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動蕩的婚床 2.懶得離婚
離婚製度是婚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離婚是一種民事權利，對過錯行為的法律調控。
離婚，作為社會最小的細胞——家庭的裂變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一直被人們所關注。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曾經出現兩次離婚高潮。第一次，發生在—九五O年《婚姻法》頒布後，一九五三年，全國各地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高達一百一十七萬件，形成了解放以後第一次離婚高潮。第二次，則出現在一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實施後，離婚率一直處於上升趨勢。據法院係統的統計表明：一九九九年，各地法院受理了一百一十九點九萬件離婚案，比一九八O年的二十七點二萬件翻了兩番，年均增長百分之八點一。其中，一九八O年至一九九O年為急劇增長期，年均遞增達百分之十一點六。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盡管增幅有所減緩，但仍在穩步上升，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離婚案的審理數年均遞增百分之四點四。另據民政部門統計：一九八O年到民政部門辦理協議離婚的為十八萬對，到一九九九年，已上升至四十七點七萬對，年遞增均為百分之五以上。
綜合性的數據表明：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國結婚的人數正在穩步下降，而離婚人數卻在逐年增多。一九八一年，我國結婚人數為一千零四十點三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人數為三十八點九萬對，離婚率為百分之三點—匕；一九九五年，結婚數下降到九百三十四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數則上升至一百零五萬對，離婚率劇增至百分之十一點三；一九九九年，結婚數減至八百八十五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數卻增至一百一十九點九萬對，離婚率接近百分之十三點六；二OOO年，全國結婚數隻有八百四十八萬對，法院受理的離婚的夫妻則增加到一百二十一萬對，離婚率爬升至百分之十四點三。
曾經在一個時期，離婚率的高低被看作階級鬥爭的“晴雨表”；低離婚率被政府、被媒體宣傳成為社會主義的一種優越性。
其實，離婚率的高低，並不能說明社會製度的進步還是落後，也不能證明婚姻質量的好壞。同樣是西方發達國家，有的離婚非常自由（例如美國某些州），有的手續極其麻煩（例如比利時，離婚將耗時十年以上），有的則完全被禁止（例如意大利）。
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離婚率是解放以來最低的，而這個時期的法製建設恰恰是最糟糕的，是人權最沒有保障的時期，誰能說“文革”時期，我國人民的婚姻質量是最高的嗎？
離婚率是諸多社會因素的綜合產物，而不僅僅是情感的因素。
華東政法大學張賢玉教授說：“離婚到底是壞事還是好事？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它是個中性行為，像天要下雨一樣，它是壞事還是好事？該下的時候它下了就是好事，不該下的時候它下了就是壞事。如果離婚是好事，就應該號召多離婚；如果離婚是壞事，幹嗎還從法律上保護離婚的權利？”
本來，離婚自由是結婚自由的必要補充，兩者都是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內容。它們從不同的前提出發，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建設幸福美滿的婚姻家庭關係。
但是，對於中國的家庭來說，沒有哪件事比得上離婚更顯得沉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京城曾經出現一個轟動一時的“秦香蓮上訪團”。
