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想象的地圖上浮現出開拓地的光景：道路筆直，綿延不斷。他想，要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建造一個有筆直的道路伸向遠方的城市。這麼想著，故鄉的老人消失了蹤影。
載著次郎的列車傍晚抵達新京（今長春）。由於路軌很寬，又幾乎是直線地穿過平原，所以感覺比日本的火車快得多。鄭孝胥總理等眾多要人前來迎接，並在車站貴賓室進行了懇談。次郎不能不感到，在國會上或是在鄉裏稱支那人時腦海裏的印象，和眼前的領導人的舉止、談吐，完全是兩樣的。次郎覺得他們是在以悠然的態度，接待著遠方的客人，既不低三下四，也不妄自尊大。次郎還感到，在國會上討論對支政策時，眾院議員們把滿洲假想為屬國是危險的。次郎打算回國以後，要把這種印象清晰地傳達給大臣，便在視察旅行期間常用的筆記本上，寫下了“要人的態度”。
晚宴上，次郎就產業政策、從日本派遣技術員、工長級經驗豐富的人員的可否等問題，和相當於日本的大臣的經濟部長以及外交部長等交換了意見。經營過類似街道工廠的經驗，此時也派上了用場。來這裏以前，次郎曾同拓務省的官員探討過將滿鐵的資本金增為八億日元的必要性、為防止利權橫行而暫稱“日滿棉花協會”“日滿綿羊協會”的組成、“滿洲航空株式會社”的設立等問題，對方似乎對次郎的話很有好感，因為次郎不是大談特談日本政治家解放亞洲之類的空論，而是拿出了利於提高滿洲經濟和民生的具體政策案。
在新京待了三天，次郎來到距西伯利亞的沿海州不遠的佳木斯。為從這裏折回哈爾濱回國，他打算再坐一次滿鐵。佳木斯沒有西式旅館，次郎住的是由地主家改建而成的迎賓館。到達佳木斯那天晚上，次郎和數名被稱作自衛移民的、來自日本的開拓農民共進了晚餐。這個時候，滋賀縣的農民生活經曆又起了作用。次郎深入聽取了本土和滿洲農民耕種法的差異，對農業機械化也有強烈的關心。他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熱的強烈反差以及慢性缺水等本土無法想象的嚴峻現實，然後說：“不過，不知道這麼說是否妥當，這裏最可怕的就是土匪。”
吃過日式飯菜，啜著中國茶，次郎問道：“是俄國人還是支那人？”
“他們大概是白天和我們一起幹活的農民。”一個相當於他們代表的、曬得黝黑的男子回答說。
次郎不知該如何理解，默不作聲的時候，那人又說：“這些家夥目的不是要殺傷我們，隻是把我們幹活收獲的東西搶走。”
“是不是他們覺著自己才是主人哪？”坐在那個曬得黝黑的男子旁邊的農民補充道。
會餐結束回到寢室後，次郎想，這些人抱著建設亞洲共榮圈的理想來到佳木斯，遭遇了和預想完全不同的現實，他們堅信日本人會受到歡迎的理想，支那人還沒有認同，他們在本土時，想象不到這種雖然一起勞動、但敵對意識卻絲毫沒有減弱的關係，而這種事態，又似乎不是以教化或者誠意就能輕易打破的。
鑽進讓火炕烤得熱乎乎的被窩，次郎又想起了石原莞爾的那幅滿洲國組織機構圖。次郎覺得有點明白石原為什麼把協和會會長和建國大學的地位抬得那麼高了，高得超乎常識。石原大概認為，居民的教化需要一代三十年的時間，但即便這樣也無法保證成功。考慮這個國家的事情時，除了考慮遼闊的麵積，還必須把時間延長為本土的幾倍才行。次郎想著這些問題，進入了夢鄉。
大約過了兩三個鍾頭吧，次郎被一陣刺耳的鈴聲驚醒。有人急急地敲門。次郎摸索著找到開關，卻按不亮電燈。
“對不起，有敵人襲擊，今晚情況有些不妙。”
