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衿無名
也許是某種在生命裏隱匿已久的愁慮使讀《三王墓》時會有那一遍遍深入骨髓的似曾相識感。
《三王墓》故事裏那個為赤複仇的俠客無名，在曆史上，在文字中，他都是一個未曾具體命名也不曾真實存在過的形象。魯迅後來由此延伸的小說中稱謂他為“黑衣人”，也隻是一種稱謂，與最早他的誕生一樣，並未有他的真名。正如一種概括，晉代對它以前年代尤其先秦時代戰國期的俠士的總括，或者一種濃縮，是無法具體到一個名字可以表達的。俠到了這裏，才由聶政、豫讓、荊軻等走到了一種濃縮和抽象，在一個投有實際俠士的時代，體驗英雄不世出的最深方式可能就是這樣一種抽象的記述與滲入其中的緬懷了。以上是就記述者角度說；若從俠本體的角度講，我想這個無名者怕是早於聶政等以前年代的俠，或許是曆史上最早的俠，因他活動的背景位於春秋時期，在戰國稍前。
最早的《三王墓》，也稱作《幹將莫邪》，取“三王”之一——赤的父母——楚國最好的鑄劍師命名。《列士傳》、《吳越春秋》、《列異傳》、《孝子傳》均有記載，情節同而角度異，但文字都相當簡略。敘春秋時楚幹將、莫邪為楚王鑄劍，劍成被殺，其遺腹子赤長大成人，立誌複仇，為楚王追殺，逃至深山，遇一俠客欲為其報仇，並以赤頭及赤之雄劍為請，赤自刎相托。俠見楚王，待其臨湯鑊觀煮赤頭而揮劍斬王頭井即自刎，三頭落入湯鑊，煮爛而不可識辨，同葬而日“三王墓”。這一民間到處流傳的故事，於魯迅輯《古小說鉤沉》中有相傳為魏時曹丕著《列異傳》記載，言大致相同，隻三處有蚜異，一是赤成人後得雄劍——“忽於屋柱中得之”（一般講是從南山鬆，或堂前鬆中得劍），二是楚王夢見一人欲替父複仇一情節，是——“楚王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一般傳說是“眉間廣尺”），三是結局——“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日三王塚”。是分葬，而不是一般傳說的合葬。不過細節之外，所敘意蘊及托寄台相一致，而更能托出那故事中的仇——赤與仇——楚王同“第三者”俠的，卻是詳細記述著眉間尺山中遇俠一段的幹寶的《搜神記》卷十一，那記述曆曆在目：
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
曰：“吾幹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
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
兒曰：“幸甚！”
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上，立僵。
客曰：“不負子也。”
於是屍乃仆。
（注：為突出俠與赤的對話效果，筆者擅自將《搜神記·三王墓》文錄分段如此）
相傳後漢趙曄所著《楚王鑄劍記》，遺憾沒有讀到，據說與《搜神記》所述完全相同。
此後又一千餘年後，公元1926年，魯迅先生在他的《故事新編》中一篇《眉間尺》中重又敘說了這件事。《眉間尺》是這篇不為傳統魯學研究者們所重視甚至整個《故事新編》讀起來在他們習慣於作小說解的觀念裏都有點不可思議的“小說”初發表時的名字，收入集中後改為《鑄劍》，而整部書的出版卻是在魯迅去世的那一年——1936年——這時距他寫作它已時隔十年流逝的光陰了。我是在高中二年級文科分班後讀到它的，大約是1983年，那時讀的隻是一個故事，領略不到一兩年後進了大學中文係再讀它時的複雜感受，那一層或多重的難以言傳的東西迫使我在由大學到研究生期間的幾年裏不斷地翻讀，其實是向往從中體味那由鑄劍的春秋至到現在我生命裏仍在時時鑄著的另一種劍，這種疊印的感動愈到後來就愈成為一種迫人的力量，使我分不清我是在讀眼前的一些文字，還是在親曆或回憶自己也許是輪回前的一段人生。
眉間尺渾身一顫，中了魔似的，他站定了喘息許多時，才明白已經到了杉樹林邊。後麵遠處有銀白的條紋，是月亮已從那邊出現；前麵卻僅有兩點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
“好。但你怎麼給我報仇呢？”
“隻要你給我兩件東西。”兩粒磷火下的聲音說。“那兩件麼？你聽著：一是你的劍，二是你的頭！”
……
暗中的聲音剛剛停止，眉間尺便舉手向肩頭抽取青色的劍，順手從後項窩向前一削，頭顱墜在地麵的青苔上，一麵將劍交給黑色。
“嗬嗬！”他一手接劍，一手捏著頭發，提起眉間尺的頭來，對著那熱的死掉的嘴唇，接吻兩次，並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那杉樹林中的笑聲與環繞於《鑄劍》後半部的意思隱晦的歌詞——作者曾就此於1936年3月寫信給日本增田涉時說：“其中的歌並非都是意思很明了的。因為這是奇異的人和頭所唱的歌，像我們這樣普通的人當然不容易理解”——一樣，讓，人久拂不去。
