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自次郎和鬆村謙三深談之後，到昭和三年2月第一個男子普選法實施的那段時間，次郎跨政治家和實業家兩個領域的生活方式，出現了被迫做出某種選擇的轉機，同時，也發生了另一個不可放過的變化。
我被申報為昭和二年3月30日出生，為廣田裕三郎和廣田蓮所生，取名為廣田恭次。此後，昭和四年，父母因患流行性感冒先後去世，我便被楠次郎、阿櫻夫婦收養，改姓楠。升入中學時，我從阿櫻那裏聽說了這些。正式的申報登記時，出生年月、姓名、父母情況等都一直是戶籍上的父母的名字，公布考試結果時，揭示板上當然也是以楠恭次的名字出現的，這在楠次郎、阿櫻二人去世後的今天也未曾改變。
然而，最近，我決定撰寫父親的傳記並著手準備時，才知道這與事實不符。讓這件事水落石出的材料不在父親留下的龐大資料中，而是出現在養母阿櫻的遺物裏，就藏在裝有阿櫻年輕時寫的隨筆、朋友的來信等的大旅行箱中。我發現了一個用布卷著的白色包裹，打開一看，是一個印有禮簽、禮繩的封筒，上麵寫有“壽”字，裏麵是幾張證明材料。
大正十五年11月10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生恭次
東京至誠病院產室
父楠次郎
母青山蓮
同這份材料在一起的，還有像是臍帶的一個又髒又幹的硬塊，和一份接種證明。
第一期種痘證廣田恭次昭和二年3月30日生
昭和三年1月種痘（第一回）正常四顆右第一期種痘完了
特此證明
昭和三年1月30日醫學博士岡本孝
當時，為預防可怕的水痘，幼兒有接受種痘的義務。這份證明書的欄外還印有“注意事項”：“此證應保留至接受第二期種痘時。如有相關人員查驗，需出示此證。若無可以替代之證明，應課以十日元以下罰款。”
第二期種痘證明是昭和十一年4月23日由新宿區下落合的醫生本山三郎開具的，但這時的名字就變成楠恭次了。大概，大正十五年我在至誠病院出生時，還沒有姓。如果說有，也許就是青山吧。
發現關於我出生的資料純屬偶然，並不是踏破鐵鞋終得見那種。
在泡沫經濟崩潰後的嚴重不景氣中，原楠房地產公司、現綜合房地產公司迫不得已縮小規模，這對我來說是引退的好機會。楠次郎創下的企業集團的總部職能集中到有著埼京電鐵控股公司地位的楠觀光公司，由異母弟弟清明繼承。綜合房地產成為另立門戶的公司，且綜合房地產銷售為其子公司，所以我一個人完全可以拍板。我記得不知誰說過，一個人能夠不失熱情地將同樣的工作幹了二十年以上，不是因為鈍感，就是因為天才。一旦決定，我就想盡快從生意上抽身。
有一種意見認為，我的引退，是臨陣脫逃，是想從經營的勞苦中逃跑脫身，也有同行和財界領導人真心忠告我說，創業者家族的人不能輕易不幹。我決定將歸綜合房地產銷售公司所有的楠次郎的一處宅邸賣掉，以返還銀行貸款。我想這樣日後就能自由了。這處宅邸叫六莊館，名字取自老家東畑郡六個莊。楠次郎的遺言中寫著“我死後一直由阿櫻居住，再後作紀念館之用，使之成為楠家一族和合交歡之場所”，但我的做法是違背了遺囑的。父親死後，它一直由綜合房地產銷售公司管理，但考慮到戰後因一些不好理解的原因被剝奪繼承權的長兄孫清，我便將養母阿櫻的遺物都歸攏到一個房間，委托他保管。
想賣掉六莊館、關掉綜合房地產銷售公司等一連串決定的背後，或許有我對楠次郎的扭曲的感情吧。因為並沒有可以說“確實有”的自信，所以在此隻能采用“或許有”的說法。這雖然是自己的事，但卻又搞不大清楚。
決定下來，和孫清碰頭的時候，有關阿櫻的遺物，他說：“我也上了年紀了，又沒有孩子，所以，養母的遺物你就適當處理了吧。我記得也沒有什麼可說是財產的東西，那些婦女運動的資料捐給相應的財團啊圖書館什麼的，她會很高興的吧。”
孫清比我年長十四歲，看上去十分顯老，對從小養大自己的阿櫻的想念應該比後來的我深得多，但卻如此想得開，我不禁以頗羨慕的心情看著他。有關我出生過程的文件，就是從阿櫻的這些遺物中找到的。
阿櫻的三個旅行箱中，多是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永井柳太郎、山川均、荒畑寒村等人的來信，平塚雷鳥、遠藤清子、神近市子等婦女運動家給她的信件和資料。此外還有日本女子大學的畢業證書、和同學照的照片，以及姓田之倉時從小名浜她父母那裏來的信等等。另外，坪內逍遙、三木露風、田山花袋等文人、學者的書簡也在其中，正如孫清所說，這些東西捐給近代文學館之類的地方，她會很高興的。
