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持了兩年多的第二屆大隈內閣時期，以前一直提倡擴大民權的鬥士，也都和行政高官關係密切，對體製表示理解，並同元老們有所瓜葛，所以，已經打下了批判政府的矛鋒不利的底子。次郎也和經大隈介紹會晤的貴族院研究會的大木遠吉脾氣投合，在他大正九年被任命為原敬內閣的司法大臣時，從滋賀縣送來特等桶裝紅蕪菁。雖然改變政治的方法逐漸向大眾運動傾斜，但《新日本》提出這些運動的方針卻頗為超世脫俗。次郎不止一次地想，這個時候沒有永井柳太郎是很難辦的。
但一進入9月，輿論的確變得十分嚴厲，不再容許寺內內閣執政，還在東京召開了彈劾寺內內閣的全國記者大會。元老會議急忙請藩閥色彩淡薄、貴族出身的元老西園寺公望組閣，但聰明的西園寺拒絕了，政黨領導人原敬被任命為首相。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變化有大隈的主張已經實現的一麵，但出身政黨的性質卻和大隈完全相反。
鬼子母神廟會那天晚上的對話，使次郎和阿櫻之間因接孫清回家的事而產生的不自然多少歸於平靜了，可這樣一來，次郎又不得不很強烈地意識到孫清在家裏的存在了。
習慣了新環境的孫清一在家裏亂跑或是纏著阿櫻，次郎就覺得心裏亂得慌。孫清出生時，他怕影響寫稿子，搬到了早稻田附近的宿舍去住。這雖然是和苑子分手的導火索，但身為經營者的次郎是不能一個人住的。在次郎和阿櫻之間起到橋梁作用的《新日本》雜誌，終因資金周轉不靈（當然也有戰後不景氣的影響），於年末停刊了。
為處理善後，次郎大年三十和過年期間都不得不四處斡旋。他拜訪了正在熱海靜養的大木遠吉。大木為次郎介紹了一個1月份辦理《新日本》財產清理等法律手續時能幹的律師，次郎此行也是為了當麵致謝。次郎是頭一次來熱海。
談話結束後，大木遠吉體恤地說：“楠君，到這兒來了，就好好泡個溫泉吧，否則就對不起熱海了。之後如果有時間，翻過十國嶺去箱根更好，這對你這樣的事業家也許有幫助。三四天前下過雪，不過道路可能不要緊的，我查一下。”
次郎聽從地進了溫泉，擦去浴室正麵大玻璃窗上的熱氣（冷卻形成的水珠），對麵就是幾乎能把人吸進去的湛藍的大海。
次郎想，貴族就是這樣奢侈的啊。為了避寒，大木遠吉每年冬天都要到這裏來。外麵寒風凜冽，海浪滔天，可他卻泡在熱水中觀賞海景。
湛藍的天上沒有一片雲彩，但它的色調不同於大海的藍。向遠處延伸的海角的棱線上，積雪輝映。從浴槽裏升騰而出的熱氣將次郎圍裹住，他看得發呆，忘記了說話。因為今天可以住在小田原，所以他聽從了大木的安排，翻過十國嶺，來到箱根，並決定去往小田原。
問題是車是否能到箱根。洗完澡，跟等在門口旁邊的別墅看門人和人力車夫一打聽，才知道大木已經交待過了。他們說路是在山穀，雪又是風吹得動的小雪，所以隻要注意路麵的結冰，就沒問題。最後又告訴次郎：“不過，先生要是賞景，就得從路上爬高了。”
次郎向大木致了謝，坐上了他為自己叫的車。車來到熱海嶺，視野豁然開朗。前麵是丘陵般的山巒，披著薄雪，沒有棱角。斜前方，富士山在待命。上午的太陽照在雪麵上，仿佛光的鈴鐺叮當作響。兩三隻小鳥豆粒一般飛過天空。次郎屏住呼吸，欣賞著仿佛不是人間風景的廣袤而輝煌的景致。
次郎嘀咕，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在離東京隻有半天路程的地方，會有這樣一處風景。不讓更多的人看到，簡直就是政治家和實業家的怠慢。
道路從那裏開始緩緩地下坡了。“十國嶺就從這兒上去，可現在太危險。要看全景，鞍掛嶺比較安全，行嗎？”
