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政自毀其容剖腹而死，韓列侯下令將其陳屍街頭，為認出刺客而作千金懸賞，舉國上下，無有識者；聶榮聽說，立刻想到是自己的弟弟，在司馬遷的記載裏，足連貫的幾個表示動作的詞——“立起，如韓，之市”，待認出果真是弟聶政時，則“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裏所謂聶政者也。’”不顧自己的生死而為其弟揚名。在市行者的好心勸告下，聶榮以如下坦然的對答表現出不遜於其弟的果敢與剛烈，她說出了那個視榮譽為最高價值的俠卻要自毀其容的謎底的最深層，“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史記·刺客列傳》）聶榮的話雖然史傳不一，但終是傳達了不忍愛其身而滅弟之名的氣節，這也許是那個時代的女子所能夠把勇氣發揮到的最大限度的了，這也是一種俠的精神，其為人為事，在當時就“大驚韓市人”。做人做到了這一步，聶榮是“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記》），還是“抱屍而哭”“亦自殺於屍下”（《戰國策》）的追究都是無意義的了。
然而聶榮的話卻透露出了一個情字，與聶政一事的起始桂應，讓我們回憶起聶政之所以一開始回避並拒絕了嚴仲子複仇的那個理由，是母親。“老母在，政身未敢許人也。”那話確是這麼說的。此後發生的一切證明了那理由是由心而發的而絕非推辭。這裏，在聶政的心裏，或說是在聶政人格結構的深層，“孝”是居於義之上的，盡了孝之後（母以天年終），才“將為知己者用”而西至濮陽見嚴仲子，主動問及嚴要報仇的姓名“請得從事”，並在得知仇人是韓相之後便將嚴的事情全部攬在一己擔上，不帶一車一人，仗劍隻身前往；而在盡了“義”後，又最後考慮到姊姊的生命安全而不要那會給親人帶來不幸的“名”，排在義的完成之後的，是“情”。而傳統觀念中一說到俠，就是一味的冷和無情，所以，聶政一事的文化涵又超越了此前此後對俠的定位的誤解，無情未必真豪傑，聶政能讓一個念頭在心裏暖著，數年後仍能主動去踐約，而且在他心理人格層次中，惟獨舍卻了“名”（別忘了這也是任俠的聲譽追求的重要部分）的“孝”與“義”與“情”又都實現得那麼層第鮮明，這在戰國時代，包括史記所述的刺客遊俠中是一獨一無二的例子，是在俠觀念的內部對已有俠定勢的否定和對俠觀念的另一向度的補充，也在人格上將俠自我實現中的偏執與弊病的消耗性代替為生長性的人格完美與完整，尤其是後者，人格的完整，證明了俠的自我實現過程中的更深層的非一已性，而不僅僅是外部可見的替人行俠置自身於度外的表麵的無私，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對俠的人格重建也是一積極麵的補充。有了這“情”的一麵，俠的“義”才不會被理解為傳統所習慣於看的那樣——義不容情——後者在俠觀念裏幾乎成了占主體的人格鑄型；又對情的包含，在使俠形象豐滿起來的同時，也印證了一個新的觀點——20世紀人本心理學的有關自我實現人的完整人格觀，俠的不畸形與之相對應，對於扳回或改變國民性中認可的傑出人物的成長性價值滿足與個性實現必得建立在共性諸如愛、安全等基礎需要缺失之上的前提大有益處。而對違悖一切人性已成了外物的“名”的拒絕，也是對上述我曾提到的俠人格結構中反集權意圖與集權意誌的行為化實現的矛盾的一個很好的解決渠道。這個意義當然已越過了方法論的範疇。
孝、義、情於俠人格中的膠著狀態使俠這一形象更凝重了。個人品質的統一性而不是分裂，則反映了一種更完善的人性觀，這人性觀是有關英雄的，是傑出的正常而完整的觀念。有意味的，這一觀念是在漢代——距今兩千多年前就提出的，聶政，在那個產生思想同時也產生巨人的時代，以自己的行為，有幸成為這一人格的代言。
