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關於我們的思維方式
為了達到創新的目的，我們需要討論的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學風。現在我們提創新這個詞越來越多了，可見創新在現代生活中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看一看我們所處的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從單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的時代，就文學來說，它已經出現了有純文學、通俗文學、電視文學、兒童文學、婦女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元審美價值趨向；而電子讀物、網上作者、電子信箱，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文學與科學與高科技有了新的聯緣，這迫使我們的思維從非此即彼，非是即非，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不是擁護，就是反對，不是文科便是理工科的簡單思維方式中走出來。我們不得不把眼光放得更遠一些，我們不得不對在本世紀形成的那些天經地義的東西產生質疑。
學文學難道就是文科學生的事麼？學文科的同學可以是科盲麼？學好數理化就是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學的事情麼？隻要成為專業的尖子，自己一輩子工作起來可以高枕無憂了麼？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時代的到來似乎把我們的父輩那些管用的做人處世的道理都給動搖了。我們不得不把眼光放得更遠一些。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知識分了家？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社會分成了由許多部門行業分成若幹個條條塊塊來進行管理？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文藝、科學哲學、和宗教分了工？
隻要我們把目光放得長遠一些，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分叉都是從近代工業時代開始的，如果把這個曆史的時間段放到人類發展的整個曆史長河中來看，這種分叉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階段產生的思維模式，它不能代表永恒，更不是天經地義的東西。
我們再來看看凡是要做出大一點事業的人，我們細究他的成才之路或者研究他的知識結構，都不難發現，僅僅隻對自己的專業了解的人是很難做出大事業的，有人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隻熟悉自己的專業的人好比在一片茫茫林海之中，隻看得見一兩棵樹木而看不見森林，所以一旦遇上時代的轉變，他們就會辯不清方向。在曆史處於穩定的漸進的時期，循規蹈距，安於自己的專業，也許感覺不到什麼危機。而時下我們處在一個社會大轉變的時代，有的專業目前行情看好，說不定過了三五年，這個行業就被淘汰。比如說火柴廠，前些年也許是效益很好的，這些年，電子打火灶出來了，打火機普及了，火柴廠自然就不景氣。另外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有一些在過去以農業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不可能出現的問題出現了，比如回收資源的問題，在農業社會裏，資源的回收是各家各戶的，能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所以幾千年，我們的農作物都是靠農家肥料，也就是靠生物的肥料，而現在這種生物鏈被被破壞了，土地的地力大大減弱，出現了土地資源危機，假如我們隻把自己拘泥於自己狹窄的專業，在迅猛發展的時代裏，我們就會麵對種種的轉機，視而不見，當自己的知識或專業麵臨淘汰，下崗的危機時，束手無策了。
大變革的時代需要的是目光遠大的通才和全才。就拿當編輯來講，如果說70年代的一個文學刊物的編輯隻要有過硬的筆頭功夫，文字能力和文學修養，那麼90年代以後的編輯恐怕除了筆頭的功夫（即能編稿，選稿之外），還要有協作的能力，組織會議的能力，演講的能力，甚至還要懂得成本核算，懂得推銷產品，懂得廣告策劃。
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推動》叢書，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這一套叢書出版後在文學界的反響大大超過了科技界。並因為這一套書的關係，作家與這一套叢書的編輯者、翻譯者和作者成為朋友。其中的一本《時間簡史》，這本書的作者是當代的大科學家霍金，他不僅是一位被盧伽雷病禁錮在輪椅上達20餘年的傑出的科學家，而且他能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寫成最通俗的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普及讀物，他的《時間簡史》在世界各地被翻譯成30種語言，並售出了大約550萬冊，成為全世界最暢銷的圖書之一，一位從事尖端科學研究的人，同時又能從事普及科學的通俗讀物的寫作，他的《時間簡史》還在他的協助下被拍攝成電影，霍金談到這些時，曾經說道，他是能寫作的，不過他得首先進行他的科研工作。霍金的成功無疑是與他學通文理的知識結構分不開的。一位大科學家都如此看重自己的文學修養，我們更不應重理輕文，或重文輕理了。
