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類情形曆來常見，不過，“海瑞熱”恐怕卻不是這樣一個老套故事。毛澤東號召既出，群起響應，其間或有那種因素，但以中國特定現實而言，它並不隻是出於對毛澤東個人權威的服從。政治上高度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建構，要求每件事都自上而下體現出一竿到底、步調一致的意誌。這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規律，或曰“黨性”，一旦上麵發出一種號召，大家就立刻紛紛付諸行動。而在當時，“黨性”絕不僅僅黨員才具備，即便並非黨員，人們也都能自覺牢記“黨性”，按“黨性”辦事。所以，吳晗也好，馬連良也好，周信芳也好，他們積極投入宣傳海瑞的活動，都是自覺按照“黨性”采取行動。
我們觀察吳晗有關海瑞的三次主要寫作——《海瑞罵皇帝》、《論海瑞》和《海瑞罷官》，從中注意到，遵從“黨性”、貫徹黨的意誌，對一般人來說存在難以克服的困擾。《海瑞罵皇帝》發表時，吳晗清晰地跟黨保持著一致；到《論海瑞》，他肯定還認為自己跟黨保持著一致的，但也略微覺察到什麼地方有些不對勁，因此在文章末尾添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議論；然而這點狐疑一閃而過，總體上他仍信歌頌海瑞精神符合黨的要求，於是麵對馬連良的請求欣然應允，繼續寫出《海瑞罷官》。而根據我們現在的了解，毛澤東賦予海瑞的積極意義，隻到“廬山會議”前有效，之後，海瑞這個意象就開始向負麵轉移，與彭德懷一類人聯係在一起。問題在於，讚揚海瑞精神，當初有明確的指示，而關於海瑞與彭德懷們之間的聯想，卻沒有吐露，一直到“文革”前夕批《海瑞罷官》時才以“要害是罷官”一語道出。
所以，吳晗不難於“遵命”，卻難於在“遵命”過程中不能及時知悉政治變化的全部內容。在這一點上，吳晗有關海瑞的寫作，是當代文學史相當有代表性的一個案例。筆者曾說：“到‘文革’結束為止，中國不存在與黨的方針政策無關的文學創作，所有作品都對其中某項內容進行‘配合’。”（《一篇作品和一個人的命運》）這是頭三十年文學的顯著特色。但是，透過吳晗，我們覺得隻看到這一層猶感未足。談起當時如何“配合”得嚴絲合縫的創作，我們如數家珍。其實還有一些作品，本意為了“配合”、一度也確實是“配合”、最後卻因“精神”有變而“配合”不上，甚至“配合”失誤，成為“反麵教材”。
《海瑞罷官》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此劇之作，似乎是因馬連良堅求堅請，然而這隻算“外因”。毛澤東說過，凡事都有內因、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吳晗的內因是什麼呢？他肯排除萬難，破天荒接受寫戲之請，歸根到底，並非出於“文學創作”熱情，並非對於寫戲一時技癢。設想一下，如果來人索取的不是海瑞這個題材，而換成張居正、於謙、袁崇煥、嚴蒿或其他什麼明代曆史人物，吳晗有多大可能性應承為其捉筆寫一部戲呢？也許不是絕無可能，但大概微乎其微。寫《海瑞罷官》，吳晗實際上是懷著強烈責任感，用努力和更好地完成政治任務的意識對自己耳提麵命，勉其難而為之。他的本意是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地宣傳黨的精神，當好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他在1959年突然研究海瑞，要做此解；接受馬連良之請，寫了平生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劇作，也宜做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