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3.產生《海瑞罷官》的真正原因
前麵講到馬連良促成了《海瑞罷官》，那隻是具體的由頭；就深層來說，《海瑞罷官》的產生，其實另有故事。
馬連良求本，發生在1959年9月。吳晗也說，《海瑞罷官》“是在《論海瑞》的基礎上寫成的”，而《論海瑞》這篇文章就是發表於9月21日《人民日報》上。可見，雖然《海瑞罷官》來自馬連良的建議，但馬連良之有此想，卻又緣於《論海瑞》。也就是說，《海瑞罷官》的種子，埋在《論海瑞》裏。
作為明史專家，吳晗就海瑞寫點什麼，好像很自然。其實事情反而不是這麼簡單。吳晗曾明確表示：“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兩年中的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意思是，以前對海瑞，他從來沒有專門注意過。這不奇怪；明朝278年曆史，事件、人物、問題無數，不可能對每個人物都有研究。
那麼，吳晗為何會在1959、1960這兩年，突然去研究海瑞呢？這不是他自己一時興起。請看薄一波的敘述：
1959年4月5日，毛主席在上海召開的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提出要敢於講真話，敢於批評他的缺點。為此專門講了海瑞的故事。他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那是很不客氣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廣東出了個海瑞（海瑞是海南島人，當時屬於廣東省——作者注），很有榮譽。我們的同誌哪有海瑞那樣的勇敢？毛主席還說，他已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同誌看了，並勸周總理也看一看。會後，胡喬木同誌把這個精神告訴了吳晗，鼓勵他寫有關海瑞的文章。於是，吳晗同誌很快寫成《海瑞罵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論海瑞》一文（此文經胡喬木同誌審閱修改——作者注）。這時廬山會議已開過，他還專門在末尾加了一段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文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需要說明，這裏關於吳晗兩篇文章的發表時間記述有誤。《海瑞罵皇帝》發表於6月16日《人民日報》上，不是6月26日；《論海瑞》發表於9月21日《人民日報》上，不是9月17日（9月17日是此稿寫成日，不是發表日）。
薄一波把其中關係交待得很清楚：（1）事情緣起於毛澤東提倡讀海瑞、學習海瑞精神；（2）胡喬木對吳晗交待了上述背景，並布置他寫有關海瑞的文章；（3）吳晗先後寫出《海瑞罵皇帝》和《論海瑞》，而且後者還經過胡喬木親自修改。
具體時間還可以再明確一下。1959年4月初，毛澤東樹海瑞為楷模，特囑彭德懷讀《明史·海瑞傳》。胡喬木在這個時候找到吳晗，要他結合上述精神寫文章。於是有《海瑞罵皇帝》。幾個月後，情況完全變了。7月2日至8月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召開，會議後期發生批判彭德懷的事件。顯然，這時海瑞已如同它的學習者彭德懷一樣，不合時宜。但是，吳晗仍於9月17日寫出《論海瑞》，經胡喬木修改後於9月21日發表。
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未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隻收錄一個簡單提綱。其具體內容，可從民間流傳的並不完整的版本裏看到一些。例如談及海瑞的部分是這樣的：
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傳》給彭德懷同誌看了。你看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非常不客氣，皇帝看了這封信丟到地下，然後又揀起來看一看，又丟到地下，然後又撿起來，想一想覺得這個人還是個好人，但是終歸把他捉到班房裏頭，恨透了，準備把他殺掉。……我們的同誌哪有海瑞那樣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這個《明史》給彭德懷同誌看，同時我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看了。）
雖有待證實，主要內容卻能夠與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相參佐，當屬可信。毛澤東所以有“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一語，是因民間稱海瑞為“南包公”，而毛澤東覺得，包公不足以與海瑞相提並論。他把海瑞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
關於胡喬木找吳晗寫文章，還有材料說，毛澤東明確指示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曆史學家研究一下。”（《吳晗傳》）倘若如此，則胡喬木找吳晗就屬於執行指示，而不是自行揣測毛澤東意思。當時，海瑞確實忽然受到輿論的集體追逐，上海方麵尤其搶了先機。1959年4月17日，《解放日報》迅速地登出蔣星煜的專稿《南包公——海瑞》。當年國慶期間，上海京劇院又率先推出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對此，張懷遠《吳晗為什麼寫〈海瑞罷官〉》（《中國京劇》2001年第2期）說：“受此啟發，北京京劇團的馬連良先生幾次去北京市政府，請副市長吳晗寫一出海瑞戲。”如果在《罷官》《上疏》兩劇之間，真的存在這種關係，事情似乎就更加合理了。因為，馬、麒（周信芳藝名“麒麟童”，他的流派世稱“麒派”）之爭，多年來在京劇老生行，不僅作為兩大須生的個人藝術的競爭，也作為京朝派與海派的南北風格、成就的競爭，而存在著。所以，假使馬連良是因周信芳排演海瑞聞風而動，他對《海瑞罷官》誌在必得，是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