兩千三百餘年後，聶政一事以詩劇的形式得以複活。而引我注意的是詩劇著者郭沫若涉入聶政一事的創作過程。如果不算1919年11月發表的兒童詩劇的話，寫於1920年9月23日的詩劇《棠棣之花》即是郭沫若最早的戲劇創作了，而郭本人也傾向於稱之為從事戲劇的9月，並說是受到歌德的影響。這部自從譯完《浮士德》第部後的郭一生創作中的第一部劇作《棠棣之花》，發表在創刊於當年10月10日的《時事新報·學燈增刊》上，《女神》、《創造季刊》都給予收入或發表，郭不隱諱其間也有的莎士比亞痕跡；到了1925年“五卅慘案”後，郭受之震動重寫這一題材，取名《聶榮》，這時已是史劇形式的兩幕話劇，它的產生一方麵直接源於對五卅悲劇的“血淋淋的紀念”（郭語），聶榮撫屍痛哭的舉止裏何嚐不有親眼目睹了那一現實慘劇的郭的心理在裏，然而我想更重要的是擦幹了血跡的前進；此後是1937年11月的五幕劇《棠棣之花》，又重新恢複到了起初它詩劇時的名字，直至1941年11月定稿，於1942年7月由重慶作家書屋出版；整個創作前後曆時22年，相對於一生而言，尤相對於一生中的創作時間而言，這是一相當長的時間概念，22年，是人的四分之一生命的時間。為什麼，郭會這樣長久地迷戀一個戰國時期——已與他生活的年代相距兩千年的曆史事件呢？讓他著魔的，真隻是事件本身嗎，我不信。
不願久偷生，但願轟烈死。
願將一己命，救彼蒼生起。
這是《棠棣之花》中聶榮唱的歌。
關於聶榮，似乎還有要說的話。於每一國運關鍵時刻，必要的人格回溯，總有它重提的現實性。聶政一事，史書記載地點、時了、刺殺過程不一，然而手中除可供參照的《戰國策》、《史記》外，《竹書紀年》沒有看到，這部晉太康年間出土的魏國國史（現存為明人所偽撰）裏又怎樣說起這段往事呢？暫時也隻能是一個謎，或許有一天會被另一個更幸運的人揭示到。我今天所能懷有敬意的，隻是那並非人人皆知的地名：
軹城（今河南濟源縣西南軹城鎮），聶政出生地。
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西北臨淄鎮），聶政隱避地。
濮陽（今河南濮陽市西南），聶政受命地。
東孟（今地不詳），聶政殉難地。
這些藏身於中原的地點，似乎也同時藏著一個待譯破它更深涵義的秘密。
我說過，人格的綿延以至重提，裏麵藏著的是最具體的現實，集團的，個體的，距郭著50年後，我讀到一篇記述南陽漢畫館的短文，裏麵談到了聶政刺殺韓相俠累的一塊漢磚——“割去自己的鼻子，剜掉自己的嘴唇，毀了自己的麵容，沒有聽到呻吟，然後自刎。你對自己的處置如此從容。”（南丁《暈眩》，《隨筆》1993年第6期）從對那畫麵的表述中推斷，聶榮不在畫麵上，然而那嘶哭與傾訴卻越過時空，響在作者耳胖——這是軹城深井裏村的聶政嗬；以屠狗為業的聶政，“俠累肯定是你殺掉的最後一條惡狗了吧”。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兩次去南陽漢畫館，那些立體的曆史更是融正義的藝術讓我流連，在感知一個時代——漢代不僅出了司馬遷的《史記》的文字記錄而且還同時出了大規模的以繪畫藝術形式寫史的創舉——的恢宏同時，也帶有沒有找到鄢枚記述聶政生命最壯烈瞬間的畫磚的遺憾，那用以銘刻的動作與銘刻下他的那人都是怎樣的呢，我忍不住要問，卻明白，那幅畫，在心底，已經印得很深了。
較聶政稍後的荊軻則更極端些。
