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5.為什麼是《海瑞罷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了他的老朋友斯諾。有段涉及《海瑞罷官》的對話，發人深省：
斯：前兩年我到遠東來，見到一些學者，中國問題專家，總是問他們中間是否有任何人曾經寫過關於《海瑞罷官》一文的分析文章，並指出過該文的雙重含義。
我沒有發現其中有任何一個人當時曾經看出這篇文章有什麼意義。因此他們就沒有能夠預見到要進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也沒有能夠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關於《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曆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是不敢寫。後頭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寫作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小冊子，看他們怎麼辦！北京隻有一家登了——《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不登。後頭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隻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斯諾提出了一個困惑。實際上，這個困惑直到今天仍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釋——那就是，為什麼是《海瑞罷官》？
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文革”導火索，這一點，所有人都看在眼裏。然而，除了這一事實、這一結果，沒有人明白其中道理何在，有何必然性。當時，斯諾顯然跟許多人探討過這個問題，詢問了那些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請教他們《海瑞罷官》何以能成為“文革”導火索，對此沒有一個人說出所以然。見到毛澤東時，他抓住機會，再次提出心中疑惑，希望得到解答。但明顯地，斯諾將繼續他的困惑。毛澤東沒有給以任何在邏輯上、理性上清晰確切的回答。毛澤東隻告訴斯諾，圍繞批判《海瑞罷官》，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政治鬥爭。
同樣，時距斯諾提問後近四十年，批判《海瑞罷官》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我們已有比較充分的了解，所有材料都擺在那兒，然而沒有一個材料可以說明，單就這件作品而言，經它點燃“文革”的衝天巨焰，合理性何在？
其實，不必再作這種追問。有關批判《海瑞罷官》與引發“文革”之間的必然性、合理性等邏輯關係的探討，可以放棄。因為，《海瑞罷官》並非真正矛頭所在，整個事情不過是借題發揮，藉以開啟一種政治事端，如此而已。
這種孫子兵法式的運籌，高鼻深目的中國問題專家難窺其奧，不得要領，“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也沒有能夠理解它”。而作為我們自己，則並不難悟出個中玄機。盡管如此，《海瑞罷官》事件還是會使我們驚詫於，文藝為政治所用一度達到如此徹底的地步。在吳晗而言，有此遭遇隻有徒呼奈何。《呂氏春秋》中有個寓言，說屋裏火已經燒起來了，燕雀一家卻仍安居在屋簷下，“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然而有時候，不知禍之將至，未必因為粗心或愚笨，而是因為災禍之臨根本無妄。如今翻來覆去地看，《海瑞罷官》事件都純屬“構陷”，所謂無事生非、無中生有。既如此，總歸會有開刀祭旗的犧牲品，吳晗不幸，正好被選中，挨了“文革”的第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