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1.神秘“十九天”
在江青的重要提醒下，毛澤東放棄了原來“讓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和“回去發表”（即拿到北京發表）的想法。
江青的提醒重要在哪裏？第一，不能走正常程序，一旦請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看了，發表與否就要“少數服從多數”——江青判斷，凶多吉少；第二，不能拿到北京去發表，以便保密，而保密豈止為了“不受幹擾”？還在於要讓對方措手不及，拿到北京發表，很難不走漏風聲，縱不前功盡棄，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於是，在“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誌”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地安排在上海《文彙報》發表。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可以測試一下反應。買帳不買帳？服帖不服帖？
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為人民立新功》）
江青驚呼“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值得品味。言下之意，上海文章一出，北京理當迅速反應，立馬轉載才對，可是，“居然”十九天沒動靜——這叫什麼？這叫“大不敬”。由江青的語氣，我們看見了事情背後濃重的心理意味。他們把姚文元文章當成一隻探測氣球施放出去，來檢驗對毛澤東權威的態度。結果很令人失望，“主席生了氣”。毛澤東覺得大受冷落，以後好幾年，他在多個場合重複著對北京方麵的一個指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實際上，在轉載姚文元文章這件事上，毛澤東隻須明確發出指示，別人自會遵照執行。照理說，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但他卻不這麼做，而是等待別人足夠明睿地自動覺察這篇文章的來頭，采取主動。等於打了個啞謎，一試愚智，看誰可以猜中。這樣做，似乎也有充分理由，因為1965年毛澤東有不少時間呆在上海、杭州，這期間，既然上海主要報紙上出現那麼一篇重頭文章，稍有“頭腦”都不難有所聯想。更何況，文章見報前一個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時，忽向彭真發問：“吳晗可不可以批判？”隻此一語，卻不深談，戛然而止，有如禪意。總之，整個過程中毛澤東似乎喜歡隔簾望月的效果。由此推想，對於轉載問題冷眼旁觀，既不明示，更不催促，大概是要等待別人自行“覺悟”。
可這一等，就像江青憤然指出的那樣——“居然”等了十九天。
對於被希望成功破解啞謎、靈敏領會意圖的別人來說，事情卻相當為難。雖然有前麵說到的一些“背景”，文章畢竟是在嚴格保密中寫成，又是以區區一個普通的文藝批評家個人名義發表。在情況完全不明的時候，將這種文章在中央大報上轉載，誰能拿得準？此外，關於毛澤東麵詢彭真可否批吳晗那件事，時在現場的陳丕顯回憶：
當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彙報工作時，毛主席針對西北局的工作講了一段話，突然他話鋒一轉說：“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說著麵孔變得嚴肅起來，“這就是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與會者都感到驚愕，誰也沒有理解這句突如其來的話的含意。接著，毛主席把頭轉向彭真，問道：“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
麵對這句話，彭真同誌愣了一下，他回答：“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參加訪問朝鮮代表團在朝時的一些講話就有錯誤。”顯然，彭真同誌對毛主席這句話的含義也並不十分清楚。（《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可見毛澤東當時關於吳晗的話頭，是突然提及，且僅此一句，神龍擺首不見尾。而彭真的答非所問，也說明他對此恍惚得很，全不知毛澤東戟指何方。由於理解不到，彭真並未往心裏去，是有可能的。
明顯地，假如《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毛澤東即刻明示各報轉載，則什麼誤會都不會有。但卻偏偏要捉迷藏。這究竟是何原因呢？正常情況下，這是難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