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因當上候選人的次郎比較臉熟，所以他決定站在人群後麵觀察一下事態。對方有七個人，其中還有一個巡警。他們中了警察設下的埋伏。
次郎心裏燃起了熊熊怒火，他要一爭高下。他想，先要製服巡警。他迅速看了周圍一眼，見兩邊是剛剛上水的淺水田，便盤算著，如果把他扔進去，讓他陷到泥裏，自己就沒有被認出來的危險了。次郎突然從後麵抱住巡警，腿上使絆，可那人到底是警察，似乎早有準備，一邊忍受著次郎的攻擊，一邊一點點沉下身子，想要背起次郎甩出去。他身強體壯，次郎一抱住他，就感覺到了。
次郎想在他沉下去之前鑽到他前麵，就來了個拿手的“跳腰”，巡警沒有防備，軍刀甩向了半空又跌落在田裏，可他在落水的同時死死地抓住次郎的脖領，兩人一起摔到水田裏。次郎想，不能讓他看見自己的模樣，就把自己的臉埋進水裏，使足了力氣抓住巡警雙腿間的要害。幹過農活的人，對自己的握力還是有自信的。對方再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擊，仰到泥裏。次郎連忙摸索著找巡警的腰帶，他下身要是沒了遮蓋，肯定會在泥裏爬著到處找褲子的。
地麵上，敵人們見給自己壯膽的巡警和什麼人一起掉進了水田裏，拔出的軍刀也甩到了半空中，都準備逃跑了。次郎的一個夥伴絆住要逃的敵人的腿，騎上去揮拳便打，一個敵人折回身想幫助同夥，被次郎的另一個夥伴撞進對麵的水田裏。
次郎一邊留意著岸上的情況，一邊拽下快要昏迷的巡警的褲子，可褲子掛在鞋帶綁得結結實實的鞋上，怎麼也脫不下來。幸好對方穿的是丁字形兜襠布，很容易就脫掉了。借助月光看到他縮成一小團的男根時，次郎突然感到自己的鬥誌也萎靡了。這家夥也是一家之長吧。次郎仿佛看得見他梳著發髻的樸素妻子、等著父親回來的幾個孩子。
對方似乎回過神來，抓住了次郎的胳膊。次郎想起來，戰鬥中鬥誌的瞬間萎靡是最危險的，還有誰也曾經說過“必須痛打落水狗”，不能心慈手軟。次郎重又燃起鬥誌，照著巡警的臉用力一拳，他就再次沉入了泥水裏。次郎登上田埂，問夥伴們：“沒事兒吧，敵人都跑了嗎？”確認安全了，次郎又說：“巡警掉水裏了，這麼著他可能得嗆水，把他撈上來，好好照看著點兒。”接著，次郎喘著粗氣叮囑道：“就說巡警不知道讓誰給打到水田裏去了，是咱們救了他。”
“您沒事兒吧，滿身是泥，我有親戚，就在那邊住，還是去洗洗，換件衣服吧。”一個夥伴說。
“好吧。哎呀，今晚來得太好了，這下，警察一時半會兒不會幹涉我們了。”次郎說。
次郎在夥伴的親戚家洗了個澡，從裏換到外，痛切地想，自己的選舉也就是一場泥水裏的戰鬥啊，無論如何，都不能失敗。政治家必須贏得勝利，落選即意味著成為人下之人。次郎反複回味著，鬥誌仿佛滲透到了身體的各個部位。
投票結果，次郎獲得四千四百一十二票，以超過崛部久太郎三百一十八票的票數當選。
大正十五年1月，次郎經永井柳太郎介紹，加入了憲政會。
戶籍上，我的母親是一個婚前叫青山蓮的女性。可是，她有過什麼經曆、和養父楠次郎的弟弟廣田裕三郎是在哪裏認識、又是怎樣結婚的，次郎留下的資料裏並沒有可以了解的記錄。我雖然沒有把握認為，我把現存的資料都準確無誤地讀到了，但我總覺得，沒有記錄本身就是在意味著什麼。
然而，我停止了尋母。因為，即便發現了記錄，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正確的。而且，理應是基於正確的資料所寫下的曆史，也有兩種或三種寫法，記錄正確也未必就等於傳達了真實情況。想來，自己決心撰寫父親傳記的目的就在於搞清楚“我是誰”的問題，所以，父親的事情和母親的事情，都是為了明確我這個存在的背景才有必要了解的。我告誡自己，重要的是要抓住作業的正題，不要迷失在岔道上。這也是寫學術論文時的心得。如此一想，我才能將楠次郎——我暗自確信他就是我的生父——的傳記堅持下去。