一麵紅色的小旗上，寫著“秦香蓮上訪團”六個字，小旗旁簇擁著十幾個臉色憔悴、神情憂悒的女人。今天到全國婦聯，明天又到最高人民法院……
上訪團的“團長”名叫薛桂榮，是北京一家服裝 廠的女工。二十二歲那年，由父母包辦嫁給了同廠工人黑冠宇。二十多年了，日子盡管不是過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卻也相安無事。
誰料，年過半百，孩子也快成人了，黑冠宇在家裏話卻變得越來越少，後來發展到三天兩頭不著家。薛桂榮起了疑心，開始做起了“偵探”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再狡猾的狐狸也終究要露出尾巴——原來，黑冠宇在外頭已經有了相好了。這不是反了嗎？薛桂榮的火暴性子上來了，先是將娘家人召來把黑冠宇揍了個鼻青眼腫，然後再把家裏值錢的東西一裹而盡，自己搬到廠裏住了。
不久，黑冠宇便向法院提出起訴，要求離婚。離婚，薛桂榮一聽，火冒三丈。你在外麵搞女人，還要跟我鬧離婚，沒門！我非把你搞臭不可。
從此，薛桂榮開始告狀，婦聯、法院、公安局到處都有她的足跡。慢慢的薛桂榮發現，每天到婦聯、法院、公安局告這種狀的，還有不少同她一樣命運的女人。大家在一起一交流，淚是同樣的淚，仇是同樣的仇，都是因為丈夫花了心，或在外麵拈花惹草，或已另建“愛屋”。說到傷心處，一個個哭得比“秦香蓮”還淒慘。哭，哭能救得了自己？薛桂榮最看不起眼淚了，於是，她倡議大家團結起來，組織一個“秦香蓮上訪團”，聯合上訪。同是天涯受苦人，姐妹們自然再願意不過了，並以百分之百的選票推舉薛桂榮為“團長”。
從此之後，薛桂榮義不容辭地帶領“秦香蓮上訪團”的姐妹們，肩負著解放自己同時解放與她們同樣遭遇的姐妹們命運的神聖使命，又踏上漫長的上訪路……
與“秦香蓮上訪團”一樣，一九八四年發生在河南鄭州市金水區的一樁離婚案，至今重提起來，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本案原告王本立是河南省委宣傳部一位處長，被告是他的妻子王永貞。一九八O年九月，王本立第一次到金水區法院起訴，要求離婚。其理由主要有三條：王永貞在“文革”中曾寫材料揭發他，對他進行政治陷害；平的在生活上不關心他；拒絕與他過夫妻生活。而王永貞則以王本立有“第三者”插足為理由不同意離婚。法院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調查，盡管王本立的離婚理由是充足的，法院在一九八二年九月還是判處不準離婚。當時，王永貞十分感謝法院對她的“支持”。
一九八三年九月，王本立再次起訴離婚。辦案人員發現這一年多時間裏，雙方還在分居，甚至連過年過節也不團聚。法院又分別給雙方做了四次調解工作，均沒有效果。對於王永貞一再堅持的壬本立搞婚外戀的說法，王永貞自己拿不出證據，法院進行了認真的調查，也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金水區法院民事審判庭將對這起已經審理長達四年之久的離婚官司，開庭宣判。
上午八時，準時開庭。不巧的是，審判長張景臣因病請假，臨時由助理審判員侯樹恩代替宣判。侯樹恩宣讀完離婚判決書，王永貞說自己沒聽清楚，他又重新宣讀了一遍。王永貞鐵青著臉，立即表示不服，侯樹恩說你不服可以上訴，隻要理由充足，二審也是可以改判的。正在這時，隻見王永貞從手提包裏掏出一個棕色的小瓶子，嘴對嘴喝了一口。侯樹恩愣了一下，隨即喊了起來：“你幹什麼？快把它打掉！”坐在一旁的王本立剛剛反映了過來，抬手將王永貞手中的瓶子打掉，但已經遲了。王永貞八時四十分服毒，九時十分送進醫院搶救，當夜七竅出血而死。
事情鬧大了，第二天，王永貞在南陽老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五六十人，衝進法院，說法院把王永貞逼死了，又是散發傳單，又是圍攻辦案人員。幾千名群眾聚集在法院外圍觀了四五個小時。
河南《婦女生活》雜誌、北京《中國婦女報》報連續發表文章為死者鳴冤叫屈。
王永貞的遺體存放在省醫院的太平間裏，親屬三年不許火化，一直由市財政支付存放費。
金水區法院成了眾矢之的，昔日威風凜凜的法官們，如驚弓之鳥，人人自危。為了給王永貞的親屬和社會一個滿意的答複，本案的三位辦案人員都受了很重的處分，調離審判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