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事務次官的人選上，永井起用了河田烈。河田曾在大藏省工作過，很有能力。永井調整了陣勢，讓河田處理和軍隊勢力對抗的事務，希望楠次郎充當強硬角色。政治評論家馬場恒吾評論道：“日本的法西斯獨裁政治雖然標榜推翻政黨，但齋藤內閣是接受政友會、民政黨的支持才成立起來的。因而，議會政治是推不翻的，它也因此而得到拯救。”這讓永井放下了心，也為自己的努力得到正確的評價而感到滿足。盡管馬場的評論和嚴厲批駁為“總之是法西斯獨裁政治的贗品版”的社會主義體係報紙的意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然而，既然一直戰鬥在普選鬥爭第一線的大隈重信的後繼者永井入了閣，那他就一定會抑製法西斯主義，懷有這種期待的新聞界，卻沒有將鞏固拓務省內部，推進和其他省廳的協調，盡量減少摩擦，在爭取輿論的同時準備改革等行政操作納入思路的姿態。
另一方麵，軍部把永井柳太郎的入閣看做是出現了阻礙國策名義下的（侵略）亞洲侵略政策的人，也開始了通過財界、貴族院以及政友會將其拉下馬的作戰，極力反對永井柳太郎憑借拓務大臣的權限革新曆來就是軍部特權巢穴的樺太長官的更迭和台灣總督府的人事。
在最辛勞的時候，新聞界又體現出了呼應驅逐永井派的煽情誘導的一麵，擺開了批判的論陣，認為“永井甚弱”，“看不見他戰鬥的姿態”。
永井就任大臣的第二年1月27日，社會主義者堺利彥的葬禮在青山殯儀館舉行。永井想起在早稻田大學時聽過他的課，就去參加了告別儀式，而這，正中了驅逐永井派的下懷。
“永井這人不是糊塗嗎？聽說他還是社會主義者呢。”首相召集的早餐會上，財界領袖這樣說。這個消息也傳到了政務次官次郎耳朵裏。很快，三室戶子爵在國會上公開質疑，逼迫永井大臣辭職。此人即便在貴族院議員中也因親近軍部而著名，將自己比作明治維新時革新七公卿之一。這是真心想讓永井辭職的陣營所沒有料到的行動，於是他們以時機不成熟為由提醒三室戶撤回質疑，但作為政治家尚不夠老成的三室戶卻並未聽從。
永井看出這種動向，悠然作答：“正如勞動爭議，或曰佃耕爭議，如果當事人的任何一方身上再有一點血有一點淚，不就容易得到解決了嗎？這類事情屢有發生。”
對這種意外的反駁，憤怒的三室戶情緒亢奮得說不出話來。永井的答辯事實上帶有火上澆油的意味。
如果對永井風波放任自流，可能會招致更大的麻煩，次郎很擔心。為了爭取輿論，他首先拜訪了時事新報社社長武藤山治。
武藤曾受到三井的中上川彥次郎的知遇，二十八歲時當上了佳奈寶的工廠經理，世界大戰中使佳奈寶發展成為四大紡織之一，大正十二年，他從為防止階級鬥爭激化、首先必須杜絕政界腐敗的思想出發，成立了以中小企業為根基的實業同誌會，是一個實業家，也是一個熱血漢。他的這種經曆，讓楠次郎頓生親近之感。
向了解武藤的經營者一打聽才知道，雖然他看上去溫和敦厚，且高舉“溫情主義”旗幟，但有著強烈的自信，有一旦鬧了別扭就會成為敵人的危險性。
在社長室一見麵，次郎就開門見山：“今天，我撇開所有的政治家頭銜，是以永井柳太郎的一個後輩的身份來見您的。因此，我即將要說的事情，絕對不會對《時事新報》造成任何影響。”次郎說明了來意，希望隻是傳達正確的事實，以供參考。“我怕因為緊張說錯了話，就寫下來了。”次郎說著，遞過去一封信，上麵寫著：
“樺太曆來被稱為特權的淵藪，每年本應處理一千萬石的公物，實際上卻要采伐兩千五百萬石的木材，這樣下去，樺太的森林就會消失，永井柳太郎便以公開招標製度斬斷了腐敗的根源。