“荊軻刺秦”的畫麵是在河南美術社出版的《南陽漢畫磚》畫冊中看到的，粗獷簡略的手法正與荊軻本人的骨壯體烈相對襯；曆史上最早的文字記述首見於《燕丹子》一書。這部大約年代在秦漢之時的三卷古小說的作者現已無從考證了，然而這部明代胡應麟所稱的“古今小說雜傳之祖”也是中國最早的曆史俠義小說，卻詳盡敘述了那段後來不斷得到人口口相傳的曆史——燕國太子丹為秦人質時曾遭受奇恥大辱，逃回國後一直思慮報仇，他拒絕了鞠武合縱抗秦的建議，而謀求俠客刺殺的方案，經田光介紹，他結識荊軻，待為上賓，荊軻於是帶了秦國所追逃犯樊於期首級及藏有徐夫人匕首的燕國督亢地圖來到秦國，詐獻圖以行刺；圖窮匕首現，荊軻手持匕首，擊打秦王胸脯，曆數其貪暴不仁，秦王在樂師提示下拔劍斷袖，得以逃脫，荊軻以匕首投擲秦王不中，被秦王斬斷雙手後，仍大罵秦王，悔自己一時失手而竟大事不成。現存小說到此戛然而止，可能有的脫文也與作者一樣暫不可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程毅中點校的《燕丹子》到了這裏也隻能是一個空白。
幸而有《戰國策》可供比較。《戰國策·燕策三》中所作交待的事件始末大致雷同。仍延用的是這一史書一貫的做法，從事件人手以事件為中心的敘述，然而人物卻也隨事件的展開而依次出場——太子丹、鞠武、田光、荊軻、樊於期、秦舞陽、高漸離，而在行事之前就已有田光為示不泄國事的自剄，有樊於期為報日夜切齒腐心仇的不惜於頭顱的自刎，在人人都以自己的特有方式決絕地明誌而物質條件似乎也已具備——荊軻求到了傷人即死已淬了毒的千金換得的徐夫人匕首，燕太子丹為其配備了13歲即殺人、人不敢忤視的勇士秦舞陽作為助手，秦王想往以千金購得的樊於期的頭更早已函封好，還有秦王嬴政同樣日夜思慕的燕督亢地圖也已攜在身上——似乎是萬事皆備了，然而長久以來引我興趣也相當不解的一句話出現了，是在這一切之上的被燕丹子視為躊躇的“有所待”：“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此後的情節是燕太子丹的懷疑和荊軻因這誤解而引出的火氣：“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人不測之強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接著是出發，是著名的易水送別；從上下文分析，無法確知荊軻要等之人並他視作可以一同去完成刺秦任務的是誰，曆史以後的史書也都無法補上這一段，這個人，隻能推測荊軻所待之人不是秦舞陽和他心底隱隱的對這位燕國勇士的不信任——這也是後來被曆史證實了的——一個13歲殺人的人竟至在鹹陽宮上“色變振恐”；這個人，也不是他的好友高漸離，因為此後的記述中易水一節，高是在場的，而且兩人擊築合歌，無不悲愴；那麼，那個荊軻心目中能協助他完成使命的人是誰呢？史書上沒有，荊軻也沒有說，後代曆史學者更未就此有猜測者，但我相信荊軻當時的等待決非推辭——這也是此後就證明的；這個人，這個因為燕太子的催促而沒能讓荊軻等到的俠士，這個也因自己的延宕而使自己痛失了在曆史上留精彩一筆的刺客，這個或許會因為他的到來他的參與而改變曆史進程及命運的劍客，最終隻能因自己的遲到而作為曆史上的失蹤者了。但是我常想，如果決定於一事件的瞬間不是這樣而是那樣又怎樣呢？那個人，如果果有其人，而隻是因為遲到或是謀事的早行。而錯過，那麼他趕到了之後又會有怎樣的行動與心情呢？或者當他耳聞到荊軻事未成之事後，他又會有怎樣的悔恨（或者慶幸？）這個人，恰是我每撫《戰國策》“荊軻刺秦王”一章所要想的，這個人，無名；像所有未成名前的刺客一樣，或者就是他們的影子；數年之後，荊軻未竟事業的繼承者是高漸離，擊築不成，事業仍未競，然而未見有哪個人再來完成，於是，荊軻那一刹那的猶疑與決斷成了斷章，那個他滿心所待之人，也隨之成為一個謎。
