郎是一邊大口吃著看上去很鹹的鮭魚，一邊跟他說這些話的。
“我們公司的三原則是：
“第一，做有益於人的事；
“第二，做別人不做的事；
“第三，做賺錢的事。”
據藤田謙之助回憶，次郎就是這樣開始了對藤田謙之助的教育，並鼓勵他：“咱們公司沒有上，也沒有下，你就懷著這個信念，好好幹吧！”
藤田謙之助的回憶中，還詳細記述了他陪同次郎一起去輕井澤、箱根等地出差時次郎的樣子。
藤田謙之助是一代實業家、鈴木商店顧問藤田謙一的弟弟的孩子，母親是原子爵的女兒，所以從幼兒園起就一直上學習院，最後上了東京大學。盡管藤田謙一和次郎有點緣分，但是這種身世的青年進入綜合房地產公司卻並不多見。從他的記敘中可以看出，次郎是想把他培養成今後開展酒店業務的重要幹部的。
陪同次郎從東京站出發去箱根出差時，頭兒坐的是三等車廂，他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的驚訝。前幾天，甲斐田對他交代：“頭兒身上沒有錢包，錢由你保管，也由你支付。”看到月台上很多乘客排隊候車，他找到一列最短的隊伍，飛奔過去。藤田謙之助寫道：“頭兒似乎對我的這一反應很滿意，微笑著緊跟了過來。”
這些都體現出藤田的爽直、能幹以及家教的良好。很快，他就在次郎的策劃下被分配到酒店，並通過學生時代的熟人，拿到了承辦紀念聚會和官廳會議的訂單，幹出了一番業績。而次郎這一全身心開展收購昔日皇族、華族宅地、將分售高級住宅地所剩較小庭院和宅邸用於酒店的時期公司上下的氣氛，可以通過這些手記和回憶錄窺見一斑。
出現在其中的次郎的形象看上去魅力十足，且渾身洋溢著仁愛之情。這種楠次郎形象，和被外界稱為“強盜楠”、“手槍楠”的強硬精幹的印象以及在家中為排尿障礙和無處發泄性欲而苦惱的次郎形象，可謂天上地下。
藤田謙之助和其他幹部、職員的手記都寫有“頭兒什麼事情都很公開，即便在我們麵前，也會把心裏話說出來”之類的內容，這似乎就不是“會演戲”能解釋得了的了。
將綜合房地產公司的幹部、職員們接觸到的次郎形象編輯而成的印刷品，與其他私人信件等不同，被捆成捆兒，收藏在一個看上去很結實的箱子裏。箱子裏還有一些和後來逢事便對立、打官司的運輸省以及原鐵道省、郵電省有關的文件。
事情的開頭可以追溯到剛剛戰敗那會兒。次郎要把應戰時之需成立的糧食增產公司和埼京電鐵進行合並，遭到一直以監督私鐵為己任的原鐵道省高官的反對。這便是事情的發端。政府方麵開出了一些條件，比如：如果合並，分配給糧食增產公司的股份五年不分紅，五年以後也應按分紅率為百分之三的後分紅股，與糧食增產相關的公司今後的經營和處理均應遵循新成立的運輸省的指示，等等。
運輸省認為，把原本應歸農林省管轄的實業公司和負責人員運送的私鐵合並，這種經營活動會擾亂行政秩序，因而不予批準。而在次郎這方麵看來，他覺得，考慮到居住在東京的人們的需要，在沒有乘客乘坐的深夜，將糞便運到埼玉縣，這既能幫助城市處理糞便，又能向沿線農家提供肥料，可謂一箭雙雕、一石二鳥，這個具有犧牲精神的經營計劃，按說都該受到國家的表彰，可那些官僚卻保守狹隘、鼠目寸光地提出了那麼多隻能說是存心刁難的條件，這叫什麼事兒啊！
次郎給糧食增產公司的股東們發了一份書麵材料，說這主要是因為運輸省有關人士強烈反對合並的緣故，自己的經營方針完全是“出於貫徹有機肥、貢獻糧食增產、響應國家號召的誠意”，隻是受到了官僚們的阻撓。可是，即便如此，“結果還是股價下跌，為此感到愧對各位股東”。道歉之後，他還表示，公司情況一如既往，毫無變化，並希望他們繼續放心持有公司股票。他還表示，如果還有股東想賣掉股票，他將依舊按照減少分紅以前的行情進行收購。