次郎聽從了司機的忠告，驅車來到鞍掛嶺。在這裏，次郎也看到了不亞於熱海嶺的景觀。他仿佛被徹底征服了，前後左右看個沒夠。鞍掛嶺是離箱根最近的山嶺，隔著蘆湖與駒嶽、神山遙遙相望。從高度上看是十國嶺稍高一點，但如果想領略箱根的性格，還是這裏最合適。剛才從浴槽裏看見的相模灣在左手邊鋪開，前麵是三浦半島，活像老牛伏地。大海也變寬了，仿佛張開了深藍色的綢緞。右邊是駿河灣，波浪發出無數細細的碎光，像是金色的石子路。次郎想，上午和下午，這兩個灣正好交替著。周遭靜悄悄的，次郎陷入一種幻覺之中，仿佛有什麼東西從遠古時代回來。
次郎想起兒時和祖父一起走在伊吹山麓時，祖父告訴他說，伊吹山上有靈驗的神靈，草藥漫山遍野。祖父那天還勸導他說：“傳說這座山哪，是大國主命被他的哥哥們殺害的地方。你記住啊，長大了，親戚朋友什麼的都不得不防啊。”
然而，如今展現在眼前的景觀卻讓次郎感到，祖父的訓誡簡直太小家子氣了，這個發現讓次郎大吃一驚。以批評的眼光看待祖父的訓誡，這是第一次。為了從祖父那裏獲得自由，實現真正的獨立，隻有開發這座山。這其實是對祖父的報答。他感動得令人驚呆地想。
那天晚上，次郎沒有趕到小田原，他決定在箱根蘆湯的據說創建於江戶時代末期的旅館住下。他打算體驗箱根的溫泉，在吃飯、按摩的過程中，了解箱根一帶人們的想法。
第二天早上五點，次郎就起床了。他在刺骨的寒風中走了兩個小時。他想確認一下，過了蘆湯，上個小坡，是不是有個被稱作“湯之花澤”（溫泉花海）的秘境，據說那裏溫泉噴流成河。坡上到頭，次郎發現，開路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他想，旅館附近有因報仇而聞名的曾我五郎、十郎兄弟的墓地，又靠近源氏勃興之地，還曾是位於遼闊的富士山腳下的狩獵根據地之一，所以，有各種各樣的曆史傳說。這和位於京都附近的滋賀縣的史跡不同，粗糙的東西居多，但這反倒可以成為無拘無束地進行開發的條件。
在去小田原的車裏，次郎想，如果有財力，還想開發“湯之花澤”一類的腹地，可在那裏開山鋪路，需要相當大的投資。首先，要購入附近半開發的土地，以收益快的別墅買賣為主，獲得當地人的信賴後，再開始實施真格的事業計劃比較好。
然而，想到起領航員作用的當地權威人士，次郎想起了昨晚按摩時聽來的蘆湖畔年輕的村議員的事兒。他的名字叫大田金兵衛，讓人聯想起老家的資本家親戚小林金兵衛。他是蘆湖上的漁夫，客人來了，就放下釣船，或者在湖上賞花。按摩的人說，因為年輕，他積極向上，村裏的元老也處於劣勢，這讓次郎聯想到自己，感到心滿意足。
次郎又一次改變計劃，決定在關卡遺址附近的箱根町下車，如果大田金兵衛在就打個招呼，可能的話一起吃個飯，並以此結束最初的現場調查。至於東京那邊，今天之內到達就行。
隨著父親身體健康時的身影隱約浮現在他留下的眾多信件、字條、《新日本》雜誌的目錄、編輯後記、在此發表的主要論文、滋賀縣的出版物等資料中，我越發不安起來，我要寫傳記的想法是不是錯了？
楠家的曆史隻能追溯到父親的祖父楠清太郎那裏。可是，中間夾著明治維新，起初整個地區都變得慢慢向革新傾斜，維新後，村裏發生了以前意想不到的劇烈變化。
為了不被激蕩的時代吞沒，祖父做出了拚死的努力。他明治四十年去世時，楠次郎十九歲。次郎當時悲痛不已，執意和遺體睡在一起，顯示出幼稚和剛毅混在的性格。而我的祖父，次郎的父親的父親楠猶次郎，生於慶應元年，在我父親次郎五歲時就死了。調查中，我首先得到的，就是和當時的人相比他死得相當早這樣一個平凡的印象。
