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如果想學歌唱，他的自然音域以內的一切音對他是容易的，至於他的音域以外的那些音，起初對他卻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既想成為一個歌手，他就必須克服那些困難的音，因為他必須能夠駕馭它們。就詩人來說，也是如此。要是他隻能表達他自己的那一點主觀情緒，他還算不了什麼；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達出來，他就是一個詩人了。此後他就有寫不盡的材料，而且能寫出經常是新鮮的東西。至於主觀詩人，卻很快就把他的內心生活的那一點材料用完，而且終於陷入習套作風了。”歌德這裏說的，事實上適合於描述從事任何行業的人，也就是說，這種真知，已近於道破天機。歌德這裏所指的主觀詩人和客觀詩人，事實上揭示了一個詩人步向成熟的必要曆煉。浪漫主義時代的歌德提出掌握客觀世界，與現代主義時代的艾略特提倡非個性化，恰恰道出藝術是無所謂主義的，從這裏可以看出，不分時代。智者總是懂得排除各種主觀色彩，而直抵客觀世界，看到真理。
歌德對於獨創性的見解也十分有獨創性：“人們老是在談獨創性，但是什麼才是獨創性！我們一生下來，世界就開始對我們發生影響，而這種影響一直要發生下去，直到我們過完這一生。除掉精力、氣力和意誌以外，還有什麼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應歸功於一切偉大的前輩和同輩的東西，此外剩下來的東西也不多了。”這也可反過來印證我前麵提到過的“我們知道的，他們也早已知道了”的觀點。由此我想到沃爾科特在談話錄中多次提到的模仿。他認為不要怕模仿，模仿乃是磨練技藝的好途徑。他說：“如果有人說我寫得像某某某，我會感到榮幸，而不是相反。”（大意）他甚至說：“青年詩人不應該有個性，他們應該是徹底的學徒，如果他們想當大師。”又說，作為一個詩人，如果能為詩歌這棵巨樹添加一兩片葉子，就死而無憾矣。這與歌德的說法相同。這點，又可以跟上麵歌德有關與古代偉人打交道的談話聯係起來，就是承接前人的血脈。
看了日本動畫片《魔法公主》後，覺得日本這個民族的童話和動畫都與西方的不同，可以說得上是很好地發揚了東方文化的傳統又很有現代感。這個動畫表現的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通過一個少年去尋找野豬神，據說野豬神掌管著人類的壽命。這個少年到達森林之後遇上了一位被狼養大的姑娘魔法公主，這位公主認定人類是動物和森林的敵人，於是在動物與人類、人類的這一支隊伍和另一支隊伍的衝突和交戰中，這個少年和公主建立了愛情，然而他們有著根本的衝突：人與動物的衝突，最後這一對戀人分了手。這個劇的局部十分精細生動，情節的鋪展倒是有點東方的線性發展，要有好的心境有耐心才會坐得住，往下看，越看越有味道，的確和西方的迪斯尼動畫不一樣。這時，我才明白今天中國的兒童為什麼不喜歡童話，現在流行的西方童話大多出自英美，這個地區的人由於生存環境的優越，童年人的思維似乎比東方人要持久地頑強地天真一些。中國以及亞洲地區的生存環境和西方不一樣，孩子似乎更早一些就涉及人生的艱難了，我們的孩子當然仍然需要童話，可是如何寫作我們中國孩子喜歡的童話？民族化的問題是值得探討的。比如在日本的《魔法公主》中，對野豬神每一步邁出都有鮮花開放的那種食不厭精的描寫，比如讓野豬神在夜晚變成通體透明的發出螢光的神秘描寫，又比如說讓人類開槍射擊動物的時候槍的扳手和槍鏜突然長出青草，這就是很有東方味的。細部的精致、有味和耐看，和西方的不一樣。日本的童話尤其是安房直子的童話寫得十分東方味，我看了她的三個小童話《在野薔薇的盛開的村莊》、《初雪》、《狐狸的窗戶》，都是通體通明的玉石一般的東方童話，有成人一般的憂鬱和濃鬱的民間色彩。而且是生活童話，就在日常生活中，真真假假亦真亦幻摻和。
我們現在國內的童話基本是模仿別人的東西，但是那種歡樂和童真沒有別人的童話來得那麼率真自然那麼博大動人，也沒有像日本童話動畫中那種表現東方文化的情致和意蘊。這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而且女作家在當代的兒童文學創作中應當是一個十分活躍的群體。
英國女作家J·K·羅琳《哈利·波特》的出版轟動了歐美，最近《哈利·波特》的中文版本在我國出版，從上市情況看，在中國也十分受歡迎。《哈利·波特》的想象空間的確是十分神奇的，哈利·波特這個小魔法師上天入地，心想事成。幾乎所有在兒童時期可能出現的幻想都成了這部書中的可摸可觸的情景設置，比如在魔法學校，進教室的樓道簡直是走迷宮，一幅胖夫人的肖像畫居然是教室的入口處，肖像上的胖夫人居然會問你口令，口令對了，胖夫人會從肖像畫上挪開身子，露出入口。油畫上的人物會走下來和生活中的人對話，這樣的學校當然是很可愛的。類似這樣的細節，在《哈利·波特》中幾乎處處都是，這本書的細節常常在日常生活之外，卻又在兒童思維之中，是十分精彩的。