這份書麵材料體現出的昂揚鬥誌雖然和年輕時不相上下，但運輸省方麵也正是因此認為，這是難以原諒的“犯上”。剛剛戰敗，國家體製都因此而發生了變化，加之聯軍司令部這個不明政體的絕對權力的存在，起事定會凶多吉少，便決定采取隱忍一時、但今後楠次郎那麵無論提出什麼申請都不予受理、即便受理也不下結論、置之不理的態度。這當然不是會議上的決定，但彼此卻是心照不宣的。因此，次郎才一一訴諸法律，竭盡全力尋求解決。每當要奮起戰鬥的時候，他都會為自己被開除公職的身份而感到懊喪，盡管前列腺肥大的疾病反而激發了他的鬥誌。
這一時期，次郎還通過舊友鬆村謙三接受了尼崎一家製造過磷酸肥料的公司的經營權。鬆村因一直站在保守政治家立場上堅持反戰態度而沒有被開除。曾在幣原內閣任農林大臣的鬆村還請求次郎救濟那些戰爭中以在國內供應鎳為目的成立的國策公司。次郎也答應了下來，並向全體職員聲明：“考慮到對國家的責任和眾多失業員工們的生活，我會堅持努力，不屈不撓。”
當時支撐著他的，是這樣一種顧影自憐的判斷：自己是由於緊跟GHQ的知識分子和官僚們的偏見而被開除的，但自己原本就不是什麼官，而是一直信奉“以民為本”的信條，自己的時代終於到來了。
同一時期，準確地說，是一份標有昭和二十六年6月9日這個日期的目錄所記載的事情，顯示出了與上述次郎形象既互相矛盾又彼此聯係的奇妙姿態。上麵寫著：
紅白絹一匹
幹製鰹魚三條
味素一大罐
砂糖二斤
紅包一個銀杯一個
謹此作為西村惠結婚賀禮
我還記得交換字條那天的事情。那天，我因黨的活動工作要出去一個月左右不能在家，向石山治榮辭行回來時，被父親叫住。他正在給西村惠看堆在帶底座方木盤上的贈品。
“啊，你來得正好，阿惠要結婚了，我正給她禮物呢，你也來看看。”父親說。
我咂咂嘴，心想，怎麼趕這麼個時候來。
“讓您這麼費心，真是……”阿惠嘴上說著感謝的話，臉上卻是一副悶悶不樂的表情。然後又轉身看著我，說：“你父親真是一個可親近的人哪，恭次。”說著，身體朝父親貼得更近了。
“啊，對了，那個你也拿去吧。”父親說著，站起身，打開圓窗模樣的隔扇下方的小拉門，取出一個小桐木盒子。他解開打著十字的寬帶子，從黃色布包中拿出一個銀杯。
“這是當過總理的桂太郎得一等勳章時的紀念品，據說他隻做了五個，這是其中一個。我沒畢業就自己創業那會兒，他幫了我很多忙啊。雖然政治立場後來有些不同了，可他不愧是個人物啊。我想把它當傳家寶呢，就送給你吧。”
“啊呀，您把這麼貴重的東西送給我這樣的人，真是投珠於豕了。這也對不起夫人啊，您還是收起來吧。我知道自己的身份。”阿惠說。
父親突然用一種似乎很怪異、又很難為情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覺得這是個時機，就接著被父親叫住之前對石山治榮說的話茬說：“理由我已經講過了，是要去農村搞實地調查，得離開家一個月。就這樣吧。”說完，我行了個禮，出了房間。我得防備他們把我當做下落不明者，向警署提出尋人搜索申請。
我剛回到自己的房間，孫清就來了，他好像是在等我回來。
另立門戶後，他離開了麻布的家，和善子一起過起無人煩擾的生活，還製訂了一個今年買個烤麵包器、明年再置個洗衣機、吸塵器等讓家庭生活一點點富足起來的計劃，並以孫清獨有的縝密正將計劃付諸實現。雖然秘書們帶著有些揶揄的情感批評他們兩個說，性格開朗、愛湊熱鬧的善子真還挺能忍，可對她來說，似乎有幾個學生時代就結交下的朋友，且能和他們交往下去，就足以過得開心了。離開麻布六莊館，反倒激活了昔日的交遊，這在善子來說也應該是好事。