我看過彭學軍寫的一個短篇小說《北宋浮橋》，說的是在某一個小城鎮，有一座浮橋，橋的兩端有一對十分要好的小夥伴。橋東頭的孩子喜歡吃橋西頭的一種米豆腐，隻要拿一隻碗，便可跑過去，從橋西買了帶過橋來。
曾幾何時，這裏來了一個攝製組，說是這橋好，是北宋時期的，要在這裏拍電視劇，從此這座橋設了路卡，過橋要收費。兩個好朋友從此斷了往來。橋對岸那種好吃的米豆腐，再吃不上了。這個故事寫得美麗而悲傷。但是我們能由此推論過橋收費不應該嗎？這個小鎮應該永遠封閉下去嗎？攝製組不應該打破這個僻靜小鎮的生活節奏嗎？
也不是，非此，也非彼，這是個兩難的話題。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事件是兩難或者三難四難的，倒是簡單到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問題倒是不太多，我經常回答一些年輕朋友的問題，他們總是會問，如果這樣寫不行，請指出該怎樣改，我是很怕回答這一類問題的，不因為別的，我恐怕自己的學問不夠，誤人子弟了。但我這個善良的想法也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以為他投稿沒有采用，一定意味文學拒他於門外，意味著他的失敗。
由此我想到我們的思維方法。
有一種說法引起我的注意，在很多年以前，人們判斷是非的方法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種混沌的模糊思維，比如過去的古代文人，講究學通詩琴書畫，講究習文習武，不象現在文即中文係，琴則音樂係，畫則美術係了，武就更不消說它了。古人很講究中庸，和諧，和諧中庸其實也是很模糊的思維。近來的物理學革命已經證實混沌說更接近宇宙的真實，那麼我們的思維為什麼鑽進非此即彼的死胡同的呢？也許有必要清理一下，20世紀以來的頻繁的戰爭給我們帶來的思維的後遺症。在本世紀初，大批的知識分子因為戰爭爆發，被迫放棄書齋。而投入了戰壕。戰爭無疑是對混沌思維方式的有著最大殺傷率，在炮火連天的戰場，是你死我活的搏鬥，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如果說這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核武器實驗給地球的環境和人類的生存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那麼也可以說，這一次次的“法西斯”行動對人類的思維方式更是災難性的毀滅。簡單化，專門化，力求清一色的擁護派，或反對派，容不得不同意見，容不得多元的價值取向。這一些就是這一次次戰爭留在我們大眾的思維領域的法西斯，或者說是二戰思維後遺症。
蔡元培先生是20世紀初的一位著名教育家。他明確提出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為橋梁的教育方針，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大學的性質在於研究高深學問。他提倡學術自由，科學民主。主張文與理通科。將“學年製”改為“學分製”，實行“選科製”，積極改進教學方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批思想先進、才華出眾的學者。
古人曰：有容則大。沒有包容，往往心胸狹隘，容易浮躁氣盛。提倡一種兼容並蓄，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為了適應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我們也許更應該注重調整我們的思維方式。
承接傳統文化的源流
一個作家承接經典及古典作品之源流，是打開大境界的關鍵。歌德尤其精於此道。他說：“各門藝術都有一種源流關係。每逢看到一位大師，你總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華，就是這種精華培育出他的偉大。”又說：“鑒賞力不是靠觀賞中等作品而是靠觀賞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隻讓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你就有了用來衡量其他作品的標準，估價不致於太高，而是恰如其份。”又說：“我們要學習的不是同輩人和競爭對手，而是古代的偉大人物。他們的作品從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得到一致的評價和尊敬。一個資稟真正高超的人就應該感覺到這種和古代偉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認識這種需要正是資稟高超的標誌。”“要在世界上劃出一個時代，要有兩個眾所周知的條件：第一要有一副好頭腦，其次要繼承一份巨大的遺產。”
歌德又說：“國家的不幸在於沒有人安居樂業，每個人都想掌握政權；文藝界的不幸在於沒有人肯欣賞已經創作出的作品，每個人都想由他自己來重新創作。此外，沒有人想到在研究一部詩作中求得自己的進步，每個人都想馬上也創作出一部詩來。……因此，人們不知不覺地養成了馬馬虎虎的創作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