聽到這樣的說明，次郎借著豆子一樣小的手電光穿上褲子，披上上衣，在警衛員帶領下下了樓梯，來到地下室。遠處傳來槍聲，警衛員小聲說：“這裏是鋼筋水泥的碉堡，絕對安全，也可以換氣，對不起，在守備隊到達之前，您就在這兒睡吧。”
次郎三年前為迎接出席倫敦裁軍會議的若槻禮次郎去過上海，目的在於要在若槻回國前，對其講明關於裁軍會議的國內輿論動向和政治形勢，那時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從旅館看不到對岸的長江之大令人吃驚。這次旅行由於是以政治家身份進行的，次郎每天都會痛切地感受到滿洲國這個異國的統治之艱難。過了很久，守備隊也沒有來。
在拂曉前的這段時間裏，次郎在這個隻點著一根蠟燭的洞穴般的空間中，想了很多事情。
天井被昏暗的燭光照成拱形，次郎想起了被祖父領著住宿過的滋賀縣商人旅館的大房間的情景。那如同貧窮日本的縮影，無論是出家人，還是住在桃源鄉的人，都得活下去，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日本人流入滿洲，他們沒有餘裕考慮將來會怎樣。他們當中，可能有人做了對不起客戶或店鋪的事情而逃出來，再也無法回到日本；可能有落魄的右翼分子，也可能有逃避思想鎮壓，用把列強的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大陸的目標鼓勵自己，忠誠於某種思想，千辛萬苦來到這裏的原左翼分子；還可能有追隨他們而來的女人們。
“有很多女人來大連了，有人是被強行帶來的，也有人跟著情人來了，結果不行了，就破罐破摔的。您要不要視察一下？”次郎極端懼怕性病，所以，有人私下裏邀他去妓院時，他便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絕：“不不，就算了吧。”然後又問滿鐵負責接待的年輕人：“大約來了多少這樣的女人？”年輕人答道：“沒有具體統計，大概有三千左右吧。”這個數字讓次郎大吃一驚。
日本連年歉收，特別是東北的低溫災害很是嚴重，去年，次郎曾作為民政黨農業問題委員視察過宮城、岩手，留下痛心的記憶，其悲慘情景為關西地區所不可想象，受災麵積也漸漸擴大，甚至有人主張賣兒賣女和棄嬰。這種情況下，提倡水稻的品種改良和整備灌溉用水網，也是遠水不解近渴，況且財政資金也撥給了增強軍備上麵。
又傳來槍聲。一起到地下室避難的青年蹙起眉頭，很自責地撓撓頭，說：“還沒完了，我還以為一會兒就過去了呢。”
奇怪的是，次郎對襲擊本身並不害怕，因為他感覺到，這種襲擊是要傳達一種意思：這是中國領土，統治這裏的是我們中國人。次郎倒是強烈地感覺到一種壓力——統治這個國家並非易事。順著剛才的解釋來想，敵人白天一定是在幹農活。正如大鹽平八郎之亂從倒幕運動到明治維新時漸漸平息下去一樣，日本的侵略進攻也許反而會成為中國人建設嶄新、強大中國的促進劑。石原莞爾正是了解到這些情況，才有了設立協和會、在日本援助下建設新中國的構想，這個構想會成功嗎？石黑忠篤的協同組合的振興案不也麵臨同樣的問題嗎？
次郎陷入一種恐懼之中，是那種準備克服困難時困難突然出現在眼前的恐懼。自己命名為現場主義的方法，對石原莞爾的構想和永井柳太郎的浪漫主義、石黑忠篤的理想主義都充滿讚佩，但自己畢竟已經養成了不親臨現場就無法從心裏讚成的習慣，這也許是因為自己繼承了農民文化的緣故吧，所以才親自來到滿洲，並遭遇了與國內議論完全不同的滿洲和現實。
