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7.並不陌生的奇文
把上述情況串接起來，就可以複原《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驚世之作產生過程的基本輪廓。即便把注釋都算在內，全文篇幅也不過一萬三千字。為了它，用掉了大半年的時間、地跨中國兩個最大城市、調集一個寫作班子的智慧、耗盡著名的“四人幫”幾乎全體人員的心血、還勞動一代偉人親審三遍……這一萬三千來字，可謂古今無匹。
雖然《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已超出文藝評論範圍，我們卻不能以為它與我們所置身的這個行業無關。它是從文藝批評領域產生出來的一個文本。放眼曆史，它既是對某種格局下文藝評論發展的總結，也是在這方麵達於極致的範本。
這麼一篇文章，豈是朝夕可致？它在1965年11月10日問世，卻並不產生於這一天，甚至也不僅產生於最近七、八個月。之前許多年，都在為之添磚加瓦，稱得上厚積薄發。這讓人想起《西遊記》開篇所講石猴之誕：“蓋自開辟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胞，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
下麵是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周揚報告中的一段：
要提高文藝創作的水平，同時又要提高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水平，為了更有力地促進創作的健康發展和作品水平的提高，幫助人民增強藝術的鑒別力扣欣賞力，我們十分需要正確而有力的文藝批評。（《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自從文藝形成高度組織性以來，文藝批評就不僅是與文藝創作並重的一翼，實際上，對它的領導、組織和運用，都大大強於文藝創作。對創作，是有嚴格的思想尺度，然而小說、詩歌、戲劇等，究竟要靠作家自己去搞，終歸隔著一層。文藝批評則不然，可以直接給題目、定調子、出主意，可以明確派任務，可以搭班子、配人馬。
周揚是五六十年代中國首屈一指的文藝批評家，然而，我們無法斷定《周揚文集》所收文章，有多少完全由周揚自己完成。1956年9月，他在黨的八大上的發言，是林默涵、劉白羽、郭小川、張光年共同起草的；1983年3月，那個著名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是王若水、王元化、顧驤共同起草的。僅以郭小川為例，他於《在作協的罪行——我的初步檢查》中交代，1956年作協第二次理事會前後，他一個人就起草、代筆或參予修改了下列文章：一、茅盾的《開幕詞》（由他重寫）；二、周揚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參予討論）；三、茅盾報告《培養新生力量，擴大文學隊伍》（公木等起草，經他修改）；四、老舍《關於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參加修改）；五、《人民日報》3月25日社論《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他起草，再經林默涵較大修改）。
依人類文藝一般情形，文藝批評的產生與需要，是基於對文藝問題或現象的思考，以及就藝術品鑒與審美進行切磋。但在明確強調階級鬥爭功能並因此而組織起來的文藝中，顯然不是這樣。文藝批評首先是有力的思想武器，被賦予突出的政治性質。當代文藝批評史的整個前三十年，文藝批評基本不屬於個人行為，甚至可以說不存在個人觀點，不論它是否以個人屬名方式出現。在上麵例子中，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冠以個人名義的文章，實際上是一種虛擬現象。其實，即便“真正的”個人屬名的文藝批評，考其內容，大致也都是規定性思想觀點的征援與轉述。
所以，八十年代以前的當代文藝批評，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曆史階段。它具有古往今來獨一無二的形態，產生獨一無二的現象和案例，也遵循獨一無二的規律。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以文藝批評之名行政治陰謀之實，雖已不能視為文藝批評，可這樣一篇文章的出現，也是多年以來的文藝批評模式在前頭鋪好了路。它的生產過程、生產方式，對於我們並非聞所未聞。當然，它帶來的惡果以及它本身的劣壞，非一般可比，但不看“內容”隻看“形式”，它其實有何新鮮？姚文元須不是自這篇文章突然冒出來的，他寫文藝批評已有十年，翻翻他“文革”前《文藝思想論爭集》、《在前進的道路上》這兩本集子，那種思維方式，那種話語邏輯，那種文風，之於《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五十步、百步之間耳。而且，姚文元就是孤立的麼？當時，隻有他那樣寫文藝批評，別人卻大相徑庭麼？四十多年過去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已在政治上遺臭萬年，而有關它和以往文藝批評模式之間關係的反思，卻還不怎麼看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