相對《戰國策》不免的純事件記述的基調，《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這節延續了太史公一貫的風格，也是《刺客列傳》中最長的段落，史之主觀性在此得到了最完善的發揮，比照《燕策》的事件始末角度，《刺客列傳》中的荊軻一節的前五分之一處都是個性人手的素描，此後才進人事件，大致情節與《燕策》同，但詳細，尤其對話，太子與鞠武、太子與田光、田光與荊軻、太子與荊軻。有關謀事的準備已無需再引，印象深的是司馬遷對荊軻的個性特點與行為方式的介紹，這是以上兩部史錄或小說所缺乏的，即對一個人之所以能做出那場曆史所選擇或說是那場生命所給定的事的最本質的追述，與探討，這仍然不是事件之外的。
這個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荊卿的人，好讀書擊劍，這是司馬遷對其性格的評價，圍繞於此，他舉出三個例子：之一，是榆次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複駕而去；之二，是邯鄲之博，對手是魯句踐，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複會；之三，是燕市和歌，這一節寫得最好：“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與荊、高後來易水的和歌相呼應。三個例子文字都不長，荊軻的處事為人卻已躍然紙上了。個性之外，是品質的點睛，“沈深好書”，是太史公不很輕易用的形容；而一個俠士也確少有人能配得上這個形容。
以下發生的事件似乎人人盡知了。那條前不見經傳的易水亦因此而得名。
那印象也如易水一般是冰寒徹骨的。荊軻蒙受不了燕太子催促話語裏暗含的對他勇氣與膽略的不信任，寧肯放棄等待他所要等的同行也堅辭而出發；印象中的臨行總是在冬天，大雪紛揚，先是一兩人的白袍衣袂蓋住人眼，然後是一緩緩搖出的大全景：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微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複為羽聲慷慨，士皆嗔目，發盡上指冠。
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記憶中總有雪，拂之不去。
《史記》與《戰國策》的這一節相同之外，還完整取了它緊接下來的“圖窮匕首見”的敘述，甚至文字上無一字改動。在鹹陽富，荊軻顧笑臉色已變的秦舞陽後，在那一刹時，其實他已明白了那個後來發生的結局，然而他仍能含笑地看它如何到來，這種處之泰然的優雅常常令後來讀起他的人坐而震驚，不免想到《史記》中的一條“正義”，那“注”印證了一種選擇的根據——《燕丹子》雲：“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麵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麵青；舞陽骨勇之人，怒而麵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這種根據其實也是對俠之層梯的評價，其間當然有不可忽略的人格意。
荊軻笑了一下，對秦舞陽的變色。然後：軻跪取圖奏之，豢王發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掑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撥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車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複擊軻，軻被八創。