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家庭，在中國既是一種無法以計酬表現的人文價值，同時女性在家庭中承擔的角色有著遠遠超乎愛情的含義，和西方遊牧社會最根本的區別，從我們的祖先便開始了聚族而居的農耕生活，古代的先賢者早已將“齊家”與治國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在這裏所謂“齊”與“治”並列使用，齊家便有了治家，使（家）整齊完備的意思。在儒家的經典著作《大學》中，就有“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的至理名言。可見從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方麵看，一個人一旦成家，他或她，從婚姻關係的一開始，便承擔起家族和家業薪火相傳的責任，還由此承擔國家安定繁榮的義務。據統計，宋代的大家族人口高達數百人以至上千人，族中的男性讀書做官或者經商理財或耕田運輸，而女主人要統領全族婦女經營管理家中的紡織、炊飲，相夫教子（家庭教育）、保健、養老扶幼等等許多相當今天我們社會分工的第三產業的工作。
有一位西方的詩人說“隻有流浪在路途的人，才會天天把愛情歌唱。”對於我們這個有著久遠的農耕定居曆史的中華民族，生存環境決定我們一旦成家，肩上扛著的就不僅僅是你與另一個人在人生旅途的愛情。而是你與你的家人還有你愛人與她的親戚家人。還有你家和他家幾畝地，幾間屋，地裏的莊稼，幾頭牛，還有門前的水塘屋後的山，你的她的鄰居好友。由此也有學者說，中國是一個超級人口大國，盡管今天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是人均資源的限製，人口密度的壓力依然是存在的。例如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等等，在西方發達國家有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來管，而我們通常都要由構成家庭的男女承擔這一份社會責任。這種生存環境決定男女成家之後必然擔負齊家興國的重擔，這其間既有硬性的可以也便於量化的計酬勞動，也有大量的是無法量化的不計酬勞動。
在婚姻問題上我們仍然得看到東西方觀念的激烈衝突，在傳統中國，婚禮是禮節中最大的禮。和傳統西方觀念不一樣，傳統中國將婚姻看成是愛情的開始，而不是愛情的墳墓；是家族增添新的細胞，而不是從此告別家庭。從婚禮開始，從今往後，他們不僅僅要學會互相關愛，還要愛自己的孩子，愛有血親和姻親關係的親戚，愛雙方的老人，這樣的愛當然早已超乎男女之情愛了。不可否認的這種為了婚姻承諾和社會責任所做出的犧牲，或者說是一種“性壓抑”，但是，對於大多數社會底層婦女來說，擺在第一位的是求生存，求發展。而不是性。
三、我們有些理論工作者急於與國際婦女研究接軌，對於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本土新出現的男女平等問題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尤其是忽略目前還處於大麵積的弱勢人群中男女平等問題的研究。
婦女研究領域中的西化趨勢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個問題在婦女研究領域中比較突出，應當說，中國婦女的解放和平等，有著自身特定生存環境。在上個世紀中葉，中國婦女伴隨著中國的革命運動而得到解放。由於私有製被廢除，是一次徹底的社會改造，使得中國的宗法社會和父權製得到摧毀或破壞。在目前看來，那隻是一個短暫的曆史時期，在那一段時期內，無論男女，無論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都處在一種缺乏個性的，準軍事化的，集體的由組織領導的體製化的生活空間。這種狀態僅僅延續到70年代末，而現在的私有製在權貴與市場經濟的聯手下，私欲膨脹比中國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要猛烈和迅速。自然而然，私欲成了父權製與中國婦女問題卷土重來的第二次契機。它引發的第二個問題便是使得中國婦女問題變得複雜化和多元化了。不僅僅是性別問題了，而且也不是單靠女權運動和女學者的性別研究能夠回答，當代中國的婦女問題既與眾多的問題相關聯，同時也有眾多的社會資源可以調動。例如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貧富差距，三農問題；又如對於中國傳統的重新定位和研究，例如傳統文化中女權資源、中國民間社會如何形成等等，也可以說有可能將這些研究領域引入性別視角，成為女性研究的社會資源。而不僅僅是單一性別問題。
下麵我們來看看在我國高層決策者如何評價我國兩性地位的狀況？據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題為《兩百高層決策者受問“男女平等”》一文指出：最近全國婦聯對兩百名高層官員的調查，三組被調查對象涉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衛生部、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全國婦聯等五個部門的242位決策者，其中，副部級以上9人、正局級87人、副局級146人。被調查者中，男女兩性的評價存在顯著差異。半數以上的男性官員認為近10年我國性別平等發展的狀況在國際上的排位是“上升”，女性官員持此觀點的不到三分之一；調查中發現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部分決策者不能從“基本國策”的高度認識男女平等在促進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在婦聯之外的四個機構中，隻有不到45％的人能夠認識到兩性平等的國策地位，其他人選擇了男女平等是“一項重要舉措”或“一項公共政策”。事實上，1995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就明確宣布“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這一結果說明，雖然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提出已近10年，但仍有一部分高層決策者還沒有清晰的認識。
調查的統計結果顯示，在這個問題上，不同性別和不同機構的人具有明顯差異。比如在接受調查的50個全國婦聯局級幹部中，98％認為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明顯高於其他部委。再如，女性官員裏認為近10年間女性地位下降的比例也明顯高於男性，達到42.4％。這是因為女性追求性別平等的願望更加強烈。所以從性別來看有差異，從部門來看也有差異，倡導性別平等一定要和部門工作結合起來。
在女農民工進城的大背景下成長的一代，他們大多生長於離異“半邊戶”或者是祖父母的家庭中，我們往往稱他們是“冷漠的一代”，他們的冷漠心理必然給他們的人生造成心理障礙。還有農民工的常年流動打工與他們的性別問題、家庭問題，這些大麵積的問題人群而恰恰又是我們一些婦女研究專家的“盲區”或“盲點”。我們有些專家研究中國白領階層的性壓抑問題，其實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即便存在，也是占人口比例十分小的問題。我們應當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本土的社會低層婦女狀況和如何幫助她們實現男女平等的現實問題上。而在這一方麵婦聯組織的確有著她的優勢和活力。如何將婦聯與高校的女性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使我們的婦女研究更緊密地聯係社會實際——正如西方的女性學建立在西方婦女運動的土壤之中，我們本土的婦女學學科建設，首先是麵對如何回答和研究市場經濟下本土女性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它關係到一門新型學科究竟如何紮根，如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如何建立於本土社會並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如果從假定到假定，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我們無法得知這樣的一門學科究竟對於實踐有多大的指導意義，這樣的理論究竟能解決什麼樣的實際問題，甚至這種理論是否科學都值得質疑。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是：
1、在提倡的實行男女平等時，應當注重兩性視角，著眼於男女都有平等發展的空間和權利。提倡和尊重多元價值取向，而不要單一以男性為中心或者以男性標準為婦女發展的標準。
2、既重視男女的經濟物質生產領域的平等，同時重視男女兩性在撫養後代瞻養老人操持家務等非計酬領域的平等。注重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對於傳統美德的弘揚。
3、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論極容易造成理論與實際脫節，致使基層勞動婦女的狀況成為研究的盲區。學習西方婦女運動的理論，目的在於“拿來主義”，隻有對於本土的曆史的現代的婦女狀況深入的研究調查，才真正弄明白該拿來什麼，拿來之後怎樣推陳出新？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對於本土婦女問題的多學科研究之上。
（湖南省婦女幹部教育研究會2004年年會暨“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論壇入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