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追尋江青步出紅牆深處、走向“旗手”的經過，發現1963年是至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毛澤東頻繁、引人注目、異乎尋常地加強了對文藝的指責，並於年末做出了著名的“兩個批示”中的第一個；同時，有充分跡象顯示，他在這一年委托江青插手文藝事務，“江青元素”突然變得活躍，主管文藝的官員發現不得不經常跟她打交道、接受她的來訪，而她則四麵出擊、指手畫腳、臧否是非，儼然是文藝問題欽差大臣，尤其是在這一年她還開始著手準備“京劇革命”……現在我們知道，所有這些現象的根源，就是江青親口所說的“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她來管文藝”。
這是重大的異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文藝事務的管理，有相當完備的體製。從上到下，諸多環節，百密無一疏。中宣部、文化部、文聯作協，層層相疊，各司其責。這種文藝體製的運轉和工作流程，當時業已非常成熟，無論在日常事務和重大運動鬥爭中，曆來顯示出有力良好的效率。而這種縝密管理，體現了黨的意識形態對文藝的高度組織化要求，是非常嚴肅和必須保障的。從這意義上說，江青當時在文藝體製中並無正式身份與職權，她這樣具體、深入地介入文藝事務，既缺乏合法性，更不可避免對正常的文藝管理造成嚴重幹擾。對此，毛澤東應該最清楚。現有文藝秩序，是他本人自《講話》以來一手建立和努力加強的，現在，卻放出了“江青元素”——一種明顯意在解構以致摧毀原有秩序的元素。
江青曾自稱是毛澤東在文藝戰線的一個“流動哨兵”。這個“流動哨兵”的身影，先後活躍過兩次。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初，當時，她成功偵察到了《武訓傳》、《清宮秘史》的敵情；第二次，便是“文革”前的三、四年。頭一次，“流動哨兵”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電影界，雖然也平地掀起了波濤，但好在還沒有攪得四海翻騰，兼之當時整個形勢也不那麼大有用武之地。可是，第二次截然不同，來頭大不一樣——毛澤東已經決心利用文藝打開一場浩大政治運動的缺口。
江青告訴林默涵“主席讓她來管文藝”，已說明此時此刻的她身負特殊使命。什麼使命？綜觀“文革”爆發前後的各種事態，可歸結為兩點；一曰尋找缺口，二曰打破堅冰。尋找缺口，是摸清情況、樹立靶子；打破堅冰，則是從文藝入手，從意識形態動手，達到“天下大亂”——我注意到，《陳丕顯回憶錄》談到“文革”前的政治風雲時，特別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個著名論述：“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
以往文藝界，並不缺乏思想鬥爭。正如筆者在《以鬥爭求繁榮》裏論證的，開展鬥爭，是當時文藝爭取和達到創作繁榮的手段。然而，從1963年起，文藝鬥爭出現了少見的特點，即每場風波的背後都活躍著同一個人的身影。今天，談到1963-1965年間所有文藝批判，《海瑞罷官》也好，《李慧娘》也好，《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鋪子》等一批影片也好，“大連會議”和“中間人物論”也好，回憶者都不能不提及江青。這是很不相同的。過去十三年，文藝鬥爭批判大大小小不計其數，從不曾出現這種有規律的背景。應該說，這種“規律性的聯係”，發出了重要信息和提示。
文藝界有沒有覺察呢？好像沒有。從林默涵講述看，連周揚對江青盯上《海瑞罷官》，也沒太當回事。這大約跟建國以來文藝界思想鬥爭太過頻仍有關，大家習以為常，或者有些麻木，以致失去警覺。問題是，這次恰恰不是什麼文藝上的思想鬥爭，它遠遠牽引著一場政治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