“西村惠要結婚了，你知道嗎？”孫清還沒等坐下，就開了口。
“剛才我去正房，正趕上賀禮贈送儀式，我還在那兒待了一會兒呢。”我答道。
孫清滿意地點點頭，好像說這就好辦了，便說道：“讓那個女人橫行霸道，楠家就沒個好。所以，我想了個辦法。”接著，他告訴我，他覺察到次郎對她感到有些棘手後，就和綜合房地產公司的總務部長神戶穀商量，找了一個想娶西村惠的人。
“雖然離開了楠家，可同姓家裏鬧出點兒事件什麼的，對我也不好不是？”對直到現在還掛念著楠家的理由，孫清如是說。“神戶穀可是培養特務人員的中野學校畢業的，他做這樣的事情，是再合適不過了。而且，老爺子的弱處、阿惠的過去，他都掌握。所以，隻要慎重行事，肯定會成功的，我有這個自信。”孫清說得很高興，還從衣袋裏摸出一包煙來。
在我的記憶中，孫清以前是不吸煙的，豈止不吸，還在誓約書或是道歉信裏寫過，要遠離煙酒、尊重妻子，所以我不禁問道：“哎，你抽上煙了？”
“啊，你是第一次看我吸煙吧？倒是的，”說著，又獨自點點頭，說，“我都已經離開楠家了嘛。我算計了很久，結論是，比起酒和這個（他豎起小指），煙的成本最低，而且隻要不過度，就不會傷身體。那些煙鬼都是缺乏自製力的人，這種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讓他們幹什麼，都看不清周圍，必定失敗。”
那天的孫清好像對自己的頭腦和行動力非常滿意。
“那個阿惠真是個不得了的女人。”孫清的話題又回到他的報告上，“開始談婚事了，她又說：‘我不結婚，我已經不是可以結婚的身子了。’老爺子正是好不容易撤銷了開除公職令，準備開始大幹一場的時候不是？這種時候，家裏出亂子可是不妙。現在是民主主義時代了嘛。我是看準了這個時機才鼓動神戶穀的，可阿惠也是知道這些才故意抱怨的，她是嫌賀禮中的紅包太少了。頭兒也太摳門兒。聽神戶穀說，好像‘連頭兒都慌神了’。”
如果是這樣，我就應該是在這出結婚劇的最後一場才出場的。可是，孫清的話，我也實在是懶得再聽下去了，就像宣布到此為止似的說：“所以才有今天的儀式啊。”
“就是，因為是儀式，所以就需要有人在場啊。”孫清說完就不做聲了。很顯然，他不高興了。回頭看看自己的行為，也許他認為自己為楠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呢。我推測，在他心底，或許有一種希望楠家陷入無法收拾的殘局中的心情吧。
“我下個禮拜要去農村實地調查，得離開東京一個月，我是想跟石山治榮打個招呼。”我對自己偶然參加儀式的緣由做了說明。
“實地調查？經濟學部還要做這樣的調查？”孫清的神態表明，他不相信我的話。我想，他沒準兒還用中野學校畢業生神戶穀這樣的人調查我的行動了呢。
“是啊，現在和大哥那時候不一樣了，時興實地調查呢。主題是農田解放給生產結構帶來了什麼變化。不過這個題目我沒對頭兒說。”我把準備回答父親的說明稍加改動，對孫清說。
孫清回去後，我反複回想儀式的情景，想，自己竟是身處這樣的現實中間。盡管我對自己已經逃脫出來確信不疑。
