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3 / 3)

興辦教育,成為當時湘鄉上層社會風氣。因為鎮壓太平天國有功,湘鄉的“文武學額有原來的27名增至53名,私學也隨之增多。”於是在清末的維新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湘鄉成為興辦新學傳播新思想的富有生氣和活力的縣份。這裏出現了中國早期的新學堂東山精舍,提出了廢科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主張。在湘鄉縣城郊創辦的周南女校,堪稱為中國早期女子教育的先聲。

縣誌對於這一段曆史的總結是這樣的:

“成千上萬的縣藉官兵。先後轉戰18行省,從幾千年的封閉狀態中走向了更廣闊的天窗,隨著海禁日開,在與外界的交往與接觸中,擴大了視野,開拓了思想。湘軍將領的子弟承先人餘緒,多以優越的社會地位。經濟實力和教養條件,或居軍要職,或興辦實業、教育,或學有所長,旁及親友鄰裏,人才輩出,如鏈如環,曆久不衰。”

由此受到新學接受西方文化的風氣的浸染,湖南成為中國明治維新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祥地之一,據一些史料記載,像譚嗣同與曾國藩的家人有著直接聯係,從湘鄉縣曾經走出我國最早赴日本的留學生10餘人。後來相繼出現一批有誌之士從事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活動。在20世紀初期的“5.4”前後,活躍在湘鄉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蕭三。蔡和森。蔡暢等人與毛澤東等人成立新民學會、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革命團體,推進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

二曾國藩與家族中的女性

曾國藩及其後的五代,數十人各有成就,勘稱人才輩出,其中好幾位是女性。這與曾國藩重視家庭教育,對於子女督責甚嚴分不開的。曾國藩在重視子弟教育和培養的同時重視婦女教育,重視婦女在持家和教育子女中的作用。在唐浩明先生點評曾國藩家書中就特別指出,在曾國藩的家族中,女性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曾國藩是深受祖父的影響成長起來的,而他的祖母比祖父整整大了7歲,他的母親又比父親大5歲,可見在這個家族中十分看重女輩在主內、齊家、相夫、理財方麵的作用。在曾國藩的後人中,五個女婿均是他親自看中的親家,可謂門當戶對,這些親家的父輩與曾國藩是至交,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可是沒有料到的是他相中了好的親家,卻沒有擇選如意的女婿,子不承父業,五個女婿均不像他們父輩,沒有大的作為,而從始自終為曾國藩所看重,起到了支撐曾氏家族作用的是他的二媳婦。

在曾寶蓀的回憶錄中曾經這樣寫道:“關於我的祖母,我要多說明些,因為沒有祖母,我們孫輩的教育便會毫無成就。”曾寶蓀女士於民國五年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是我國第一位在西方獲得學位的女性,著名的教育家。她的祖母正是曾國藩的二子紀鴻的媳婦郭筠。我們平時談到曾國藩的家族五代均有人才輩出。曾氏的後裔全出紀鴻一房。

她的爺爺曾紀鴻是一位優秀的數學家,“生有四子一女,其後代多有人才,但他本人三十三歲便去世了,將家庭支撐起來並給予子孫以良好教育的,則是他的夫人郭氏。”同治四年,郭氏與紀鴻成親後,曾國藩曾經親自指導她讀完了《十三經注疏》和《禦批通鑒》,培養她良好的文化修養。在曾寶蓀的回憶錄中還談到:“我祖母是一個最公平的老人,她帶了她每個兒子的最長的孩子,不論男女,都歸她教養。我是大房的長女,大姐是二房的長女,二弟是五房的長子,三弟是七房的長子,恰好兩個孫男兩個孫女。我祖母的教育總之也很特別,她不讚成八股文章,也不願兩孫去考秀才,但她要我們學外國文學……”“我和大姐並未習女紅烹飪,卻要畫畫、讀詩、學做詩。”當然我們還缺乏對於曾國藩家族女性所起到的作用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但是從目前對曾國藩的研究資料表明,曾國藩完全依靠家族的力量,在體製外來締造和運作這樣一支勇猛善戰蜚聲大江南北的軍隊的。加上曾國藩重視家教家規家風,當然其間包括重視對於家庭中女性的教育和培養。唐浩明先生曾經在桂林舉辦的全國2004年度圖書書展的論壇中指出,湘軍是一支由家族組成的民間力量,理由有三,一是所有的軍費是自己獨立籌備的;二是軍隊的紀律和管理模式是自己規定的;三是軍隊的將領和人員的調配也是由曾國藩調配任命的。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出自民間,你完全可以想見在山高皇帝遠的楚地,民間的空間有多大?

民間空間的營造對於男人和女人的發展,無疑都是極其重要的。在一個家族承擔起營造強大軍事力量的重任時,其間婦女即便擔負的是相夫教子的責任,也是需要相當的綜合文化素質和政治眼光的。中國曆史上延續上千年的民間社會自治,給男人同時也給女人各種各樣的心智創造提供了“在朝”“在野”的空間和“內助”“齊家”平台。婦女在家族中的作用盡管社會地位低於男性,卻又因人因事因地而宜,曾國藩的家書常常在台頭以“稟父母”“稟叔父母”來稱謂的,可見家族中女性作為母權的地位,他還在家書中寫道:家書以“煩瑣為貴”,其意思當然是不將“主內”的家務瑣事當成不重要的,而是看成和“主外”“興社稷”同等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