另一個旅行箱裏，收藏著戰後不久的昭和二十九年和楠次郎離婚前後的有關材料，其中有這樣一封信。
我完全領會您的意思了，那麼，如果您走在了我前頭，關於留下的財產，亦即遺產，我沒有任何希望，即我不參與遺產分配。隻是，我希望詳情請向奈間島先生問詢，拜托。謹此回複。
這封信大概是楠次郎去世後又回到阿櫻手中的。奈間島曾是埼京電鐵的律師，為人溫厚，離婚時次郎就是請他做代理，進行的協議離婚。當時，楠次郎熱衷於堅守實業，一定是做了很大努力，才讓阿櫻完全放棄了遺產繼承權的，同時也說好，在達成離婚時，支付給阿櫻八百萬日元的精神賠償費，這在當時是相當一大筆錢了。
看到這些文件和記錄、信箋，時間忽而跳回到過去，又忽而返回到現在，使我不由得感慨，人生的各種約定和煩惱是多麼優柔且虛幻的東西啊！而關於我身世的記錄，以及為證明這個記錄而留下的臍帶，就混在（抑或可以說是被隱藏在）這些資料中。
對我來說，這個發現令我驚奇，但也僅此而已。我隻是想，原來如此。
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懷疑，這份資料為什麼出現在養母的遺物中。從資料的性質來看，這些東西應該在生母手裏才對。
答案似乎可以考慮為生母的早逝。或者，為讓其將來也無法自稱是恭次的生身母親，楠次郎給她施加壓力，她才不得不把所有物證都交給阿櫻的？圍繞廣田裕三郎和青山蓮的婚姻，與我以前的推測正相反，楠次郎和親弟弟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
不論哪種情況，作為出生的孩子，都與幸福無緣。就算雙親早亡，我本可以作為青山恭次成長、出世，可我偏偏在與己無關的地方，姓起了楠。如此想來，人的名字、身份、貧富差距都是偶然的了。
如果還是青山恭次，我恐怕就不會是綜合房地產銷售公司的董事長了。如今，雖然覺得這樣可能更好，但由於事實上作為經營者的每一天都過得十分充實，所以我沒有資格發牢騷。
盡管如此，我的生母青山蓮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性，儼然成了我最新最大的關心點。這個名字是我要寫楠次郎傳記而開始調查後新出現的名字，關於她的資料幾乎無處可尋。
我不止一次地望著寫有“東京至誠病院產室、父楠次郎、母青山蓮”的出生證明，思忖著養母阿櫻瞞著我保管它的意義，但想不出任何清晰的記憶。戶籍上最為明了的是“廣田恭次，昭和四年10月30日成為楠次郎和楠櫻的養子，更名為楠恭次”以後的事情，以前的事用曆史術語來說是“史前”。而另一個依稀可見的就是，關於我的身世，有不好公開的情況。雖然有醫院的出生證明，但上麵記載的青山蓮是不是她本人，卻沒有證據。
當然，也可以推測成這樣，即楠次郎說服親弟弟廣田裕三郎讓他將恭次當做自己的孩子撫養，其妻青山蓮也同意了此事。可如果沒有青山蓮不能生育的條件，這種結果不是也太不自然了嗎？
圍繞著幾件事情的幾種推測的可能性中，很容易想到的一件事就是，阿櫻明明知道恭次是楠次郎的孩子卻為什麼又二話不說繼續撫養他？了解到事實的那會兒不正是戰爭越發激烈的時候嗎？這些問題在那些大事中是相當容易得到解決的。如果認為父親在防空壕中說“你母親是個佛一樣的人”，也正是由於有了這些事情才得出的結論，便很好理解了。當時，父親所說的“你母親”指的是阿櫻。從我的立場來看，比較自然的推測隻此一處。阿櫻想總有一天會告訴我生父是誰，才在旅行箱中深藏著這份資料的吧。然而，關於我母親，大概阿櫻也不太了解。而青山蓮，或者說生下我的女人，楠次郎對阿櫻可能也沒有進行清楚的說明。
楠次郎的失誤在於，他沒有想到廣田裕三郎和阿蓮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留下年紀尚幼的我，相繼去世。如果換個想法，說成是領養親弟弟的孩子，對阿櫻也好講一些。手足情深的楠次郎，也許在悲痛中也是一拍大腿，覺得這下恭次的事情可在應該解決的地方解決了。可次郎與生俱來的手足之情使他總想留下恭次是自己親生孩子的證明，於是才將一直珍藏的我的出生證明交到了阿櫻的手裏吧。
