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羅章龍應聘赴四川華西大學講學，為時一年。待他返回西大時，西大已經從城固遷回西安。羅章龍和他的城固籍妻子住在西大南排教授寓所。《椿園詩草》收入“西京秦麓草堂詩”6首，寫於這個時期。在《題〈經濟新潮〉紀念刊》一詩的序中，他記下他參與組織的一些重要學術活動：“1946年至1947年，在西大曾組織經濟新潮社，出版《經濟新潮》月刊。當時參加編輯委員會的有西大教授張延風、陳澄、秦少璜、沈筱廠、劉淑端等30餘人。該社為學術性組織，刊物發行遍及南北各地。”這裏提到的劉淑端，是羅章龍城固時期的學生，她於1946年從西大經濟係畢業留校，現為教授，已81歲高齡。她與羅章龍長期保持密切聯係，多次赴京看望恩師，羅章龍出版的著作均題贈給她，她感到非常可惜的是，羅章龍給她寄來的一本《全元論》及手抄的50首詩，在她出外進修時丟失了。她說，她也是直到1953年才知道羅仲言就是羅章龍。令她迷惑不解的是，羅章龍“西京秦麓草堂詩”有一首《題西大教師劉君衡》：“阜陽才女士，抗戰來後方。秦麓弦歌地，巴山桔柚鄉。著書恒接席，析疑辨微芒。回首西京道，雞鳴風雨長。”內容與她完全相符，她就是安徽阜陽人，抗戰時期來城固上學，投師羅先生門下，後來到了西安，羅先生一年後就離去了。但是，名字卻不對，她從未用過“衡”或“君衡”的名字。羅章龍生前，她沒有好意思詢問，現在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1947年12月6日，羅章龍離開西大，乘機飛往武漢，12日抵達長沙嶽麓山湖南大學。1953年院係調整，湖南大學解散，羅章龍調中南財經學院（後擴充為湖北大學）任教。據汪東興回憶錄，1971年8月17日，毛澤東在武昌車站和身邊幹部談話時提到羅章龍，說“他還在武漢當教授嗎？他是瀏陽人，我的老鄉。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羅敖階。”
無可替代的黨史顧問
“雖然不在組織了，但信仰不改，主義不變”，羅章龍離黨60多年，一直堅守這一原則。青年時期的戰鬥經曆，與眾多戰友結下的戰鬥情誼，他永遠不能忘懷。他在《椿園載記》的自序中寫道：“《載記》之作，源於抗日戰爭時期，時大好河山淪於敵寇，國難深重，展望國家民族前途，令人坐臥不安。中國大革命功敗垂成，其前因後果諸問題，亦時時縈回腦際。我從華北西遷漢中城固，執教西北聯合大學。每在課餘，探索上述問題，並記錄史實，草擬論文，以備遺忘。在城固十年之餘暇中，積稿成帙，初步整理得30萬字，其中一部分便是載記的題材。”一到湖南大學，他便舊地重遊，走訪秋收起義諸勝跡，並與一些健在的革命戰士、英烈遺屬見麵，共同回憶當年的戰鬥情景，這樣又寫了一些資料。友人楊樹達教授見了頗感興趣，認為所記新穎真實，非局外人所能道，殆屬曠代逸史，鼓勵他繼續寫下去。調武漢後，寓蛇山抱冰堂，鄰胭脂山，隔江與漢口丹水池、漢陽琴台相望。這裏正是當年武漢國共合作政府“京兆地區”。羅章龍那時在中共中央工作，並兼漢口市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主任，當年北伐軍攻下汀泗橋，克武昌，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勘定夏鬥寅叛亂，蕩平黃安、陽新反革命武裝叛亂，他都親身參加了。羅章龍懷著興奮的心情，憶觸目驚心之往事，訪舊地，探史跡，重履武漢政府所轄三鎮地區和長江中上遊，東至九江、黃蘄，西達宜昌，南經嶽陽與澧縣，北出武勝關等地區。在此期間積稿初具規模，乃將全稿分訂成冊，他私心頗覺自慰。但在那個時候，這些寶貴的卷帙根本無法印行。接著“文革”風暴驟起，在“掃四舊”狂潮中，這些書稿全部散失，多年辛勞毀於一旦，自身難保的羅章龍唯有歎息。原稿無存，當年鬥爭史跡和生死與共的同誌英雄風貌，仍深銘心版，永難忘懷，羅章龍乃思重起爐灶，再寫春秋。接觸過羅章龍的人都說他記憶力特好，尤其對早期鬥爭生活的記憶“曆曆在目”。他的寫作，養成了隨想隨記的習慣，沒有固定稿紙，沒有規定時間，信封上、報紙上都有他用毛筆字留下的某個曆史片斷，有時夜半突然醒來，忙抓起筆來記錄，之後又沉沉睡去。
機會終於來了。1978年夏，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會同湖北省黨校、湖北省革命博物館、湖北農講所、武漢大學、湖北財經學院等單位，在武漢東湖翠柳村舍舉行座談會，特邀羅章龍主講有關黨史問題，曆時一月有餘。事後與會有關同誌協助他寫成一份《東湖座談錄》。這年9月，羅章龍應邀赴京，參加由李維漢主持的，由中國革命博物館和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聯合舉辦的大革命時期黨史問題座談會，直到春節才結束。會後，革命博物館同誌整理了一份座談會記錄稿，其中部分發表在《黨史研究資料》上。1979年6月，羅章龍奉調進京，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享受副部級待遇，具體工作就是鑒定革命文物，接待撰寫和研究黨史者的訪問，谘詢答疑。因為各省市地區來訪的人較多，談論的問題尤為廣泛、具體，更引發他對當年先行人物的懷念，深感這些英烈的事跡不應長期沉霾。於是在一些同誌的敦促建議下，羅章龍再加董理，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重新回憶，補充、整理成一部《椿園載記》。此書約23萬多字，共19章，依次是新民學會、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五四”運動、曦園、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中共建黨小組與社會主義青年團、“亢慕義齋”及其活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中共北方區委、中共北方區黨報——《北方周刊》、隴海鐵路大罷工、東方民族大會、京漢鐵路八月罷工的勝利、北京迤東地區的罷工鬥爭、京綏鐵路罷工、正太鐵路罷工、“二七”大罷工、中共“三大”及中央執委會，每章又分若幹小節，總共70多個小節。《椿園載記》提供了生動、鮮活、具體、客觀的第一手黨史資料，十分珍貴。許多問題，別人都說不清楚，卻被羅章龍迎刃而解。如北京大學僅存的8本關於社會主義理論的書籍都蓋有“亢慕義齋”的圖章，這四字何義，無人可解，一直是黨史研究之謎，羅章龍到京後破譯“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小屋”（德文KormumistschesZimmer）。他還對黨的生日做了細致的考證。他向組織證明著名報人邵飄萍（振青）為共產黨人，也使蒙塵的“二七大罷工”中的英烈張英韜得以昭雪。羅章龍被看成黨史早期的“活字典”，從而備受關注。1991年7月，國務院給96歲高齡的羅章龍頒發了政府特殊津貼證書，表彰他在經濟學和黨史研究中做出的特殊貢獻。羅章龍去世後，新華社發的通電也充分肯定了這位革命老人在晚年為搶救和搜集整理黨的曆史資料工作所做出的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