或許可以認為，對楠次郎來說，生父猶次郎的早逝是悲劇（也許應該說成是喜劇）的開始。當然，是悲劇還是喜劇，關鍵在於將視點置於何處。以準備寫傳記的我為中心來考慮的話，也許是喜劇，但如果以父親為軸來看的話，悲劇色彩就強烈一些。隻是，本人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與傳記本身並沒有直接的聯係。楠次郎這種性格的男人，是決不會承認自己是失敗者的吧。雖說如此，他也不是一個英雄的男人。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各種資料讀得越多，我越強烈地認識到，我還沒有完全理解楠次郎。我開始覺著要寫傳記的計劃太欠斟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對於這種迷惘，我無法將其歸咎於一般論的認識——人無論是誰都無法正確理解對方，而且，關係越近的人越不易將其客觀化。
我出生於昭和二年，阿櫻不能生育，我是父親在外麵的孩子。我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還有異母的姐姐良子和哥哥孫清，是兄弟六人中的一個。我最初不姓楠，而是叫廣田恭次，這也是上中學後，聽阿櫻說的。據她講，我曾是給廣田家當養子的、父親的弟弟廣田裕三郎的獨生子。可是，我出生後的第三年冬天，流感肆虐，我的父母感染上以後相繼去世，楠次郎便收養了我。這樣，加上成人後來到東京的良子和孫清，阿櫻要撫養三個非親子女，而這三個孩子的生母又各不相同。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舉國狂熱的時代，中學二年級的我想上軍校，卻遭到養母的反對。那時，我說過這樣的話：“這樣的非常時期，已經沒有什麼楠家不楠家的了，這兒不就是個托兒所一樣的地方？！”每當想起這件事的時候，我都仿佛看得見當時阿櫻那種悲戚中夾著探尋這孩子都知道什麼的表情。不管怎麼說，她一動不動地盯著我，一言不發。她像對待親生孩子一樣撫育不太結實的我，卻沒有結下任何果實，她大概被這個發現壓倒了。如果養母沒有將事態迅速客觀化這種在當時的女性來說十分珍稀的美德，可能會出現更加激烈的悲歎場麵。那時，孫清應召入伍，正駐留滿洲，父親一個月隻回家四五天，家裏隻是養母和我兩個人生活。
一想到阿櫻，我記憶中就會浮現出身材嬌小的她梳著短發，手持棒球手套，站在明亮的草坪上的身姿。這是一個非常少見的身姿，所以對剛上小學的我來說，印象十分鮮明。或許是因為疾病，她平素舉止安靜，總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讀書，正因如此，有時她會努力製造快樂的空氣，大概就是為了不致使家裏的氣氛過於凝重。期末考試取得好成績的日子，她還特地叫車，帶我去早稻田大學——那是有她青春回憶的地方——附近的西餐廳，說是“要請吃好吃的作為獎勵”。
我被阿櫻的沉默嚇住了，立即覺察到了自己的失言，向她道了歉，可她依舊沉默。午後微弱的陽光透過隔扇，照進我們對峙的家裏。那大概是發生在位於國立的家裏。我有中學到舊製高中時代曾在上目黑西鄉山居住過的記憶，可具體年代卻記不清了，說來這也是因為，我們曾經那麼頻繁地輾轉搬家於市區和郊外的分售地之間，盡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國立的家。而記憶中之所以留有西鄉山的名字，是因為從資料中得知這裏是年輕的父親燃起居住於此的野心的地方後，它以追認的形式回到了記憶中的緣故。那裏曾是比西鄉隆盛小得多的弟弟西鄉從道的宅邸。
一般來說，對真正適合自己的事情，人會發揮驚人的持久力。對楠次郎來說，真正適合他的事情，就是擁有土地。我認為，西鄉山就是一個清楚地體現出楠次郎對土地病態執著的性格的事例，但我並不是要說楠次郎因此就不是個好男人。最近，每當伏案讀寫時，我就會告誡自己，隻有抑製性急的價值判斷，貫徹客觀性，才能增加傳記的說服力。而之所以事事都需要這種自誡，我想，是因為對父親的不確切的、更多時候是向抗拒傾斜的感覺已經根深蒂固了吧。