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阻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這段今天展卷依然目眩的文字裏，沒有對變色的秦舞陽再費一字筆墨，卻寫荊軻，又一個“笑”字，是身負八刨知事不就後的倚柱而笑，正與秦王及群臣的三個“惶急”相對，也與他自己剛入殿時對色變的秦舞陽的回頭一顧相映；他終於看到了那個他在易水上用歌唱出的結局，在舞陽的色變中他再次熟睹了這個結局，如今，它來了。
麵對那遲早要來的命運，那早已預備好的不複還的死，荊軻笑了。
他知道，他為它所擄去同時，他戰勝，它。
其後發生的事其實也是不用再費筆墨的，幸逃一命的秦王後來的舉動讓人惡心，論功賞賜，發兵伐燕；而國破家亡、疲於奔命的燕王喜竟至采用代王嘉建議，使人將自己的親生兒子——太子丹殺死，並起意將屍首獻媚於秦，然而就這般下賤也未能擺脫它五年後的傾覆命運，殺了自己兒子的燕王喜仍然做了秦國的俘虜。
對立於父子尚且如此的薄情寡義，太史公似乎是故意將那已然終結的故事再延伸出一個不斷的線頭來，以朋友間的默然諾許來反村上層貴族的孱弱，並生生要為那不義又混亂的世界理出個順序。這是在燕國消亡之後，在秦王兼並天下統一中國立號皇帝之後，在太子丹、荊軻被逐被殺之後，隱匿於宋子故城的高漸離出現了。因了他的出現，曆史上常不容於當世的俠義又多了一筆。
先是他的擊築使聞之者皆驚，“擊築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的消息是與有識者之人的“高漸離也”的提醒一起傳到秦始皇也是當年秦王嬴政的耳朵裏的，在後來看未嚐不是有意打人寨府並接近仇人的意圖下，那仇人的因喜音律的重赦和為防範的謔目（一說用馬屎熏至失明）都扯平了，含著一個複仇的念想，高漸離仍能將築擊得完善，擊得從容。那秦始皇也是通音律的——在荊軻刺他一節中就有“乞聽瑟而死”的緩兵之計，《燕丹子》講述那被召姬人的琴聲是“羅觳單衣，可裂而決；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雖然那奮袖超屏風走之的行為不一定是受了鼓瑟的啟發，甚至負劍而拔的動因也不全是琴師的功勞，《史記》中就講是左右的主意；但也從一側麵表達了秦王一定的音樂修養，秦漢之際著下的《燕丹子》在此情節上有想象，卻不可能全屬無稽。通音律的秦始皇聽出了什麼了嗎？那隱藏很深卻不可能不顫動於築之擊中的恨與複仇。這是史的空白，是隻能憑猜測的，然而擊築的目的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淡忘。
於是有了那相近的一幕。
稍益近之，高漸高乃以鉛置築中，複進得近，舉築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遵誅高漸離，終身不複近諸侯之人。
《史記》的這段記述較《燕策》詳細些，然而也是簡略。
那個叫嬴政的人還活著，卻連自己的諸侯都不敢接近；荊軻卻在死後，終等得了他的朋友。
這是公元前227年至公元前211（？）年的事，然而卻不斷為此後的各時代所傳頌，這種現象，僅隻是對一曆史事件的複述的習慣嗎？那講述的熱情裏麵又僅隻是對一種公認的不畏強暴敢於入不測之強秦的俠士的感念嗎？荊軻明明早已看出了失敗。所以他笑，他用笑去贏得意義。而荊軻的二次笑也呼應了田光的一笑——在太子丹躊躇謀刺之事而有求於田光尋荊軻又叮囑田光本人勿泄的慌亂裏，田光“俯而笑曰：‘諾’！”——總有一諾千金的成份，哪怕深知事不成的結局——這是司馬遷都不願承認的，卻有“風蕭水寒”的歌詞預言在先。這三次不同場合不同處境不同人的笑，卻是對那結局了然於心之上的自信，不是對一功利事實把握的自信，而是對自己用以肩負使命本身的人格自信，所以那擬料中的結果也變得無關緊要。這是曆史一直在回避說的，也正是深深打動了我的，不是單純的政治性的勇敢，或維護俠士尊嚴生死置於度外的高貴，它們其實都被包含在一個詞彙裏，很普通也很耐咀嚼，是——知其不可而為。
