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三曾國藩的婦女觀的局限性
湘軍在湖南這樣一塊土地上孕育、壯大當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當我們涉及到了民間社會、人權、社會組織與鄉村自治，這樣一些問題。當我們認真地解剖中國社會的一個家庭或家族，就能發現中國人的本土婦女觀是一個與中國人的家庭觀念緊密相連的問題。也許這是仍然得回到中國有著與西方不同的社會背景這個問題上來。即傳統中國的農耕社會與西方遊牧社會具有不同的結構特征。
英語的Family，源於familia，拉丁詞，它出現在羅馬，從famulus（拉丁文，意為“仆人”）派生出來。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內，英語的Family意為“在同一屋頂下的仆人或依附於一個主人、一戶人家的全體仆人，與我們平常對這個詞的理解並不相符合。Familia在德文直到16世紀Familie才是來指妻子兒女或家宅。
同樣，在配偶來源及婚配形式上，西方社會也具有遊牧社會的特征：16世紀之前，西方男性成親，是通過三個渠道：靠搶婚、買賣和贈送。由此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語言中尋找到一些曆史的痕跡。例如德語的nepōt。有侄子也有孫子的意思；又如oncle在德語中是舅父，而不是叔伯父，另一處auunculus舅父從祖父auus演化而來。據語言學家的分析，這種語言的模糊混淆，正是男女家族譜係不清晰所致。家族成員的流動和分散，使得輩分不那麼被看重。同時也留下了遊牧社會將女性奴化的痕跡，女子在某種程度上是男人交換的“方便”的東西。或者說是曆史上婚姻的商品似的局部交換或者全部交換留下來的印證。
在中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婚姻是家族家長包辦的大事情。作為個人，無論男女，幾乎在為成年之前，都是由家人中的長輩來決定的。而長輩講究的是親家的門戶相對，教養和社會身份的匹配，以及知根知底，這樣一些關係在成年人看來，是事關婚姻成敗的主要係數，而個人的意願基本不起作用，當然，在一個人尚未成年的時期。也不具備擇偶的能力。這種家長包辦的婚姻恰恰避免了西方古代的亂倫現象。
在傳統的中國人看來，一個人隻有在親戚中娶了不同輩份的女性，才會出現這種身份的交叉，而這種現象，在很早開始聚族而居的中華民族，婚姻被當成禮教中的最大的禮，由此對於輩分親戚的稱謂被規範得周全而細致，如果一個人既是長輩又娶晚輩為妻，一般是眾人排斥的，被稱之為亂倫。從這個細節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女性在傳統中國沒有西方遊牧社會完全奴化的曆史背景。在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中，所謂世界大同，便是實現“男有分，女有歸”的政治理想。這裏的歸就是“家”的意思。女人一旦有了家，往往是扮演著內當家的社會角色。
當然追溯傳統中國的性別角色，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傳統中國的哲學思想的所謂陰陽說，注意到家國同構，將“妻道”等同“臣道”的齊家治國謀略，甚至傳統中國的禮教中對於男性和女性均有一定的規範，剖析中國家庭的社會功能，可看到它既是國家政權的基石和中繼站，也是貫徹禮教的社會基層組織，中國傳統女性既受到男權的擠壓，社會地位普遍低於男性同時陰陽之合為萬物之始，又有普遍的講輩分講孝道作為晚輩男性對於女性長輩的尊重（甚至帶有宗教意味）。在傳統中國的禮儀上有：媒妁之言；定親；接親舉行婚禮等一係列禮儀規範；又如民間習俗中有出生嬰兒的洗禮，滿月，百日等儀式的舉行，甚至在家庭中還有類似宗教的葬禮、祠堂祭祖、祭墳等活動。年長的婦女往往是這一些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教、政治、經濟、教育等活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曾國藩的家族譜係完整，作為中國家庭的各案分析，尤其對於了解楚地的家庭婚姻和婦女狀況有著代表性和典型性。分析曾國藩家族中的女性，既有像他的祖母、母親以及他的夫人、兒媳婦這樣在傳承家風振興家族中起到積極作用的女性，也有在新學東漸過程中得風氣之先，成為海內享有聲譽的代代英才，從而被譽為人才長盛之家；同時也有因為家庭包辦婚姻陷於人生悲劇不能自拔的女性。在這裏，曾國藩的婦女觀有積極進步的一麵，也受到曆史的局限。在他主持家政的年代，家族對於女性的尊重，並沒有基於女性也應具有和男人一樣具有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利，當一位女性嫁到曾家，她的命運與家族興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她的各個方麵都得到家族的重視，包括對她的教育和培養，當她被命定嫁到別的人家的時候，婚姻無論如何不幸，家族卻再也不容納她了。追究到底，在曾國藩的儒家正統觀念中，維護婦道是擺在維護女兒的生存權利之上的東西，他的大女兒多次要求回娘家住，都遭到他的拒絕。他甚至可以不認女婿，也不要女婿認他這個嶽父，但是女兒回娘家卻萬萬不能了。在曾國藩看來，女兒守婦道才是不辱門庭的事情。
