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天”的時候，北京方麵受盡捉弄，“十九天”以後，基於可以想象的緣由，他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保護努力，並稍微表示了一些抵觸情緒。這似乎使焦點從批判《海瑞罷官》向毛澤東與北京市委的矛盾激化轉移，但是，我們始終無法評判的是，假如“十九天”後北京方麵的表現足恭足順，是否就有希望不再惹火燒身？
曾在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工作，並於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擔任江青第一任機要秘書的閻長貴，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布局，給予大膽解讀：
有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謎”，十分值得人們深思。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拿吳晗開刀？隻因為吳晗在20世紀60年代寫了《海瑞罷官》，而其“要害是‘罷官’”，即為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的彭德懷“鳴冤叫屈”，這好像說不大通。這樣做，充其量隻不過能提高或增強吳晗“問題”的嚴重性，給他扣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懷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騰彭德懷的問題，對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遠遠不夠。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盡管當時也雲裏霧裏搞得沸沸揚揚，並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說到底也隻不過是一個借口和籌碼。實際上重要的問題和原因恐怕是因為吳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牽一發而動全身”，整吳晗可以作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處。毛澤東本來讚揚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點了名，但說它沒擊中要害，即未點“罷官”；後來，即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卻又說：“關於《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這擊中敵人的“要害”又是指什麼呢？顯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為揭開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問題”架了橋，開了路。1966年第9期《紅旗》雜誌在《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社論中說，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觸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幫修正主義老爺們”——用以激怒北京市委，這恐怕是真正的底蘊和天機。（《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這些話，大部是主觀分析，不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些分析好像又比較合乎事實。因為，在《海瑞罷官》事件上，批判文章是一個層麵，圍繞組織、策劃、利用這篇批評文章而搞的各種各樣小動作，又是一個層麵。假如目的僅僅是批判吳晗，根本沒必要搞那些小動作；之所以搞了那麼多小動作，也說明目的絕不在於批判吳晗。所以，盡管內情從未披露，而且似乎永遠不可能披露而被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但仍不難於認定，《海瑞罷官》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思想批判，更不是學術批判，而是隸屬在政治謀略之下的政治行動。
進入1966年，隨著《海瑞罷官》批判席卷全國，“吳晗”這個名字其實越來越不重要了。他已不再是問題實質所在，事態正越過《海瑞罷官》，也越過文藝、思想、意識形態，向政治領域擴散。彭真做了最後努力，他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4年起設立）擴大會議，將《海瑞罷官》定性為“學術問題，與彭德懷沒關係，不要提廬山會議”，指出“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除康生外，與會者持讚同態度。根據彭真總結講話的精神，形成《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毛澤東徹底否定了這個提綱。但恰以《二月提綱》為契機，他開辟了新的戰役。3月30日，他在上海西郊明確表示：“我曆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喊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口號。（《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這使我們認識到，戰略目標是“造反”。
不過從2月上旬到3月下旬，這一個多月的事情，撲朔迷離，雲翻雨覆，有些重要關節至今不明。《二月提綱》最後的結局眾所周知，可這之前卻出現了極其難解的局麵。筆者在林默涵、龔育之兩個人的回憶中，都看到同樣的陳述：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明確傳達說，“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綱》的方針。主席說，還要寬一些。主席還說：能說他（指吳晗）是反社會主義的嗎？大家當時都很高興，因為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就不至於搞亂了。”（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龔育之所講情況更具體，因為他是前往武漢東湖向毛澤東彙報的隨行人員之一。他記述2月8日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