就在我要描繪這個在選舉中當選、踏出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第一步的楠次郎時，我注意到一件事。
一般來說，當上國會議員，今後的方向也就基本決定了，可父親卻不然，這體現出他生活方式的曖昧。
世上也有幾個佩戴著議員徽章的實業家，但楠次郎身上卻有著同“政商”這個通行概念不能完全重合的地方。盡管如此，也無法斷言，追求政治和實業兩立的人就必須要忍受內心的不安。楠次郎並不是那種“有良心”的人，至少，我是這樣想的。就是說，次郎的生活方式中，有很多有悖常識的部分。
換個說法，如果他像永井柳太郎那樣專心於政治，他就有下大賭注失敗後在曆史上留下汙點、犯下滔天大錯的危險，而如果他要專心於實業，也會有為實現自己的計劃而無視法律法規、走上犯罪道路的危險。我認為，這種曖昧的原因在於，他所追求的東西的性質，是活躍在政界、埋頭於實業也無法滿足的，但那並非理想主義，而是他自己也意識不到的浪漫的內心活動。
楠次郎不擅長和他人合作。獨自思考，獨自決定，不跟從自己的人都是敵人。讓次郎保持這種姿態的能量，大概就是內心的缺失感。他的渴望決不是一條路能夠滿足的，所以，我認為，他隻能選擇兩條路。
那應該是每天不得安生的日子，但這並不是因為走了兩條路，而不過是因為，從精神結構上講，他原本就是那種不安分的人。因此，政治家和實業家哪個是他的根本之類的問題毫無意義，這個叫楠次郎的人，是從哪個楠次郎是本質的楠次郎這種二元對立的問題中遊離出來的。
然而，實際考察一下他的足跡，就可以看到，他的這兩個世界是矛盾的，他也是進退維穀。事業上處於逆境時，他就會反省自己太熱衷於政治；沒能成為大臣，他又對家人解釋說，為了集中精力搞實業，就不能當大臣。而政黨的同誌似乎也並沒有期望楠次郎成為政界的領導人。戰爭年代，盡管最終當了東條內閣旗下的翼讚會所屬議員，但人們認為他過去一直是主張革新的，戰敗後受到了美國的寬大處理，他又轉而成了親美派。這些舉動甚為純真，與老奸巨猾、城府頗深的政治家的印象相去甚遠，與作為實業家的楠次郎也大相徑庭，顯示出完全判若兩人的性格。
在對父親的一生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世上普遍認為的成功與否的尺度，與個人感覺到的安定、滿足和充實之間，有著無法測定的落差。
在世人看來功成名就的人，到了撰寫自傳的年齡，寫下“我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時，讀者總是會理解為那是努力的一生，從中尋找鞭策自己的教訓，對作者頓生尊敬之心，可對作者來說，所謂“戰鬥”，很多時候也包括與自己的痛苦戰鬥。隻是，不知道他本人是否能覺察到這種戰鬥的性質，有時候，他也會在意識中將“戰鬥的一生”誤解為“努力的一生”，至少，楠次郎就是這樣。
祖父楠清太郎傳授的古訓，便是次郎努力的指針。從“敬神崇祖、報恩感謝”到“早起三分利”，訓誡多多。隨著次郎年紀的增長，經驗漸漸證明，按照這些古訓去做，就不會有太大的失敗。
也許是因為當農民時的習慣，次郎起得很早，所以公司的幹部們也被要求早起，家裏人也必須比他起得更早。唯一的例外就是阿櫻。雖然這裏有健康的原因，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隻是在次郎出門前梳洗停當、目送他出門就可以了。