知其不可而為。冷到了熾熱再把熱化作硬的鐵，西方文學中直到一千年後才產生了這樣的人。堂·吉訶德這個半虛擬的形象才給西方文明裏注入了這種精神。同是西班牙的作家米格爾·德·烏納穆諾這樣評價他的祖輩塞萬提斯所創造的人物，使我找到了說荊軻的一個曾一直不好表達的線索。他說，堂·吉訶德的困惑不是時代而是他自身：“夢想與體驗，高貴的理想與卑賤的實在、目標的清純與不能達到的作為的不安”，堂·吉訶德的戰場不是現世而是靈魂，“他的靈魂掙紮著想使‘中古世紀’從‘文藝複興’的擴展當中保存下來”（〔西〕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上海文學雜誌社1986年版）。麵對曆史發展的大的方向與趨勢，荊軻的一刺是否也帶有同樣的光榮與荒謬呢？或者他早已看破，那英勇不屈與桀驁不馴包含著的不可為而為，其實就是為了一諾的收回，隻是這收回的形式是以生命為抵押，這一點，荊軻何嚐不看得透，所以那兩個笑，顯示著從容，赴死的決意已定，誰還能再擄去他不迫的自由。由此，他超過了那個舉事的叫丹的太子，也勝了那個後來稱帝的嬴政。
然而有一點也是必須提到的。
荊軻在答應太子丹時，便提出了兩個條件，也是他向太子丹要的兩樣東西，一是樊將軍首級，一是燕督亢地圖，作為刺殺行動的一部分，丹滿足了他，並附加了不可缺的行刺工具——徐夫人匕首，還有一個名叫秦舞陽的副手；關於首級與地圖，卻讓人自然聯想到《搜神記·三王墓》中的類似敘述，那無名俠向赤索要的也是兩樣相類的東西——一是赤的頭，一是赤的劍，上文引述的《鑄劍》中黑色人主動要替赤報父仇而向赤索要也是這兩件物什，隻是那是為殺楚王備下的。而且在刺客提出這兩樣東西時，尤其是那頭顱，無論是赤，還是樊於期，兩人同是一樣地毫不遲疑。據早於《史記》的《戰國策》載，樊於期聽了荊軻的刺秦計劃並要以自己的頭為覲見秦王的條件時，是“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闖教！’遂自剄。”據源於《三王墓》的魯迅先生《鑄劍》裏講，麵對劍與頭——那黑色人的要求，眉間尺也表現出同樣的果決，“暗中的聲音剛剛停止，眉間尺便舉手向肩頭抽取青色的劍，順手從後項窩向前一削，頭顱墜在地麵的青苔上，一麵將劍交給黑色人。”比照“荊軻刺秦王”這段戰國史實與《三王墓》這段晉代人所撰的誌異故事會得出相當有意思的結論，不僅是情節細節的相似，連丹和赤這樣人物的名字都有暗合，而且往下大膽地推話，晚於《史記》幾百年更晚於《燕丹子》的晉代誌異作品很大成份就脫胎於戰國時的真人其事，隻不過用了與那一時代精神相疊的神秘方式，更隱晦地表達，把傳說與事實攪在一起，省略了那仇人與複仇者真正的身份，更省了那加入其中以報不平為能事的俠的名字，晉代用這種特別的方式保留和記念著它的前代，以扭曲的浪漫祭奠著戰國揮灑的浪漫，並將那已然不可改變的史實——那場刺殺行動的失敗、荊軻未完成使命的死——改寫為無名俠士與楚王的同歸於盡，三王之頭在鼎中騰翻廝咬，這種想象力中該寄寓著多少因史的遺恨所生的浪漫，這種文學式的翻寫對史的修補又寄寓了多少人對俠正義不死的理念，俠的理念化將具體的一個荊軻事件或是整個的戰國之俠士精神包容了進去。幾千年，自有了文字所造出的文學以來，中國的書寫者一直在完成著這樣的抽象。在以這種抽象，一點點地養著他所生身的時代裏的那些極為罕見的珍貴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