所幸的是，民政黨提出了一些貼近現實的政策。然而，這和軍部及政友會對中國的認識沒有太大差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困境麵前，陸軍為所欲為地印了很多小冊子散發，意在將輿論拉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政治家為抵抗政黨政治的危機，摸索著主要政黨的合作案，還成立了全國一致內閣，連永井柳太郎都從他的浪漫主義出發，彙入到這股洪流中。
然而，來到滿洲以後，次郎發現，國內的這些嚐試都是很虛無縹緲的。這裏麵有國土遼闊的原因，也有次郎感到中國人氣質、文化深不可測的原因。這裏居住著超出日本十倍以上的人口，生活著語言、習慣各不相同的眾多民族，但“中國人”的意識又似乎是相通的，對此，次郎不太理解。輕視自己理解不了的對手是危險的。不能再擴大戰線了。民政黨雖然就是這樣主張的，但卻無力阻止軍隊對政黨的粗暴幹涉。國民狂熱地堅信把列強趕出亞洲自己就能過上好日子，也許就是想忘記痛苦的現實吧。
次郎在蠟燭的光亮裏思索著，到底是什麼地方錯了呢？
又有槍聲響起。這次的槍聲和剛才的槍聲來自不同的方向，一共三聲。
是日俄戰爭勝利就得意忘形了這點不對嗎？是認為因為世界大戰中參加到戰勝國一邊獲得了成功，所以國際關係就不成問題了的想法有問題？還是普通選舉給愚昧的群眾以權利的做法不行？然而，正因如此自己的選舉地盤才能安定，早稻田大學的恩師安部磯雄才提出應該承認婦女參政權的議案。
次郎越想越覺得前途令人絕望。他想起阿櫻，就很懷念年輕時代。如同反作用力一般，石山治榮的麵龐也浮現在了眼前。她是紀念日本藥學大家的財團理事長的外室女兒，次郎曾活動讓這個財團和一橋大學一起搬到國立去。據銀行推測，這個財團的基金有一個無法公開的空洞，理事長正忙於事後處理。轉製的交涉已經到了楠房地產開發公司如果能填上這個窟窿，財團就同意轉製的地步。
次郎每次去財團時，都能看到一個穩重、可愛的年輕女性，好像是理事長的秘書。一天，理事長坦白地告訴次郎，這個女孩姓石山，雖然和他不同姓，但是他的親生女兒，還說自己上了年紀，拜托次郎有事的時候多多照應。
石山治榮低頭答應了親生父親的安排，次郎再一次注意地看著她，想起平鬆攝緒說過的話：“要強、聰明的女人不太適合你，還是穩重老實的姑娘才好。”也許是父親做了那番介紹的關係，那以後，次郎再去財團時，她總是興衝衝衝地跑出來，一副一日三秋的模樣。很快，石山治榮生下個男孩，次郎還是從祖父的名字中取了一個字，叫他做清明。
次郎想，平安回到日本後，要抱抱她。這麼一想，對治榮的欲望就一下子迸發出來。經曆過幾次之後，次郎就想明白了，男女之間的關係，說到底就是性的關係。
次郎在佳木斯的地下室裏感到的絕望，隨著時間的流逝，終成現實。
盡管永井柳太郎拚命地說服，3月27日，日本還是發出脫離聯合國的通告，發布了天皇的詔書。多家報社不約而同地刊登文章，讚賞天皇的英明決斷和政府的決心，以國粹主義者自居的貴族院議員和文部大臣鳩山一郎等政治家的言論壓製活動越發囂張，通過了京都大學瀧川教授驅逐令和強化治安維持法的決議，文部省甚至還設置了思想局。
雖然次郎想抵製這種動向，但如果軍隊方麵有人質問說：“不強化國防，能保衛我國的生命線滿洲嗎？！”次郎便不能不承認，自己思想上的軟弱，致使無法自信地反駁他。
在令人憂鬱的事件接連發生的境況中令次郎精神為之一振的，是石山治榮又生下了第二個兒子。次郎高興得顧不得理會嬰兒的哭鬧，抱了一次又一次。次郎又從祖父名字中取一字，給孩子起名為清康。
話說上了大學的孫清，反抗的態度越加明顯。每到此時，次郎都嚴厲地斥責，甚至動手打他。一天，孫清說他想當電影導演，嚇了次郎一跳。長子這般吊兒郎當，次郎就覺得，隻要是男孩，有幾個都無所謂。那時次子恭次還沒上小學。