沒有人能夠從正麵否定我是早逝的廣田裕三郎的獨生子這種說法。如果沒有發生東京受到美軍空襲、阿櫻隻身疏散的事情，我其實就是楠次郎的兒子的傳言，也許就不會那樣擴散了。
日本也許會戰敗這種危機感讓次郎膽子大了起來，在和阿櫻商量去哪裏疏散為好的那天晚上，他向阿櫻坦白，他和另一個叫石山治榮的女人還有一個家，並生有兩男一女三個孩子。
關於去哪裏疏散的問題，阿櫻也考慮過去小名浜，她父親在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去世，她哥哥田之倉悟一接手繼承，成了院長。次郎原以為妻子樂意去小名浜，可阿櫻卻說：“這種時候我跑去了，太給哥哥添麻煩了。再說了，我一直生活在東京，討厭鄉下人那種好奇和探尋的目光。”
阿櫻不願意去小名浜，其實另有原因。田之倉醫院從前任院長時期起，被認為不積極配合國策。阿櫻自己側眼看著次郎的變化，卻沒有改變在《新日本》雜誌工作時的姿態。戰敗前，治安維持法被擴大解釋，預防拘禁橫行，當局認為比較危險的人，不管是否犯了法，隨時會受到警察拘捕。隨著戰局日益緊張，預防拘禁的範圍越發擴大，隻是批判一下東條英機首相，都會被警察帶走。
和阿櫻年齡相差不多的山川菊榮、作家平林泰子也遭此厄運，被釋放後來看過阿櫻，阿櫻還召開過幾次慶祝平安出獄的聚會。阿櫻和楠次郎結婚不久後發現得了慢性腎炎時，就決心作為擴大民權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後衛，為為此做出努力的人們做一些事情，並堅持至今。因此，她擔心，本來就已需要小心的田之倉醫院，會因為自己回去而給哥哥添麻煩。
次郎隻是一周回阿櫻家一趟，看看他們是不是還好。阿櫻的這種想法令次郎很感意外，但得知妻子不願意去小名浜而希望去自己的勢力範圍所及的輕井澤時，次郎反倒很高興。對他來說，阿櫻一直是理智者的象征。隻要和她的婚姻維持著，即能證明從前的楠次郎還活著。因為在參加大政冀讚會的問題上疏遠了永井柳太郎，所以阿櫻能依賴自己，讓次郎心裏一亮，他也盤算著利用和阿櫻的關係與永井恢複舊日的關係。次郎覺得自己對阿櫻的心情有所了解了，才說起他和石山治榮的事。
有一個把藥學介紹到日本的博士，次郎也曾經受過他的關照。為紀念這位打下在幾所大學成立藥學科基礎的先生，有一個財團，理事長也是一個著名的醫學博士。為將這個財團連同財團所在的建築物一起納入國立市開發計劃用地，次郎多次與之進行過交涉，就在這個過程中，他和理事長的女兒漸漸親密起來。——對自己和石山治榮相好的過程，次郎如是解釋。
“她性格非常溫順，我想你也能和她相處得很好。”次郎偷偷看著阿櫻雕塑般的表情，說，“我太想要孩子了。兩個男孩、一個女孩。”
阿櫻沉默著。次郎想起說出孫清的事的那天晚上，那天也是這樣的場麵。不久，阿櫻應道：“我就想到是這麼回事兒了。我有一個請求。”
上次也是這樣，次郎有些緊張。在他的想法中，用意誌力斬斷一旦出現的緣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以的。雖然有時候可能是自然疏遠，或是男人之間因主義主張對立而絕交，但男女關係卻不同。如果是女人另有相好，那是有悖人倫，所以當然得一甩了之，可是，男人有了情人，卻沒有必要離婚。如果阿櫻要求分手，那無異於向世界宣布，自己讓她騎在脖頸上了。她究竟會要求什麼呢？次郎拉好了架勢，等待阿櫻開口。
“我決定在輕井澤生活，你過你的，請不要管我，隻要你高興就行。恭次就拜托你了，他一直是我帶的，有感情了。平時他挺老實的，但也很耿直倔強，太強製了，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險。”阿櫻懇切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