次郎早晨起來後，飯前要朝著故鄉所在的西南方向擊幾下掌，接著給佛壇點蠟上香，敲鉦念佛。佛龕是吩咐裕三郎在舊家具店找到的。據說，宗派不同，佛龕也不同，但次郎覺得，能把祖父母和雙親的牌位擺上就足夠了，所以看到裕三郎搞到一個比預想的便宜很多的，還誇獎他能幹來著。到底是便宜貨，沒有下層，但由於做了一個像模像樣的台子，反倒顯得非常華麗莊嚴，而每天換水、不致讓佛龕的花兒枯萎，也成了阿櫻每天必做的功課。也許是習慣了的緣故，做完這一連串早上的儀式，次郎才能靜下心來，開始著手前一天晚上計劃好的這一天的工作。
當上國會議員，將次郎從早上要留心不弄醒阿櫻的不便中解救了出來。議員食堂不到八點不開門，買著吃又是次郎最看不上的浪蕩行為，所以，他都是帶著讓女仆早起做好的飯團來到議員食堂，就著茶水吃下去。回到議員會館後，從那裏給兩個房地產公司的幹部打電話，檢查分售施工的進展情況、銷售情況、同準備收購的地皮所在的當地村鎮的交涉情況。因此，次郎的議員會館的牆壁上，貼的不是選區的海報和世界地圖，而是輕井澤、伊豆箱根地區的圖紙，有時候，冒失的來客還給搞糊塗了，不知道他的選舉區是長野縣還是靜岡縣。總之，不論與其他的眾院議員舉止有什麼不同，隻要是實用的，他就不會在意別人好奇的目光，這和每天坐人力車去早稻田大學上學那會兒沒有一點改變。
走上政治和實業兩條路後大約過了一年左右，有壞消息傳來。從一個月前起，別墅分售地的預約和谘詢就突然一個都沒有了。
次郎在選舉演講中曾這樣批判過政府的無謀：“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六年了，可政府對經濟狀況仍然是態度不明，政策不力，從而錯過了解除黃金出口令的時機，致使不景氣的狀況越發嚴重。”但是事態不幸言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自己的公司受到了影響。
“這種狀況如果持續到夏天，可就有資金周轉困難的危險了，因為秋天起就得開始償還公司債務了。”負責財務的川田四之助低聲說。
“那怎麼辦好呢？”次郎表情嚴峻地坐在椅子上，看著川田。
“在沒有資金周轉的目標之前，隻有停止施工了。”川田急忙眨著眼睛，試探地主張道。
“不行，那不行。”次郎堅決地否定了。在開發別墅的同時，他還計劃在郊外建造一個大學城呢。
前年，次郎去後藤新平那裏表達參加選舉的決心時，後藤新平在關東大地震後成立的帝都複興院總裁辦公室接待了他，海闊天空地說：“我留學時，俾斯麥剛剛下台，但思想上對德國國民的影響依然很強。我就是在那裏學到了什麼叫‘治國’。這可以追溯到費希特，那就是自治、獨立的思想。其中，具體的城市規劃、衛生製度的建立、地區財政的確立都是必需的。楠君，這才是文化啊。海德堡了不起，給琴根亦然，以大學為中心，保持了中世紀以來的都市傳統。我們必須創造新的傳統。三百年、四百年，很快就會過去。楠君，你一定要建一個大學城！”
聽了後藤新平的一席話，次郎想起，這位前東京市長發表了一個以兩條環狀公路和數條放射狀街道為中心的東京改造計劃。次郎打算派最近給公司幫忙的中島聰去一趟德國。他是阿櫻的外甥，大學學的是工學，畢業時因持續的不景氣而找不到工作，臨時來次郎的公司幫忙。次郎相信中島的性格，雖然他還年輕，但還是把剛剛成立的多摩湖鐵路的經營交給了他。
這條鐵路是從中央線國分寺站到多摩湖的短途郊外鐵路。次郎估計，倦於都市生活的人們一定想看看與大海不同的水域風景而來多摩湖遊玩，多摩湖四周是綠色的多摩丘陵，規模雖比不上琵琶湖，但這一帶作為東京的內庭，理應成為最優越的住宅地。
次郎從未想過自己要出國。再怎麼快的船，來回也要兩個星期。如果在德國停留三周，就要有一個月不在日本，這期間公司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而且，不懂外國話，就算請翻譯，但那翻譯若和洋人合夥，自己還不知道給騙成什麼樣呢，這也讓人不放心。次郎還相信一句話“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一個月不見麵，公司職員沒準兒就起了謀反之心呢。苑子那樣的女人不就是嗎。再說了，和金融機構的斡旋，也是非自己不可。