而上述為引用方便起見的省略號處對話的空白，其實恰是作者魯迅本人靈魂深處的對俠超出曆史的書寫，這是不該在此省略的，那種一問一答形式所掩蓋下的實際的自問自答，勾勒出的是從更深度的內心——諸如動機——的俠的理念。所以眉間尺的提問絕非多餘：
“你怎麼認識我？”他極其惶駭地問。
那回答也簡約到極點：
“哈哈！我一向認識你。”那人的聲音說。
然後講到了報仇。接著是眉問尺的驚問：
“你麼？你肯給我報仇麼，義士？”
黑衣人此後的回答表明了他靈魂深處與他共處的執筆（也是一種形式的劍）人對俠的全然不同於世故的看法，稍加注意的話，那答語是直麵於提問並從三個層麵展開否定的，接著那“義士”的稱謂，是：
“阿，你不要用這稱呼來冤枉我。”
“那麼，你同情於我們孤兒寡母？”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汙辱的名稱。”他嚴淨地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幹淨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裏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隻不過要給你報仇！”
關於劍與頭兩樣東西提出之後，是眉間尺“一時開不得口”的沉默，這裏，“奇怪”是與“狐疑”與“吃驚”相兩兩分開的。
所以那回答相當重要。
“你不要疑心我將騙取你的性命和寶貝。”暗中那聲音又嚴冷地說。“這事全由你。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
談話已然到了實質，問也愈來愈尖銳，動機必得顯露了。讀這樣的文字猶如剖心，於話者、寫者一樣，是較推心置腹更疼痛的。
“但你為什麼給我報仇的呢，你認識我的父親麼？”
“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但我要報仇，卻並不為此。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麼，我怎麼地善於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靈魂上是有這麼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
在對“義士”“同情”或因私交而報仇的三重動機的否定之後，俠士的為時間、曆史、觀念所重重覆蓋的意義得到了擦拭。不是用水，而是用濃於它的血，用濃於水的血。1926年，正是這一年的3月18日，發生了北京各界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行為的集會抗議，也正是當天——段棋瑞竟命令衛隊開槍，並刀棍追殺造成重傷及死難47人、傷150人的“三·一八慘案”。1995年9月我在北京居住在張自忠路，幾次路過現已是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的屬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當年的段祺瑞執政府，無論是站在它仍具森嚴的門前，還是在它灑滿了秋日陽光的梧桐濃蔭裏散步，都不可辨識當年與這樣和完全相背的血跡。它們，如今，隻存在於寫《鑄劍》的那個視遺忘的國民性為病菌的現代文學中獨一無二作者的文章裏，存在在《華蓋集續編》中的《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記念劉和珍君》以及《野草》中《淡淡的血痕中》、《一覺》和那總括於此的《題辭》裏。當然，作於1926年10月的《眉間尺》（《鑄劍》）更是無法淡泊地於世事之外作出解釋，雖然它用的是移來的古人、古事。這樣的保存已經超出了記錄，陳述對他而言，也成了那簡煉到不能再省略的對話外的贅語。俠客的出現，仿佛眉間尺的分身，那黑色人，不是寄托，起碼在魯迅心裏不是，他隻是眉間尺的另一靈性的自我，一個靈魂的存在，或者是那犧牲者的血泊與麵對血痕不僅愴然更其憤怒的“一個也不饒恕”的誓言者自己。那黑體字的回答就是自白，對這樣一種綿延於民族深層而幾遭民族自己遺忘了的人格，對那被“同情心”“私交”（報知己亦為其一種形式）或者頂著“義士”“俠士”等外在的頭銜的種種異化與誤讀的清算。背景之外，還有那作為主體的建立。畢竟，這部他所作的《故事新編》是以他所特有的方式“翻譯”民族性格的工程之第一篇。這也許能成為我上述觀點的又一證據。