曾國藩不是不疼愛自己的女兒，幾個女兒的婚事都是他親自挑選的，都是找一些門戶相對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沒有選錯親家。這對於當時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職的大臣，這樣關心和操心女兒的婚事，也要算是對女性的看重了。由於在當時訂婚對象雙方的年紀都小，也看不出對方本人的品行和稟賦來。這種“娃娃親”難免給女性帶來婚姻上的不幸。
記得清代的大詩人袁枚就曾經疾呼過女人擺脫不幸的婚姻。他曾經建議他的幾個妹妹擺脫婚姻關係，爭取獨立的人身權利，結果他的妹妹不能接受這種觀念，寧願從一而終。
可見在那個時代的正統主流社會中，曾國藩的婚姻觀和婦女觀受到了維護家庭倫理觀的局限。婦女從根本上不被當成具有完整人格和人權的能夠獨立自主的人，而是家庭這個群體中的一員。而且進入了某個家庭或者不進入某個家庭，都不是婦女可以自己決定的事情。曾國藩作為當時維護儒家觀念的一名重臣，他盡管看到了婦女在家族中的作用，但是也難走出曆史的局限，他對於幾個女兒的態度，以及最後幾個女兒釀成的人生悲劇，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許為女兒擇婿而釀成幾個女兒的人生悲劇也促使曾國藩反複思考如何教子，如何齊家，如何使家族中的事業後繼有人？
也許正因為如此，使他格外重視對後代的（尤其是對兒子的）家庭教育。當然，從曾家的後人成長的情況可以看出，曾家的後代的女性沒有重複前人的悲劇，曾國藩的後裔中不僅僅有曾孫女曾寶蓀成為中國第一位在西方獲得學位的女院士，曾國潢的曾孫女曾昭燏也是英國倫敦大學碩士，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員，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等職。是一位著名的女考古學家。這兩位女性都是大學問家，亦終身未嫁。可以說曾家對於後代教育，既有儒家思想的局限陳腐落後的一麵，也因為在儒家思想中，家事從來就是家政，也有積極入世，重視婦女教育，注重發揮婦女治理家政的才幹，與時俱進的一麵。
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態
文化生態平衡的問題已經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認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東歐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凱爾泰斯，其原因是他支持和肯定個人“用其弱小的經曆對抗曆史的橫行無忌。”凱爾泰斯1929年11月9日出生於布達佩斯，是一名猶太人，1944年被納粹投入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放，1975年，他的首部小說出版，該小說以他的集中營生活為背景。
2002年6月我聽過一次很精彩的演講，主題演講的題目是《論科學的“起源”》，長期在劍橋大學執教的達爾文學院院長，目前擔任東亞科學史基金會主席的傑弗瑞·勞埃德教授對古希臘和中國這兩大文明古國的語言發展史做了深刻研究，從第一講始，勞埃德教授就提出其"新科學史（new history of science）觀"，並將之貫穿於整個講席之中，他認為在曆史長河中，人類文明通過語言延續下來，足以見得語言的重要性，古希臘和中國同樣是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不同的是，中國文化還在繼續發展前進，不同的語言文化的發展曆程造就了不同的兩個國家。勞埃德教授認為在語言的神秘性和最高真理的不可言說性上，希臘語做得遠遠不如漢語“美”。他具體用解剖學和植物學中的術語來講述希臘語和漢語的不同。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以植物學為例，在古代中國，因為很早便是一個統一文字的大國，給動植物物種分類及命名，尤其是藥名必須由皇帝批準的，這樣對於利用動植物作為藥材管理提供了便利，而在希臘，每個人都有命名自由權，你將這種植物命名芍藥，他可以將另一種植物命名為芍藥，這樣將動植物用於治病造成很大的障礙，也有很多人因為藥名的不統一，誤用藥致死，所以，在西方中草藥沒有發展起來，在解剖學沒有被發現之前，西方世界幾乎可以說，沒有醫藥。看來，這就是大一統的中國文化由於統一帶來人類以動植物為藥用的福音。在我們過去的思維定式中，都認為秦始皇是一個暴君，實行封建專製，上千年曆代政治體製用“專製”二字定論，徹底批判和否定，現在看來都不是一種客觀的科學的態度，你沒有眼光，沒有承接本民族文化的精華，人家一個外國人倒是研究出來了。這就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