去滿洲之前，次郎考慮到阿櫻的健康，決定在國立大學城的分售地給她和恭次蓋一處房子。阿櫻很高興，長子孫清又住在本鄉的宿舍，所以他打算時不時回一趟國立就可以了。這是個次郎預測到時局日漸吃緊的決定。
除去學生時代的一個時期，次郎都是個不太受書籍或同事的議論影響的人，但他卻能夠被自己經曆過的事情深深地、長久地打動。通過和丟下他回了娘家的生母，為自己進行性啟蒙的平鬆攝緒，長女良子的母親、早逝的山東友梨的交往而得出的對鄉村女性的印象，決不能說是品格高尚。在此，隻靠性關係維持的女性蔑視和與之矛盾的憧憬，以不可分割的形式同時並存。也許，同恭次生母的爭執，就是次郎掉進這對矛盾的夾縫裏的結果。為此，平鬆攝緒的調停才變得不可或缺。
次郎同阿櫻相安無事，是因為二人的關係是次郎對女性的向往頗為強烈的時期建立的，而且次郎想確保在政壇發展的位置這一判斷也有關係，再有就是因為，次郎表麵上對阿櫻非常珍視。如果這種態度隻是一種算計，阿櫻一定會有所避諱的。然而，二人都想將青春好時光的痕跡以夫婦的形式留存下來。可就任政務次官，踏進決定現行政策的位置以後，才發現政治這種東西是在自己的體質接受不了的地方被議論、決定和運作的。安部磯雄和政治立場本應相同的永井柳太郎，在深入介入現實政治的同時，還提倡婦女解放論，主張應該給婦女以參政權，次郎對其中的理由無法理解。
他想將具體的政治活動場所同阿櫻的世界割離開來，並不是為了蒙混過關，而是想要保存自己和阿櫻的世界。為此，在現實主義的次郎看來，有必要將住宅分開，於是這才有了“為了阿櫻的健康”這樣的借口。考慮到不遠的將來，又在充滿危險的滿洲之行前夕，秉承該事先決定的事情都事先做好決定的想法，把阿櫻和恭次的家安在了國立。
阿櫻很高興。夫妻生活和日常會話已經在二人之間不複存在了，但心情總是相通的。此前他們一直輾轉於鬧市區的分售住宅，所以，能在武藏野的原野豁然開朗、雖沒有大海卻能讓人想起家鄉小名浜的地方安安生生住下來，對健康狀況不太好的阿櫻來說，是非常難得的。
唯一的留戀就是和永井貴久代、曾經共過事的女記者、婦女解放運動的熟人們的往來，不過，坐中央線去新宿，也快得很，沒有了次郎這邊的來訪客人的幹擾，反倒能和她們從容見麵。加之恭次領養來時就因腺病體質而體弱多病，稍一著涼就會感冒、發燒、咳嗽，阿櫻想，武藏野的空氣對恭次也許更好。
對恭次是丈夫英年早逝的弟弟的孩子這一說法，阿櫻是不相信的，可她早就知道，就算弄個水落石出，也不會出現什麼好結果，所以，就采取了這樣一種態度：如果是個好孩子，就不用管他的母親是個什麼人了。
這也可以分析為出於她心裏對丈夫的輕蔑乃至憎恨。年輕時的恭次是親近養母的，他一直這麼認為。男女關係不是用愛或者恨就能說得清的，恭次在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也不得不經曆了幾次相遇和離別。
從滿洲回來後，次郎看待政治的眼光似乎發生了變化。雖然隻有兩周的時間，但他開始覺得日本不太可能統治滿洲了。在大連、奉天和佳木斯遇到的中國領導人，遠比次郎所了解的日本眾院議員們有城府，甚至讓他覺得有些深不可測。
同滿洲曠野上的嚴酷現實相比，政友會和民政黨的聯係活動等就像是毫無價值的努力，而政界的離合集散，在搖晃著沉入地平線的大出本土一倍的夕陽麵前，不過就像是為爭奪陣地而排成隊列的螞蟻之爭罷了。
在議員會館吃飯時，次郎把自己的滿洲經曆一點點講給了宮澤胤男。宮澤和次郎從學生時代起就是彼此無話不談、毫無戒心的朋友。次郎感慨道：“也許這就是大陸癡迷症吧，不過到了國外，尺度就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