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貞離婚案”發生後，一位報告文學作家曾專門赴河南采訪，他發現，“王永貞離婚案”更可怕的後遺症是：自王永貞自殺後，從一九八四年七月到次年九月，在大約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裏，全鄭州市各級法院發生了一百一十二起離婚案當事人用揚言“自殺”或“行凶”的手段威脅審判人員，其中百分之七十三發生在城區法院，而在王永貞出事的金水區法院，一年多時間裏沒敢宣判一樁離婚案。 離婚，到了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步！ 這是一起經曆了牛個世紀漫長歲月的離婚案—— 二OO一年五月的一個午後，兩位白發蒼蒼的 老人從法院出來，他們默默對視了片刻，背對背，朝著不同的方向走去。
往事不堪回首！—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歲的周山石，參加完廣西邊境剿匪戰鬥後，因腿傷從部隊複員回到家鄉，成了縣糧食局的一名科員。一切剛剛安排停當，父母從鄉下捎來口信，讓他回去完婚。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包辦婚姻，女方名叫劉翠萍，是個寡婦，比他年長五歲。洞房之夜，他和衣靠在小竹凳邊，呆呆地望著那盞忽明忽暗的小油燈直到天亮。第二天，周山石不辭而別，獨自回到縣城。
從此後，周山石再也沒有與妻子在一起生活，他在城裏工作，妻子在農村勞動。每年，他隻是在中秋節和春節回鄉下看看父母，回去也沒有與妻子住在一起。婚後第三年開始，周山石便提出離婚，幾乎是一年一次，每次都是以父親跑到單位破口大罵一番而告終。
一九五八年八月，周山石第四次提出離婚，法院也覺得這樁婚姻已經死亡，應該判離了。但是，當辦案人員到鄉下調查取證時，看到瘦小的劉翠萍正賣力地與社員們在大煉鋼鐵，惻隱之心使他們將天平向劉翠萍傾斜。
維係已經死亡的婚姻，對於當事人來說是何等的痛苦？在糧食局，人們發現周山石的臉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笑容；最可憐的是劉翠萍，鄉親們說，好像世間沒有這個人似的，幾天都聽不見她說一句話。也有人勸劉翠萍離婚算了，她說：“我這輩子都是周山石的人。”
一九六二年，周山石又一次提出離婚。消息傳到鄉下，鄉親們不幹了，村裏百名貧下中農聯名上書法院，列舉事實說明劉翠萍是如何的勤勞、如何的孝順、如何的作風正派。糧食局長把周山石叫到辦公室，嚴肅地問他：“周山石，你這婚已經離了十年了，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你瞎折騰什麼？貧下中農的女兒你不要，你到底要誰？”
事情拖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周山石被造反派作為“當代陳世美”揪了出來，押送回原籍勞動改造。家鄉人民以它的博大胸懷接納了周山石，村長說：“這麼多年你沒幹過農活了，再說腿又有傷，這次回來就當作養傷吧，”讓人憤慨的是，他依然不同妻子住在一起。氣得他老父親幾次拿刀恨不得殺了他。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周山石落實政策後回到糧食局。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提出離婚。從第一次提起離婚到這時，已過了近三十年，糧食局光是局長就換了六任。離婚成了周山石的一種“嗜好”，有人懷疑他有“第三者”，有人懷疑他是“性變態”。新局長勸他：“老石，你都是五十多歲快退休的人了，還離什麼婚？湊合著過吧！”周山石憋了半天，隻說了一句：“我不甘心啊！”
重新進行調查，重新進行調解，——切好像都重新開始。
一直拖到二OO一年，他們才走進法院。
他們沒有子女，也沒有財產糾紛。
在法庭上，雙方發現對方已經是滿臉皺紋、滿頭白發。當他們從法官的手中接過法院的判決書——這樁馬拉鬆式的離婚案終於有了結局時，兩位老人是欲說無言，欲哭無淚……
說到離婚，北京高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晨也是感慨萬分。