它使俠有了貫通的可信性。在他的文字裏活著的，與他的生命相疊印。
在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3月18日，先生在此後20天裏一共寫了8篇短文，從《華蓋集續編》與《野草》裏我們不難找到那些日期，3月18日、25日、26日，4月1日、2日、6日、8日、10日，後兩個日期是收在《野草》中的；這種情景使我在翻讀時經常陷入對以往閱讀歲月的思索，收入中學教材（讀本）的一些《野草》中文字，如十四五歲背誦過的《秋夜》、《風箏》、《雪》，都一味地壓抑凜冽，太過淒清，而無冰結的熱烈；我是較晚接觸到《死火》的，那種概括與自況讓人讀之是《秋夜》等篇所無法比擬的。長期以來一直奇怪於中學課本收錄者的視角，那個最早在一個少年心目中以作家形式存在的文學史，那個以作品在一個稚幼的意識裏打下的第一道痕跡，該怎樣的呢？以什麼樣的標準，如果真有標準的話，或者最起碼的對事實尊重的依據；記憶中的中學教材裏沒有《複仇》、《影的告別》、《過客》、《死火》、《墓碣文》、《死後》，甚至《這樣的戰士》、《淡淡的血痕中》、《一覺》，也許是無法承受那種豔冽附加之上的撕裂感，不是指十四五歲的少年學生，也不隻是那編選教材的人，而是這一民族遺傳到了不自覺狀態的一種幾近本能的對苦痛的拒絕。如果我是一個中學畢業後即報考了理科專業的學生，如果我沒有選擇中文為專業或者大學畢業後（前麵的問題同樣存在於中文本科專業書中）沒有因對文學的摯愛而從事於其他工作——不繼續於我現在的文學研究專業，可能會因為那兒乎是刪除了現代文學中最菁華的少年課本的誤導而與一位誕生於最黑暗處的真正思想者失之交臂。對於3月18日事件，中學課本裏選了《記念劉和珍君》，這篇記敘文的範例仍標識著血跡的濃度，雖然這是魯迅先生在記述那一事件時的很壓抑的文字，語氣也因之較為平和——離事發當天已有兩星期過去了，作為一篇為抵抗快要降臨的“忘卻的救豐”的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悼文，也是追述大於激越的，但仍可觸到那不憚於的姿態。
這一姿態，與寫於《鑄劍》同時期的《野草》證明了前文中俠超出背景部分的，是《複仇》（一）（二），那不顧看客的將要擁抱將要殺戮的“他們”對立於廣漠的曠野之上、裸著全身、握著利刃的形象是寓言的，而（二）中的被釘上十字架、懸在虛空中的“他”卻是宗教的，好像是《鑄劍》那黑色人的分身，或是前身。魯迅的俠士總是無名的，著青衣的黑色人，他們，他，沒有名姓，仿佛曆史中周遊於各個時代的影子，一個不需要現實命名定位到具體的永恒者；而這種無名狀態也正是俠這一文化在中國主流文化中命運的縮寫。較之曆代文人的總結，魯迅先生更徹底到連俠士這個詞都不用，《鑄魚》的史的緣起《三毛墓》裏還以“客”來作俠客的代稱，那麼到了《鑄劍》則連這樣一個語詞都遭到了回避，正如黑色人對“義士”的否定——“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汙辱的名稱”，這不同於俠文化史中的以立名以榮譽作為目的的俠的，魯迅在此與俠文化內部的俠也劃清了界限；另有一個俠——有著“無名”的自然，而且有“不為名”的非功利的對“報知己”這一傳統信念放棄後對複仇精神本質的提煉。有時這個“他”，是猛士；有時，是“過客”。總之“他”從不執於一種“名”下而為哪怕是精神意義的外力所左右而行事，這個“他”，仿佛先生自己的化身。
但仍有一點稍稍的不同。
猛士的形態，是現實性多於哲學性的。如：“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是與居於現實層麵的“苟括者”相比的，“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記念劉和珍君》）是叛逆於時世的，是與“造物主”相悖離的，如，“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的良民們。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淡淡的血痕中》）
過客的形態，哲學性大於現實性。如《野草》中惟一詩劇形式的《過客》中的人物表介紹兒可視作是黑色人的前身——約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倔強，眼光陰沉，黑須，亂發，黑色短衣褲皆破碎，足見黑色為作者偏愛的程度，而不僅是外形的相似，更有劇中客答翁問時的例證——那對稱呼的回答——“我不知道，從我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隻一個人，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丁”——仍然可視作對“無名”精神的注釋。有傷、有血、“我願意休息”、“但是，我不能”、“還是走好”的總是息不下的行者，正好被過客這一形象包裹，也是那猛士的含傷前進的一麵。