“關於硫酸銨肥料，如果使用撫順的煤炭，比內地要便宜三成，滿鐵工廠雖有十八萬噸的生產能力，但因財閥的壓力隻能計劃生產九萬噸。永井認為，滿洲的利權是在全國農民努力下得來的，所以，向水深火熱的農村供給廉價肥料是國家的義務，並從這個想法出發，對滿鐵下達了生產十八萬噸的命令。這證明，他並不懦弱。”
等到武藤山治看完，次郎又對自己的來路進行了說明：“我是滋賀縣農民出身，在十九歲成為孤兒之前一直當農民，對肥料的重要性感受最痛切。祖父曾領著我去過大阪的勸業博覽會，我十五歲就開始學著做肥料生意了。”
隨著談話的深入，武藤山治不斷地頷首稱是。次郎自信地認為，自己的訴說正撞上了他熱血漢的脾性，就更加侃侃而談起來。但當次郎說到自己很受大隈重信賞識時，武藤山治說：“我知道了，可是，參加堺利彥的葬禮算怎麼回事啊。為應該鬥爭的敵人合掌祈禱，就是懦弱的證據啊。”他問道，目光重又變得犀利起來。
這是預料到了的，次郎正了正姿勢，做出一副沉著的樣子，答道：“啊，這是永井柳太郎在英國學到的，我想，他是想提示一個紳士般鬥爭方式的樣本，正因為把對手當成敵人才能這樣。”然後，又報告說，是事務次官河田烈一大早跑到次郎房間，說大臣去參加堺利彥的葬禮了。這時次郎想起，當時自己就覺得不妙，甚至還想嘖嘖咂嘴：永井的少女嗜好又來了。
大臣來了以後，次郎馬上跑去提了意見。聽到次郎的抗議，永井的聲音也流露出不滿：“在《新日本》的時候，你不是也和山川夫婦、荒畑寒村他們發表侃侃諤諤之論來著？還用了草稿。”
“可你現在是大臣哪，再說，時代也不同了。”次郎也不肯罷休。
“所以我想展示一下紳士風度。我去了，共產黨的人也會有好感的不是嗎？我想這對舉國一致內閣有好處。”盡管這樣辯解著，可永井的表情還是像個挨了罵的孩子。
次郎在和武藤山治探討問題時想起這些，心裏一驚。不知不覺間，自己和武藤山治的想法是一致的，和永井柳太郎卻是不一致的了。武藤愉快的笑聲，打破了次郎的困惑。“哈哈哈，好了，永井柳太郎有個好後輩啊。”於是次郎知道，自己的說服工作成功了。
楠次郎告別了武藤，在車上，次郎一直在想，自己到底為什麼、在哪兒，和永井柳太郎想法不一樣了呢？
次郎一邊和公司的困境鬥爭，一邊不屈不撓地致力於將箱根、輕井澤的名勝地向大眾開放的事業，以備定會到來的中產階級時代的到來。他還在東京郊外建造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文化住宅地，建造理想的國立大學城。這種想法應該是和永井一起學到的大隈重信的思想，然而，對現實政治的應對就不一樣了。
次郎想換換心情，便回想起煞費苦心寫出的分售地宣傳文章。最近成名的劇作家都把它引用到劇本裏了。
“一日，美國弗拉建材公司的塔納經理造訪目白文化村時說：‘噢，這是洛杉磯的縮影啊。’如他所說，目白文化村如今已成為優雅美觀的住宅地。”
劇本中，這段廣告詞出現在婚後一年多的某個星期日，丈夫出聲地讀著廣告的場麵。“什麼呀，那是？”坐在走廊下打著毛活的妻子問。丈夫不理，繼續念道：“四萬坪的地區內，有整齊的道路、衛生的上下水道、電熱供給裝置及網球場等設施，眾多精致的小木屋和莊重的萊特式建築，以及優雅的別墅式日本建築等，坐落在遠眺富士、近覽林中高地的愉快環境中……”這簡直就是綜合房地產公司請岸田國士在做宣傳。
楠次郎看了這出戲，想：“為我們宣傳目白文化村固然值得感謝，可都寫了些什麼爛東西啊，一個年輕人，早早就結了婚，對人生毫無熱情，和主人公產生共鳴的人，成不了什麼大器。”
這出戲說的是一對年輕夫婦在一個晴朗的周日下午的事。二人對無奈的倦怠感束手無策，也許可以說是在暗示閉塞的時代。結尾處，鄰家女孩玩的紙氣球落到了這對夫婦家的院子裏，使他們的沉鬱稍稍得到一點緩解。目白文化村被用作他們倦怠生活的舞台，讓次郎心生抵抗：自己為居住在城市的優越的工薪階層建造住宅地，可不是為了讓你們這麼吊兒郎當過日子的！