在這些不安的另一麵，次郎對自己的想象力充滿了自信。他相信，隻要中島拿回重要的資料，比如市街地圖、明信片、有關城市規劃的說明等，就比一般人待上一年還能抓住本質。
決心參加選舉後不久，大隈重信去世一年半以後的一個早晨，次郎剛到已搬到原宿的公司，就叫來中島，說：“有點兒事兒跟你商量。今天天兒好，高興，咱們外邊說吧。”
中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表情緊張起來。平時有事，次郎要麼簡單扼要，三言兩語，要麼暴跳如雷，張口就罵。要是被問到和阿櫻分不分手的事兒，可就更糟了。中島越加擔心起來。
“我想讓你出趟國。”一走出去，次郎就單刀直入。“想讓你去德國大城市考察一下，柏林、法蘭克福、給琴根，還有海德堡。”然後，次郎把從後藤新平那裏聽來的有關大學城的特征等，對中島解釋道：“不是有個詞叫‘門前町’嗎？都是以有名的寺院啊神社為中心的。我也計劃建一個。這也就是大學和車站、道路的關係。德國恐怕和古城堡有關係的城市很多，和城市相連接的公路也是，後藤先生說叫高速公路。”
中島很感動。他聽川田四之助說過，公司情況不那麼樂觀，頭兒（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也開始這樣叫次郎了）也許總有辦法渡過難關，可這種時候竟能派一個剛參加工作不久的人去德國一個月。正直的中島想，自己要給這個人幹一輩子。
中島覺得必須表明自己的感激之情，頭兒喜歡爽直的人。
“太感謝您了。我雖然沒有什麼信心擔此大任，但你指向哪裏，我肯定打到哪裏。”
“嗯，”次郎盯著中島，點點頭，補充道，“另外，你也要調查一下德國的公路是不是全部都是國有，有沒有私有公路。”此時，次郎腦子裏已經有一個以車站廣場為中心、呈放射狀發散的公路圖了，廣場要轉盤式的，中央要有一個仙鶴、水禽戲水的水池……
問題是能讓這個計劃付諸實現的土地和遷移至此的大學，這些不定下來，就什麼都定不下來。然而，次郎不這麼想，他的邏輯是，隻要有意誌，就有可能。
起初，次郎將已經到手的多摩湖鐵路的起點國分寺站周邊地區列入了考慮範圍，可站前已經有了商店街，沒有建廣場的餘地了。至於途中的小平站或東村山站周圍，經調查發現，這裏從地形上看不適合修建寬敞筆直的公路。另一方麵，就早稻田大學的可能性的問題，次郎向永井柳太郎征求了意見，但有過卷入校長風波的痛苦經曆的永井卻不太積極。
“還是不牽扯學校為好，”永井說，“學者大多不諳世事，對實業家都持有戒心，而且，他們覺得接受讚助是應該應分的，特別是同窗會，對自己曾經就學的地方有一種留戀，所以他們第一個要搞運動，反對遷址。”永井如此擺出不能讚成的理由之後，還難得地提出現實的建議：“要建大學城，要麼就新建大學，要麼就配合後藤的城市規劃，把位於繁華地段的國立大學遷到這兒來。”
永井柳太郎關於大學城建設的意見是很有說服力的。此前，次郎隻是將其作為政治家來敬重的，並沒有太看重他關於實業的意見，這天，他對教育的看法令次郎心服口服。
如果順著永井的意見來考慮的話，應該從神田周圍紮堆的大學中，尋找周邊太過熱鬧、校園太過擁擠的學校。然而，大學當局、特別是校長，都有各自關於對未來的展望和辦學理念，而且還得是能帶動教授們的人物，次郎想，那些教授總是在空論上耗費時間，但在對世事的了解上隻能說是小孩子水準，如何說服他們將是最為艱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