在閱讀這本書時，能讓人感到西方民間文化傳統的浸染和深厚的西方學底蘊。比如貫穿全書的魔法學校舉行的魁地奇球賽，球隊隊員都騎著光輪2000或者別的飛天掃帚在空中打球，這個情節很明顯是從歐洲民間傳說中那個騎著飛天掃帚的女巫演變而來的。對比我們國內的兒童文學創作，與我們源遠流長的東方文化傳統和我們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實在有些“久違”和“斷代”的感覺，因為從我們當代的兒童文學作品中很難感覺到東方傳統文化或者民間文化的氛圍。
傳統其實不是用來打破的，而是用來延續的，我們應該認識到延續比打破更重要，我們常說一個人的成功需要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可是有許多本來很高明的人卻不懂這個道理。他醉心於獨創性這種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虛度了半生光陰。歌德又說：“一般說來，我們身上有什麼真正的好東西呢？無非是一種要把外界資源吸收進來，為自己的高尚目的服務的能力和誌願！”所謂與時俱進，就是能把外界的能量不斷吸納進來，使自己的那點能量不斷擴充，我覺得一個作家閱讀經典的重要性在於，一般人閱讀經典隻是作為讀者，欣賞好作品，而作家閱讀經典，可以通過閱讀經典而把傳統文化的經典的精神和質素延伸到他的作品和他的時代。
記得有一位作家在談創作的時候談到，一個人在寫作了十年八年後，他的目光便應該逐漸移離現當代，投向傳統，無論是外國的傳統還是本國的傳統。如一直無知下去，就會自以為是，變成一生的無知。傳統乃是真功夫，深功夫，對傳統無知，是一個誘餌，讓你先嚐到創造的甜頭，先對自己高估一番，前無古人一番，然後逐漸深入，逐漸發現自己的無知——至此，那條連接傳統的脈絡就開始打通了，一個作家便踏上征途了：“溫故而知新”真正的創作始於這個時候的你自己的腳下。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認真地研究傳統，什麼時候我們才有可能認識自己。
男女平等：發展、標準與權利
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有利於促進社會朝向公正、公平的政治文明發展，正因為男女平等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現階段理清概念，明確研究思路是必要的。在男女平等問題上我認為存在以下三個方麵的原則問題：
一、男女平等是不是等於男女都一樣？
是男的要和女的一樣，還是女的應該和男的一樣？男女平等是以什麼來作為平等的價值取向，即男女平等標準的問題。有一種看法認為，現在媒體女性形象多了，以女性為對象的商品廣告多了，就是女性地位的提高。看看大眾傳媒對於女性的社會定位大多數仍然是男性的聲音，例如對於男女的社會性別定位，女性總是被動的，溫柔的，忍讓的，甚至在當代的傳媒中還有不辱貞潔的“烈女”，賣身救母的“義女”，這一類女性形象宣傳，不僅不能作為女性地位高的標誌，恰恰證實了以父權為中心的傳統文化死灰複燃，陳舊落後的價值觀仍然在起作用。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在我國的婦女解放史上也出現了另一種以男性標準替代和包辦婦女解放的標準，例如在文革時期出現的“三八”婦女帶電作業班，鐵姑娘戰鬥隊等等，片麵地認為男女平等就是女人和男人幹一樣的活，男人挑了100斤，女人決不能隻挑99斤。這種男女平等忽視了男女發展各自不同的需求和差異，用男性的發展標準來規範女性，也有人稱那樣一個時代出現了“無性別時代”。這大概也不是我們追求男女平等所要達到的目的。
二、男女平等的衡量標準還有一個誤區便是見物不見人，對於男女的平等與否隻用一個標準便是計酬。女人掙錢多了，就是地位高。我們不否認對於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勞動的計酬是體現和衡量一個人的勞動和貢獻的重要指標，但並不是唯一的指標。例如現在有人說，現在農村的婦女地位高，誰家的女孩子漂亮，誰家的房子漂亮。這樣的衡量標準下掩蓋著將女性物質化和商品化趨向。同時也掩蓋著問題的另一個方麵，對於婦女所從事的大量的日常的未計酬的家務勞動得不到社會甚至家人的尊重。目前年青母親不願意承擔母親撫養兒女的責任和義務，城鄉出現由祖父母撫養“留守孩”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不僅僅是女性本身的問題，而是值得全社會都來關心和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