陳晨當過兵，幹過護士，一九八一年轉業到西城區法院，從書記員幹起，助審員、審判員、副庭長，一步一個台階，一直幹到庭長。二OO二年提前辦了退休，又當上了律師。
我對陳晨說：“我想聽聽你當法官時，辦理的一些離婚案的情況。”
“那可多了，”陳晨說，“我離開法院前，一直在民庭工作，當時離婚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六七十。”
“可不可以說，當時你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離婚案—亡了。”
“可以這麼說，我進法院頭些年，那時候債務、賠償、合同糾紛等經濟案件很少，主要是處理離婚案。一個法官要是接到那種‘死離死不離’，那就有你費心的了。”
我問：“什麼叫‘死離死不離’？”
陳晨說：“退回一二十年，一個單位如果有一對夫婦鬧離婚，旁人首先想到的是雙方中的某一方是不是有作風問題，他們馬上會成為人們的議論中心。那時候離婚是件很丟人的事情嘛，你提出離婚，領導、同事、親朋好友馬上就會對你產生看法。我們法官最怕接手那種‘死離死不離’的案子，就是一方死要離，一方死不離。”
“這種案子多嗎？”
“多，多啊，十起離婚案，起碼有五起以上是屬於這種‘死離死不離’的，往往是男方死要離，女方死不離，女方威脅法官：你們如果判離，我就撞死在你們 法庭上。有個女的，是電台的播音員，丈夫在石家莊工作，好像是個工程師。男方從七十年代初就提出離婚，到我進法院時已經鬧了快十年了，兩人一直在分居。女的一口咬定男的有‘第三者’插足，可又拿不出什麼證據。隻要男的一提出上訴，那女的就到法院鬧。女的愛打扮，每次來都穿得體體麵麵，身上還抹著香水。她一進樓，有人聞到香水味兒，馬上就知道某某又來了，肯定是又哭又鬧，搞得大家都無法工作。後來，也是折騰了好些年才離了。”
我問：“你們當法官的，難道就希望維持這種已經死亡的婚姻嗎？”
“我們當法官的說了就能算數嗎？”陳晨反問了我一句，“那時候，對於一個離婚案子判離還是判不離，並不是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為第一因素，而要考慮方方麵麵的因素。比如，如果是男方提出來，首先要考慮是不是喜新厭舊？是不是‘陳世美’？如果被女方抓住證據，隻要女方不同意離，一般不判離。如果沒有證據，但即便隻有這種嫌疑，三五年也別想離。如果是女方提出來，反映男方酗酒、虐待，隻要程度沒有特別嚴重，一般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調解，甚至‘和稀泥’……我再給你舉個例子，是我們法院自己的事。我們有個姓田的審判員，五十年代初，從商業部門轉到法院工作。他老家在河北農村，妻子是父母包辦的，是個文盲。沒有多大感情，老田一般一年回去一趟，生有一男一女。後來，夫妻之間越來越沒有感情，五十年代末，老田提出離婚，但組織上不同意。沒有感情，組織又不同意離婚，老田除了生活費照寄，家是不回了，一個人住單位，長期吃食堂。不管你組織批不批準，反正我每年寫一份離婚申請。此事拖到六十年代、·匕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老田的婚還是沒有離成。開始，聽說老田鬧離婚，身邊的同事反感的多，到了後來，大家都同情起老田來了。每天下班時，我們騎著自行車回家，可人家老田，端著個飯碗又要去食堂，這算過的什麼日子？”
“拖了那麼長日子，法院為什麼不判離呢？”我十分不明白。
陳晨說：“有人反映老田在北京有個相好的，可又沒有確鑿的證據。這讓領導處理起這個問題來不得不十分謹慎，你人民法院自己內部還有‘陳世美’，而且你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讓‘陳世美’的陰謀得逞，這還了得？有兩次，領導也覺得老田夠苦的，準備同意他離婚了，不知為什麼，又說再做做工作，再等等，便一拖再拖。九幾年吧，老田辦了退休手續，到一家律師事務所當律師，還是一個人過。二OOO年，他得了癌症。好多同事去醫院看望他，臨終前老田還說：‘……我這輩子慘不慘……我不明白為什麼就不能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