我認為，次郎將看演出的感想如此記錄下來，背後一定有這樣一種昂揚的情緒：自己已經四十四歲了，作為政治家還算年輕，是在認真地為國家工作。
我在父親的遺物中發現岸田國士的戲劇小冊子，很是意外，同時，對父親也關心過戲劇和文化而多少感到鬆了一口氣。演出地點雖然不是築地小劇場，但因戲劇本身很現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還是留有進步的年輕時代的痕跡。盡管我知道父親自己修改多次的廣告詞隻是在開頭作為道具使用的，但還是想把楠次郎和岸田國士聯係起來考慮。
然而，看到“年輕女人就是輕浮，那麼無聊的戲居然一直看得那麼起勁”這樣的記述，我感到很吃驚。楠次郎原來是為了看“年輕女人”和紙氣球的。
如果和我養母阿櫻一起看的話是很自然的事情，可那時她已經四十六歲了，不能說是“年輕女人”。有可能是石山治榮。她在次郎的人生中拋頭露麵是在昭和六年，即異母弟弟清明出生那年，可我所了解的治榮是生了清明、清康、峰子這三個孩子，並全身心照顧他們的主婦形象，如果考慮當時的社會氛圍，她和岸田國士的戲劇有些不搭界。
即便如此，是我那沒有出現過的生母的可能性也很低。因為，第三四次選舉之前，次郎和平鬆攝緒交往的背後，雖有大概是我生母的年輕女性的影子時隱時現，但也許是因為和父親之間的愛憎糾葛已經解決，她最終也沒有現出身姿，就消失在時間的黑暗裏。
或許，是阿櫻陪著熟人的女兒三四個人一起看的？這也很難想象。記憶中，阿櫻像疼愛自己的孩子那樣疼愛我，全心全意養育我，但其中卻斷沒有和楠次郎一道全家一起去看戲、遊玩或是賞花的光景。這也許同父親在實業上和在政治上都要不停地惡戰苦鬥有關係，但更主要的還是楠次郎的性格同阿櫻的思想和生活態度大相徑庭，無法享受家庭的團欒之樂，所以，如果說我們是一家人，那也是孤寂無聊的一家人。
我這樣一想，便不再追究了。我開始覺得，不論父親和什麼樣的女性去看戲，都與我無關。
剛當上拓務政務次官的楠次郎，一邊輔佐大臣永井柳太郎，一邊雄心勃勃地要讓南樺太、朝鮮、台灣及滿洲的殖民地、占領地的運營走上正軌。
事務次官河田烈也來自大藏省，得以用新奇的目光審視曆來的殖民政策。正如次郎在時事新報社社長武藤山治麵前激情演說時所指出的那樣，在殖民地的運營上，存在著很多問題，隻能說是軍隊和財閥、官僚互相勾結，成為人們談論的對象。次郎必須查閱資料，聽取局長、科長的情況彙報，以此判斷對方和腐敗有多深的關聯、是否還沒有喪失正義感。
樺太、台灣這一塊，同有利害關係的企業的瓜葛很單純，情況分析比較好把握，但朝鮮和滿洲這一塊因和軍部關係密切，有一些以“國防的需要”為借口就可能避而不談的問題。特別是滿洲，滿鐵、軍部和中國既有的軍閥勢力糾纏在一起，為判定利權行為的範圍和基於國防大義的行動的範圍，十分有必要趕赴實地進行視察。次郎準備屆時以認真的滿鐵幹部為依據，探討一下滿蒙開拓團之類的組織該如何發展。
“我這就算是給你打個前站吧，我想，軍隊裏也有好人。另外我也想從當地領導人中選拔一下優秀人才。”次郎解釋道。
永井柳太郎用力點點頭，說：“走前，找幾個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大致有個方向才好吧。”說著，把放在桌上的硯台拉過來，研了墨，探探筆，想了一下，寫了兩封介紹信交給次郎。
其中一封是寫給農林次官石黑忠篤的，另一封是寫給陸軍兵工廠的石原莞爾的。