還有戰士。如果可以稱之為一種形態。那個走進無物之陣、“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胄”、“隻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的戰士，在各式樣的“點頭”“旗幟”“講說”“外套”麵前，總是一副不變的姿態，魯迅在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裏，竟連用了六次之多這同一個句式——“但他舉起了投槍”；與其說表白一種不變的信念，不如講是亙古未改的本能。戰士隻是這本能體現的一種外觀，如猛士、過客一樣。
三種形態不僅成為黑色人（《鑄劍》中人物，魯迅先生本人也是喜著黑衣的）所代表者複仇精神的俠之內核的演繹，而且，在對傳統俠士觀念的去除中將俠之理念在更新中注入了更其深厚的底蘊。曆史走到了心靈的深層，而且又那麼具有難以替代的個體性。動機的考證與人格的生成終於達到了一次交叉，默契所產生的沉冥也帶上了一層肅穆的黑色，這就是同時期於《鑄劍》的“俠”的探索階段會有的那般深色的夢。“我夢見自己在冰川間奔馳”（《死火》）；“我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狗的駁誥》）；“我夢見自己躺在床上”（《失掉的好地獄》）；“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墓碣文》）；“我夢見自己在做夢”（《頹敗線的顫動》）；“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立論》）；“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死後》）；當翻讀這些《野草》中下標1925年4月23日至同年7月12日的文章時，有一種心悸，無法猜測先生當時的心境所指，卻仍能觸到那靈魂深層已“全體冰結”“毫不搖動”“像珊瑚枝”枯焦而又有“炎炎的形”的凝固火焰。
期待著後世的一天那個取了它將之重又變成永得燃燒的人。那個人同樣不怕終於“碾死在車輪底下”，在麵對碎骨之疼時仍能將心髓的痛楚化作大歡喜和大悲憫。隻這個人，才能將這個民族複興之夢攜出冰穀。
這個人，是誰呢？
20世紀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A.H.Maslow（馬斯洛，1908-1970）在他的《動機與人格》一書第六章曾提出“似本能的基本需要”這樣一個概念，置於“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質”這個題下，還有“似本能的衝動之滿足”的相關提法，心理學家沒有做出界定或者解釋，在長於描述的文字裏卻有如下一段話做著補充——如果可以這樣理解的話——“隨著進化的發展”，他說：“隨著這種進化的發展，當我們在種係階梯中上升時，我們可能會逐漸發現新的（更高級的）欲望，發現另一種本能，它在本質上是似本能的，即在強弱程度上由機體結構和作用所決定的”（中譯本，許金聲等譯，第101頁）。俠士在氣質與本質上的所是，使我想到這句話所延伸出的一些意思，“似本能的需要”在此可理解為更內在的需要，與遺傳或體質有關或者無關均無足輕重，重要在遊移於（似）本能需要與高級需要（馬斯洛的另一心理學概念，除本能外的發展層麵的需要，最高代表是自我實現等）之間的人所同時兼具的創造者與觀察者身份，心態是膠合狀的，正如他體內本能與理性的膠合，在這一類人身上，那用於劃分生存價值與成長價值不同範疇的標準是不存在的，代表成長價值的高級需要在這裏具有著某種深層的還原性——向生存價值範疇中的（似）本能需要還原。兩種需要的界限消失後是同一性的實現，這裏不存在衝突、間隙和這之上的磨合，而是自然的同一重疊，所以更確切說，這類人隻有一種核心需要。相對於這一需要來說，其他各種一般人身上必有的劃分，或者那些對需要的純符號性的稱謂，都已不再是計量中的了。
