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6.曲折經過
“第一槍”，是從正式意義上來講。先前，作為不太正式或者說偵察敵情的“試射”，也有過好幾槍，例如批夏衍、陳荒煤，批邵荃麟，批田漢，批孟超等。大致上，1963年以後，以江青為主要活動家，搜尋獵物、投石探路、組織批判的工作就一直在進行，《海瑞罷官》隻是可能的目標之一。
至於《海瑞罷官》何時被鎖定為“主攻”目標，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是1964年。毛澤東對斯諾說：“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曆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是不敢寫。”那個“第一個人”，指李希凡。
欲知此事，可閱李希凡本人1996年出版的《紅樓夢藝術世界》所收《“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關於藍翎〈四十年間半部書〉一文的辯正》一文，還有“文革”初到《紅旗》雜誌管事的胡錫濤《“南姚北李”與〈海瑞罷官〉批判》（《今日名流》2000年第9期）一文。外界對他們所談細節都有爭論，我們隻是借其了解基本事件而已。
李希凡說，1964年8月，江青通過林默涵通知他去中南海談話：江青“以毛主席的名義，批評我在文藝界精神麻木，缺乏敏感”。隨即談到《海瑞罷官》問題，意思是動員他寫批判文章。對於自己所以沒有行動，李希凡現在這麼解釋：“對江青講的許多問題”，當時自己“聽不懂”。他還透露，除了《海瑞罷官》，江青也曾布置他寫批判“所謂‘兩麵派’周揚的文章”——我們知道，這兩篇文章，後來都落在了姚文元名下。
李希凡未曾領命，當非存心拒絕江青。跟周揚不太當回事一樣，也是失察和大意。事後，或許不免頓足自儆。可是“兩個批示”以來，文藝界三天兩頭搞批判，人們多半已有“批判疲勞綜合症”，若要一眼認清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就單單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也確實太難。
何況，事情還保持極秘密的狀態，絕不會預先對你透露內情。《為人民立新功》說：
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連說幾個“保密”，間雜“風險”、“探聽”、“暗中”、“藏著”等字眼，充滿緊張氣氛。這並不是江青語出誇張，是事情經過的真實寫照。所謂“保密”指的是什麼？薄一波有批解：“對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誌實行保密。”（《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那麼，“絕大多數”具體怎講？該文從策劃到撰寫的全過程，知情的除了毛澤東，僅有一位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其餘無一屬於“中央領導同誌”。而為了“對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誌保密”，江青說，他們當時假裝在一起搞“樣板戲”，實際上偷偷研究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就像驚險影片那樣刺激。
薄一波書中引述了毛澤東1967年5月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過的話：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就在這個紅色城市（指北京——作者注）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誌、康生同誌看了。”因為如果“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
這段談話提供了以下事實：一、批判《海瑞罷官》來自毛澤東的建議；二、拿到上海秘密進行；三、文章曾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三遍；四、毛澤東曾打算發表前周知於其他中央領導，但江青的話提醒了，遂決定直接、突然在《文彙報》發表。
結合《為人民立新功》和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還可以得到另一些事實：一、寫作過程長達七、八個月，反複修改多次；二、雖然發表時用姚文元名義，實際卻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集思廣益，作者實非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