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2.馬連良求本
關於《海瑞罷官》的始創時間，吳晗說：
《海瑞罷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動筆，是在《論海瑞》的基礎上寫成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人民日報》1965年12月30日）
此事多大程度上來得意外，可參考他在1961年單行本前言中的自述：
我不懂戲，也不大看戲。特別是京戲，雖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卻一次也沒有看過。這些年來，看戲的機會比較多了，但是總會有這個緣故，那個緣故，不能不放過機會。以此，可以說，對京戲是個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話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這樣一個人，不但寫了戲，而且還寫的是京戲，豈不可奇怪也乎！
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雅好京劇在知識者中很普遍。即使談不上癡迷，看幾回演出總是免不了的。然而，吳晗“雖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卻一次也沒有看過。”後來的機會也都“放過”。應該說，他於京劇確無興味可言。
當時，為京劇寫過劇本的，有田漢、歐陽予倩和老舍。然而，他們都是在戲曲方麵造詣深厚的行家。另幾位名劇作家郭沫若、夏衍、曹禺都不曾寫過。尤其曹禺，本身是寫戲高手，又很喜歡京劇（“文革”後，他的續弦李玉茹女士就是一位京劇旦角演員，中華戲校有名的“四塊玉”之一），也沒有一試身手。
偏偏是“道地的外行”、對京劇一無所知乃至也沒什麼興趣的吳晗，突然寫了一個京劇劇本。
表麵看，這件連吳晗自己都覺得“豈不可奇怪也乎”的事情，有一個簡單合理的解釋。那就是馬連良的一再敦請。
目前，關於《海瑞罷官》產生過程較為具體的敘說，見蘇雙碧、王宏誌合著的《吳晗傳》。蘇雙碧是“文革”前北京曆史學會唯一專職幹部，會長吳晗手下就這麼一個“兵”。該書所述完整過程是，馬連良最早在1959年9月就來找吳晗，請他把海瑞事跡“編成一出戲”，吳晗沒有答應。不久，馬連良第二次來找，還帶著其他幾位演員（或是便於談戲起見），這一回，吳晗同意了。勉強寫出一稿，很不成形。翌年初，馬連良等再請吳晗進行修改，到三月份，總算寫成五場劇本送到北京京劇院。馬連良閱後偕導演又一次趨訪吳家，細商劇本。
還有一個說法，稱馬連良原來是請吳晗就海瑞事跡“搞個提綱，準備編戲”，但“寫了幾次，吳晗同誌都自己予以否定了”。最後，“提綱未成，吳晗索性試著寫戲，想寫出個底子，劇團的朋友們修改時，也更方便些。”（子伶、子真《吳晗和〈海瑞罷官〉》此說引人注目處，在於馬連良最初所求並非劇本，而是有關海瑞的一個提綱。這似乎更合乎吳晗“明史權威”的身份。惜所本未明。我們推測可能是從訪問得來，這兩位作者曾對吳晗老友廖沫沙做過采訪，寫有《廖沫沙同誌憶吳晗》。
總之，就直接起因而言，“門外漢”吳晗答應動筆寫京劇劇本，與馬連良的殷勤索求分不開。馬連良乃“四大須生”之首，聲望很高。他幾次三番懇請，如若卻之，恐怕不恭。假使邀求者不是馬先生，或不具馬先生那樣的分量，我們覺得，既不懂戲也從未搞過戲劇創作的吳晗多半將予婉拒。
“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吳晗寫得吃力，改得艱辛，先後凡七稿。筆者在京劇方麵略知皮毛。戲曲腳本不同於普通戲劇文學創作，並非把握好主題、情節、人物即可，更重要的是，一字一句皆須投合表演的程式、節奏，使能承載、體現和運用各種表演技能，且給予各要素以合理的分配。對吳晗來說，那過程一定頗為曲折，而他肯花費這麼大功夫嚐試一種完全外行的工作，不憚其煩，改了又改，實在很不尋常。
1961年2月，《海瑞罷官》在京公演。吳晗對他這個嚐試很看重。他曾將劇本送交北京市委領導以及文化、戲劇界好友行家齊燕銘、老舍、王昆侖、阿甲、馬少波等征求意見。彩排及正式演出時，廣邀賓客到場觀看，據說其中也有江青。演出後，文史學界給予熱烈回應，興奮於“曆史學家卻來寫‘戲’”。廖沫沙發表《史和戲——賀吳晗的〈海瑞罷官〉演出》，稱讚吳晗“破門而出”，“開始打破‘史’和‘戲’這兩家的門戶”。侯外廬也表示“佩服吳晗破門的精神，海瑞一劇是有收獲的，我祝他從破門起，步入堂奧”（《從“兄弟”談到曆史劇的一些問題》）。一時間，吳晗的“破門而出”，被當作文化上的新鮮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