在20世紀心理學者有關人本的發現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意義的自我實現者與兩千多年前的俠士在個人品質上的吻合，這種吻合使得不同區域空間不同世代的群性類比不是匪夷所思或者憑空捏造，譬如用來描述自我實現者特征的——超然獨立的特性，離群獨處的需要，以及輕視和不在乎外在環境的能力，自由意誌等；特點二是自主性，對於文化與環境的獨立性，以及積極的行動者，並且已足夠堅強的自我——能夠不受他人的讚揚與自己感情的影響；特點三是二者共有著一種類型的人際關係，即在很高的選擇標準下，隻與少數幾個人有特別深的聯係，朋友圈子狹小，深愛的人數量更少；特點四，是對文化適應的抵抗——在深刻的、意味深長的意義上抵製文化適應，內在地超脫於包圍著他們的文化，且與文化分離的內在感情大多是無意識或下意識的；這是他們的共性。然而比較中我發現，俠士與自我實現者的不相重合處，明顯在如下兩點：一是俠士的精神自我的發展是在匱乏性動機所帶來的滿足缺失情況下的成長性動機的滿足，也就是說是在諸如安全、愛等基本需要滿足空缺時的個人發展與自我實現，這種共性缺失之上的成長性滿足及與之相應的個性實現基座的脆弱性恰又代表著整個中國文化人格實現的特點，在不隻俠而包括世代許多傑出人物身上我們都會看到這一點，以致日漸成為我們文化要求的一部分，但從理論上講，這種文化要求不能不說是一種個性的畸形實現；二是俠的民主的性格結構的不完善，這是與自我實現者相對而言的，俠在本意上是要以行俠仗義消除起碼是反叛集權主義的，這使他的敵手總是統治階層所代表的集權，但他的行動卻實際受製於另一種統治勢力，後者仍有一定的集權性，這種外力之外，還有他與生俱來的內在性，即他的行為方式無法不是以一種新權的實現來打破舊權，所以刀劍與血腥成為慣用的處理問題的方式，雖是個人化的，卻也反射出極大範圍內的社會心理，在改良被認為是對一個時代的不適宜甚至是迂腐僵化的思想時，這種性格結構則獲得了它廣袤的土壤並且極易作為一種文化原則固定下來。
公元前4世紀“聶政刺韓槐”的史實，最早記載在《戰國策》上。《戰國策·韓策二》是站在一事件發生始末的角度作一交待的；比較其後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中的同一節就更證實這一結論，後者是站在人物的角度為俠列傳的。所以比起複述那個“士為知己者死”的人人皆知的故事，將兩本史錄放在一起也許更有意義，當然這意義已不隻是角度的區分。
“聶政者，軹深井裏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這是《刺客列傳》聶政之事的開頭，嚴仲子與韓相俠累的政治矛盾是放在此後引入的，不像《韓策》中起端就是“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的太過具體的政治背景；它所反映出的並不單純是曆史的講述方法問題，或者隻是講述者——史傳人的態度，這裏畫，更是一種時代文化的分別。戰國時期所記載的本時代的事跡因其時代所限必須是公允的以事件為主體的態度，冷靜客觀之外，是容不下一絲主觀評判的氣息的；漢代是記敘前代的往事，因有了時間的距離而不憚於個人性情參與其中，更重要的是作傳人恰是受秦、漢以來實際上作為文化主體的楚文化精神影響最烈的一個人，這一點，司馬遷在《項羽本記》中已將他個人的與文化相疊合的浪漫氣質發揮得淋漓盡致，聶政一事是不可能在他的筆下有什麼悖反的，這是意料中的，也是性格使然。所以嚴、韓之仇成了被推而再推的遠遠的襯，他們在曆史給定的吝嗇的鏡頭裏所起到的作用現在看來不過是要完成聶政形象特寫的道具，或者活動布景，而《韓策》卻無法做到這種一筆帶過，它忙於交待，以致本應成為背景的事件淹沒了人，這大概就是兩種曆史觀——記述過去與指涉人心的截然不同。司馬遷的記敘方式使他自己便於把聚光打在那一刺的亮點上：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
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從。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麵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策》的記述雖繁複，卻可作為它的補充，是：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杖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眾。聶政立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教十八。因自皮麵挾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策》的史錄勾描與《刺客列傳》的簡約速寫一起，把個曆史幕布上有美人格力量下的仗義行動的一瞬定格為永恒；然而事情還沒有完，下麵發生的故事使聶政一事一人超出了他同時期亦為後世視作單麵英雄的俠士的，是聶政姐姐聶榮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