戰況惡化，女人孩子都被迫離開東京的時候，即將一個人疏散到以前被叫做遝掛的新輕井澤地區的阿櫻，對父親說起和他一起留在東京的我的事情時，向楠次郎叮囑道：“恭次就拜托你了，他一直是我帶的，有感情了。平時他挺老實的，但也很耿直倔強，太強製了，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險。”
那時，阿櫻已經知道了和楠次郎有了三個孩子的石山治榮的存在，所以對丈夫在女性關係上的隨便應該是有清楚認識的。然而，無論此前還是此後，“恭次的生身父親就是你吧”之類的話卻從未出口。
盡管在這樣的背景下，楠次郎把阿櫻說成是佛一樣的人，但當時跟我說起的時候用的是過去時，又是為的哪般呢？對這些不透明的事情，還得細讀各種資料才行。
從阿櫻的旅行箱中找到的離婚協議書上，繼“關於上述當事人的離婚，協議如下”的前言之後，有這樣的記述：“楠次郎和楠櫻自昭和十五年4月1日起分居，丈夫楠次郎每月支付給妻子楠櫻一定額度的生活費，但雙方均認為事實上已經為離婚狀態。”
至於為什麼是昭和十五年4月1日這個日子，不進一步調查是不會知道的。但養母隻身疏散到輕井澤是昭和十八年的事，和這個日期沒有直接的聯係。可因為事實上的離婚狀態而用過去時說起妻子的事情，也很難成立，因為說到“你母親”時，父親用的是那種考慮到萬一，起碼要對此有所交代的被逼無奈的語氣。這可以理解為楠次郎是想說：雖然沒有說、也沒打算說，但如果你在戰爭中幸存下來，並想知道生母的事情的時候，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個佛一樣的人。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率真的理解，因為，當時戰爭是如此緊張，父親和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死掉。
不管怎樣，昭和初年，楠次郎麵臨選擇的兩個問題中，在政治家還是實業家的選擇上，他決定對公司困境置之不理，參加第一次男子普選。可以認為，因這個決定，楠次郎選擇了作為政商的姿態，而拋棄了學生時代以來的對政治的純粹。
對另一個我的身世，楠次郎策劃讓弟弟廣田裕三郎和青山蓮結婚，從一開始就作為他們的孩子進行申報，使問題得以解決。
叔父從小在成績又好、臂力又強的哥哥次郎麵前就抬不起頭來，長大後又在哥哥的幫助下開始了在東京的生活，所以，可以充分地認為，因景氣不好而一時半會兒無法結婚的他，有一種“如果自己的承諾能幫助哥哥”的心理。從父親對我講過的叔父的性格（不論做什麼都沒長性、意誌不堅強、講究打扮、能說會道、為人和善等）來看，這種可能性很大。可青山蓮是怎樣的呢？
混雜在楠次郎親屬關係的信件等中、帶有責備意味的信箋片斷和兩首短歌，讓我想象她是一個近乎青山蓮的稍有點年紀的女性。如果短歌是青山蓮本人所作，信箋片斷是平鬆攝緒所寫，那麼我的生母多半是個和滋賀縣淵源頗深的人了，而且還是個性情剛烈、具有藝術家氣質的人。
兩首短歌雖然很難想象為年輕女性所詠，但我猜想生母的生活環境應該是國文學和桃源鄉相關的領域。另外，我還從阿櫻保管的資料中發現了一本薄薄的文庫本《和泉式部歌集》，上麵附有贈言：“謹將此吟詠過往濃烈痛苦戀情之歌集贈與楠次郎先生。您的少女。”
寫下這話的絕對不是阿櫻，有可能是石山治榮、青山蓮、平鬆攝緒，或者是也許是我生母的第四個女人。如果沒有發現這個資料，我也許直到現在都不能拂去這種妄想：我是我生母被楠次郎強暴的產物。
然而，為什麼是《和泉式部歌集》呢？她正如被紫式部批判為“和泉正因下流無恥才存在”的那樣，是為奔放戀情而焚身的一生，所以，少女捧獻的歌集可以是建禮門院右京大夫的，如果她是了解楠次郎曾編過《新日本》雜誌，歌集也可以是與謝野晶子的。
打開那本歌集，我看見上麵到處畫著圓圈，記著三角符號。在畫著雙圈的短歌中，我發現一首“山穀螢火蟲仿若靈魂出竅來”，讓我想起滋賀縣有幾處螢火蟲名勝地。她大概去捕過幾次螢火蟲，見到這首短歌，才想到將《和泉式部歌集》贈與戀人楠次郎的吧。可是楠次郎卻沒有讀，對他來說，隻要把對方的身體占為己有就足夠了，餘下的就隻是讓她生孩子，不需要讀什麼不知所雲的短歌。他同公司破產的危機抗爭，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為推進選舉的準備，每天恨不得飛也似的走路，哪裏有心情讀那些戀愛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