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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要想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要，要想更好地為今天的工農兵服務，為當前的革命鬥爭服務，以求得在新的時代得到新的發展，也隻有努力演好現代戲，才是一條康莊大道。（葛傑《康莊大道——京劇現代戲隨感》，《人民日報》1964年6月4日）
毛澤東示下僅一年，就迅速有了結果：1964年上半年，先在全國範圍內搞各地方的京劇現代戲會演或戲曲現代戲觀摩演出，計有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黑龍江、山東、吉林、浙江、陝西等地。在此基礎上，“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於6月5日在北京隆重揭幕。參加會演的，有來自19個省市的二十多個京劇演出團體，劇目達三十多個。大會持續近兩個月之久，到7月31日方才落幕。這是一場舉國辦現代戲運動，《人民日報》稱之為“京劇曆史上空前的意義深遠的一件盛事”；半年內，從地方到中央，一共搞了十次大型調演，投入巨大人力物力。
沒有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就沒有樣板戲。我們看到，日後的樣板戲中，《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奇襲白虎團》，在這次演出大會中直接誕生，《杜鵑山》、《紅色娘子軍》（京劇）的雛形也出自於此。
以上，我們回溯戲曲的曆史、“現代戲”概念的由來、1964年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背景以及它和樣板戲之間的關係，從中明確了三點：第一，現代戲是革命意識形態——具體說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對於戲曲的一種特殊意願；第二，建國後經過大約十年，戲曲現代戲發展條件趨於成熟；第三，毛澤東1962年底對文藝的最新指示精神，促成了1964年的京劇現代戲爆發。
所以，京劇現代戲的最終源泉是毛澤東，別人無法取代他這個位置。然而，毛澤東給予的隻是思想指導。他發出號召，卻沒有親身躬踐。因此我們需要梳理，這一號召是怎樣投入實踐，或者，是誰具體替他去辦這件事的？
讓我們來看一個時間表——
1962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與柯慶施等華東省市委書記談話時，第一次提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問題；
1963年元月4日，柯慶施發表“大寫十三年”講話；
1963年2月22日，江青在上海觀看愛華滬劇團《紅燈記》演出。
以上三件事，銜接很緊。柯慶施對毛澤東指示雷厲風行加以響應，滬劇《紅燈記》的產生更堪稱神速。何以見得？因為《紅燈記》故事，取自1963年初剛剛攝製完成並上映的影片《自有後來人》（於彥夫導演）；短短一個來月，愛華滬劇團就將其改編、排練完畢，推出上演，而江青也於第一時間趕來驗貨。這一連串事情，彼此勾聯咬合，可謂環環相扣。說這一切均非巧合，應該無人能將我們駁倒。既如此，江青在其中是怎樣一個環節、一根鏈條，又何必去費力否認。
江青由此攜得《紅燈記》歸。《紅燈記》就是京劇現代戲運動的“開山之作”，在時間上沒有比它更早的。就像人們說《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紅燈記》也是“京劇革命”的開端。雖然中國京劇院和阿甲等人具體負責將《紅燈記》從滬劇改為京劇，但是，《紅燈記》由江青從上海帶回，改編的任務也由江青下達，這兩點確定無疑。
具體負責《紅燈記》改編另有其人，並未改變江青與這出戲的關係。以此將《紅燈記》與江青相剝離，看似有理，實際則將兩種關係混為一談。江青是《紅燈記》改編的決定人，她與具體從事《紅燈記》編、導、演人員的關係，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關係，後者聽命於她——或如今天俗話所說，是給江青“打工”。江青對《紅燈記》的作用，不在於直接參與創作，而在於作為組織者發動這件事、促成這件事。組織者與實施者之間，既是先後關係，也是主從關係。我近年屢次指出，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藝，必須重視組織者、管理者的存在，甚至應該把他們放到比創作者、實踐者更優先的位置，這是因為那時的文藝具有充分組織化的特點，大至方針方向、小至題材手法，都由組織者、管理者預先規定和指定，藝術家的創作往往是描紅式操作。而這種關係，從江青介入文藝起，更加沒有回旋餘地。
以《紅燈記》有具體的編導為由，得出江青與之無關的結論，可謂本末顛倒。而且，江青對《紅燈記》未加具體過問，隻是第一階段（亦即排練前五場）的事情；據載，劇組排出前五場後，江青從上海回到北京審看，“把阿甲和李少春、張東川叫去，大發脾氣，硬說‘你們把“我的戲”改壞了！’提出一些亂七八糟的意見，叫劇團‘馬上修改’”，劇組加以修改後，江青第二次審看，又提了一些意見，阿甲等再作修改同時完成後幾場（參見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最後，形成了觀摩演出大會那個樣子的《紅燈記》。
其實江青很喜歡直接置身於具體的創作過程，她是演員出身，跟大多數職業演員一樣，也有演員的“天性”或者說“癮頭”。在成為毛澤東的妻子之後，很長時間中她不宜繼續從事這種活動，但可以想象，她內心仍將葆有一種渴望，尤其當挾巨大權力以裁決者身份重返劇場的時候，她肯定十分樂於體驗完全由自己支配一出戲全部過程的滋味。她在《紅燈記》改編的第一階段之所以未曾露麵，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那個時候，事情太多，分身乏術。
1962年下半年她開始肩負重任以來，走南闖北，馬不停蹄，日理萬機。單是現在明確知道由她策動、讚畫或插手的大事，就包括批《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批《北國江南》、批電影界夏陳路線、批邵荃麟和“中間人物論”、批《海瑞罷官》、籌備“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除這些驚天動地的大事，在人所不知的情況下，她又怎樣行色匆匆，就唯有想象了。曾身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對江青當時蹤影有段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