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胸膛裏吸滿了自由的空氣，它和時代的氣息融為一體。張貼傳單、在街上豎起紅旗進行演講，就足夠讓我開心了。對我來說，能和同學爭論問題的會議，是最令我感到快樂的聚會了，雖然被稱為“共產黨情報局”的共產主義勢力國際組織公然批評日本共產黨的和平路線後，黨內開始分裂，大學裏的爭論也漸漸變得激烈起來。
我打算寫一篇關於這一時期革命勢力情況的文章，在報紙上澄清一下以被命名為“所感派”的德田球一總書記為核心的一部分人巴結“共產黨情報局”和北京組織，使得以被稱為“國際派”的中央委員宮本顯治為精神支撐的我們這些人反而受到國際組織的孤立的過程，這樣，文章就不免變得瑣碎和認死理兒。
這種傾向，即便是要寫父親傳記的現在，也依舊存在。這或許是因為我這一生中熱衷並為之奮鬥的東西空前絕後、隻有這一個運動的緣故。盡管直到後來，我接受楠家的一個公司，想把生意發展到全國去的時候，也是相當認真的。
在黨內對立愈演愈烈的過程中，一年以前，東京大學的共產黨組織就已經在德田球一總書記的命令下，從直屬的東京都委員會解散了。對拒不聽從命令、欲與黨中央戰鬥到底的大學黨組織，黨的機關報《紅旗》在5月中旬連續三天刊登了《關於毒害學生黨員的派係陰謀家》的評論。最後一天的評論中，居然舉出了我的名字：“其中，有個橫瀨鬱夫，此人曾經受右翼團體黑龍會頭目、臭名昭著的反動政治家楠次郎之命，意欲破壞埼京電鐵的黨組織。”意在說明，希望大家明白這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
然而，我認為，東京都委員會過於性急了。點出全國學聯幹部的名字進行批判，反而會讓學生更加團結，而我連幹部都不是，我的問題就更是次要問題了。因此，我受到的傷害雖然很深，卻仍能照樣在校內繼續黨的活動。我覺得，我必須以更為獻身的活動，來證明我的清白。
那年9月的反對清洗赤色分子的鬥爭中，校方為不讓來東京大學參加集會的外校學生進門，關閉了正門，我們就用做標語牌時的鐵錘砸開了鎖；12月8日的反戰集會上，我還代替忙於黨內鬥爭的幹部，組織了這次集會，並去宮本府上請來宮本百合子作演講，她的出席使集會氣氛空前高漲。
可是，由於我作的墊場演講與取締違反波茨坦政令活動的三百二十五號令有抵觸之嫌，隨時有被下令逮捕的危險，所以，“國際派”的高層機構下達了指令：“在以後接到聯絡之前，不要在家中或公開集會上露麵，去城北地區繼續活動。”
城北地區有很多文化人，我老早以前就開始負責大學和這一帶。我在一個姓樸的在日朝鮮人經營的烤肉店三樓借了一間房，決定在危險消除之前，以此處為據點，繼續活動。
晚上，我用帶來的謄寫板撰寫麵向自由勞動者、定點經營的中小企業的工人和文化人組織的宣傳反戰的檄文和宣傳國際形勢的傳單時，樓下剛好飄來烤肉的香味。我還聽得見繁華街路的喧囂，時而在高遠空曠的夜裏像遠去的濤聲一樣，漸漸低落下去，也聽得見醉鬼們扯著破鑼嗓子唱起軍歌或革命歌曲，和夾雜在其中的小提琴的哀怨。
不久，這些聲音都靜了下去，不想，我的視野中卻又浮現出了還在熊熊燃燒的六莊館的模樣，宛若一座城堡。這座此前沒有嫌惡之情不得見的城堡，如今已經徹底成為過去。那是一座綠樹成蔭的島，一座睥睨繁華的城，裏麵還有石山治榮、西村惠、孫清、善子們在蠢動，楠次郎盤腿坐在這些人中間，就像一個發黑的肉瘤。
我很喜歡烤肉店這個姓樸的店主。他出生在平壤，是和他那不容分說被憲兵帶到日本來的父親一起來的，三十出頭，人高馬大。一說到朝鮮戰爭，他就情緒激昂，言必稱北朝鮮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