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四點鍾的光景，許立群他們也回到招待所來了。許到我的房間，高興地說：現在好了，問題都解決了！
這時，他才告訴我五人小組會後他和姚溱寫了一個《彙報提綱》，才拿出一份印好的《彙報提綱》給我看，說，這個提綱，中央常委討論通過了，現在毛主席也同意了，並且給我傳達了彙報時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說：毛主席的精神，是寬，對兩邊都是寬。（《〈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
龔育之寫道，許立群平時“在工作中，格外認真，細致，愛緊張”，尤其這段時間“更是處在精神負擔很重的高度緊張狀態”；然而此刻，“他顯出一副非常輕鬆、瀟灑的樣子”，“我看他一下子鬆弛開來，把精神負擔卸脫了。”這些記述表明，毛澤東曾經同意《二月提綱》，千真萬確。許立群不僅沒有膽量“假傳聖旨”，他如釋重負的情態更是裝也裝不出來。可是事情實際的發展，卻截然相反；到了三、四月間，中宣部被“拋在了一邊”，“還傳來各種各樣的一些小道消息”。龔育之發現，這個時候“許立群十分沮喪，緊張。”
我們問：在武漢彙報的時候，毛主席到底是怎麼說的？許立群隻是說，他沒有聽懂毛主席的意思。
他不會否認自己傳達過的那些毛澤東的話，卻同樣也不能否認毛澤東所講的另外一些話。怎麼辦？他隻得權且認為是自己沒有“聽懂”毛的意思。他一定陷入了最深的困惑，這也成為今天我們關於這段曆史的一個懸疑。
撇下以上懸疑不談，我們來看事件進程中非常明朗的一麵。4月，毛澤東在由陳伯達主持起草的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上，做了大量改寫和加寫。其中的這一段：
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對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楷體字為原稿，黑體字則是毛澤東的親筆。黑體字的部分，不僅使人注意到主持起草人陳伯達“認識”上的差距，同時也真正明白了在毛澤東心中批判《海瑞罷官》是想達到怎樣的目的。
去年九月，他還隻是問彭真：“吳晗可不可以批呀？”現在，經過幾個月，火候已到，矛頭所向不能再局限於吳晗。鬥爭必須深入，是點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時候了。以下，都是毛澤東原話：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時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他甚至預告了下一步行動：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大幕一點一點地拉開，劇情一場一場地深入。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起初，隻是一個吳晗，然後是政治局委員彭真，然後是政治局常委劉少奇、鄧小平……到1968年10月，為準備“九大”而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八屆中央委員九十七人中，到會四十人，候補中央委員七十三人中，到會十九人，不滿法定人數。”（本書編寫組：《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