次郎聽過石黑關於農本主義的演講，有很多產生共鳴的地方，所以去次官辦公室拜訪他時，話題很快就開始涉及滿洲應該實行什麼樣的農業政策這種具體問題了。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遼闊，不親身去當地看看是不會知道的，不可能像軍人說的那樣去鎮壓。我認為，我們能夠做的效果最好的政策，就是幫助農民，領他們過好日子。不能拿支那人當傻瓜，他們也許比日本人還聰明呢。”接著，石黑極力強調，日本的小範圍稠密農業方式不適合那裏，應該導入大型拖拉機、康拜因等機械，並將成果大幅度地給當地人分享。聽到他那種類似協同組合主義的意見，次郎想起了後藤新平有關台灣政策的一席話。他當台灣民政長官的時候，不斷提倡原住民的自治、生活習慣的尊重和衛生條件的改善，與開進朝鮮半島的軍隊、警察的鎮壓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次郎問到大型機械能否在日本製造時，記憶裏自己少年時為耕地整理而奔忙的經曆又仿佛複活了。田間小道的位置哪怕錯了五寸，農民們都要揮舞鐮刀，拚死相爭。他們的憤怒是貧窮的象征，次郎隻覺得一種苦澀的東西在胸中翻騰。
石黑斷定：“隻有從美國進口，革命後的俄國也一直提倡農業機械化，但他們無視農民的習慣，隻想著要改造人，所以進展得不順利。”
“畜牧怎麼樣呢？我覺著粗放農業和畜牧是近鄰。”次郎試探著問。
“對呀！就是的呀！”石黑把兩隻手放在膝蓋上，向前探著身子說，“先要提高整體生產力，使當地受惠。這是前提。雖然有人認為要壓製內地的農業，但不成問題，因為亞洲是饑餓的。”說著說著，石黑的聲音漸漸高了起來，也有了抑揚頓挫。“農作物有大豆和棉花，隻要利用好氣候、風土的差異，滿洲和內地就會建立互通有無的關係。內田外相主張‘焦土外交’，真是豈有此理。非沃土外交不可，這是我的信念。”
這次會見之前，外務大臣內田康成，為表明列強如不承認滿洲獨立、日本就算脫離聯合國也要貫徹國策的決心，提出“焦土外交”的說法，這是繼幣原喜重郎、永井柳太郎之後與歐美的協調路線相對立的。
“要說畜牧，首推綿羊。現在的產量隻夠滿足軍需，無法滿足民需，讓當地受惠。隻要農民知道了在日本統治下能過上好日子，生產力一定會成倍地增長。”石黑的話裏，洋溢著一種隻要農業政策成功，就會穩固樂土基礎的熱情。
見石原莞爾的時候，次郎經過考慮，決定請他來拓務省談。最近飛揚跋扈的軍人增多，特別是田中義一擔任總理時昭和四年成立的新機構拓務省，常被看做是軍隊的駐外機構，次郎的決定就是考慮到了這種風潮。石原滿洲事變時是作戰主任參謀，立下汗馬功勞，但現在卻落在陸軍兵工廠這個怎麼說也是受冷遇的地方，據說是因為他敏銳的頭腦和不肯妥協的性格不受軍隊高層待見。
約定的時間到了，石原不佩軍刀、赤手空拳地到來讓等在房間裏的次郎大吃了一驚。他還記得自己就任政務次官後不久，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求見永井柳太郎時的情景。當時小磯國昭是來要求迅速擴大滿鐵路線的，他主張，滿洲已成為獨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基礎的鐵路網，應該迅速遍及全土。
“要想成為國家發展基礎，必須好好經營。作為前提，要求有健全的財政。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請楠君進行分析。”
次郎接過大臣的話，說：“滿鐵現在剛剛吸收了張學良建成的鐵路，我認為，這是一個我國對抗滿鐵的政治路線色彩較濃、應該廢止非核算路線的時期。而且，延長至哈爾濱以北的齊齊哈爾、滿洲裏或者佳木斯，一定會出現巨大的赤字，從而刺激俄國。這可算不上是個高明的提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