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的舞台樣式我們無緣看到，故對其“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之真偽，無從鑒別，僅就情節內容看，應該談不上。而且那樣一句話，賈克是否有膽量說，在當時情勢下實屬可疑。大字報的捕風捉影以至恣意捏造，是出了名的，許多所謂的揭發，都根本不存在。但對“文藝革命”來說，重要的不在於這件事是不是真的，而在於有這樣一種聲音。
雖然“文藝革命”一直聲稱自己如何為人民所擁護、所需要、所喜愛，但其實它非常清楚，並不是那麼回事。它知道自己最脆弱的地方，恰恰是人民並不如何擁護、需要和喜愛自己那一套東西。所以，它最受不了有這種聲音傳來，一旦聽到，就有“皇帝的新衣”被說破的惱怒。
借批判《三上桃峰》，他們決心好好地給敢於有類似心理、類似議論的人一點顏色。因此，批判《三上桃峰》著重發出兩種威脅，除了從政治上警告修正主義路線不得妄圖複辟之外，就是抓住“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不放，堅決回擊對“文藝革命”的挑釁。
我們看到，《人民日報》做出了有趣的安排。它於1974年3月15日發表上海京劇團《龍江頌》劇組的文章《〈三上桃峰〉要突破什麼“框框”》，3月21日發表楊春霞的文章《堅決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再於4月29日發表浩然的文章《把無產階級文藝革命進行到底》——有趣之處就在於以“樣板戲”和“一個作家”構成批判組合。《龍江頌》作為後期樣板戲中農業題材的代表，而且劇情也有關共產主義風格的主題；楊春霞則是當時樣板戲演員中最具人氣的偶像明星；至於浩然，不必多說，那是唯一的文學樣板人物。派他們出麵，有潛在含義，即對於被當作“框框”加以突破的“文藝革命”，來一個“實力展現”，這本身就是一種回擊。而三篇文章也果然緊扣“突破框框”問題，《龍江頌》劇組說：“對革命樣板戲采取什麼態度，這是關係到肯定還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大是大非問題，關係到肯定還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問題，也是關係到前進還是倒退，革命還是複辟的大是大非問題。對待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必須旗幟鮮明，來不得半點含糊。”楊春霞說：“他們凶相畢露地叫嚷，這個戲‘好就好在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與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為敵、與革命樣板戲為敵的反動麵目。”浩然首先歡呼：“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指引下，江青同誌親自培育的革命樣板戲，象一麵麵火紅的戰旗，帶動了戲劇、電影、文學、美術、音樂和舞蹈等各種藝術形式的革命，促進了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蓬勃發展。當前，在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苑裏，百花競開，一片春光。”次而怒斥：“就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晉劇《三上桃峰》破門而出了。這株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翻案的大毒草出籠以後，有人為它捧場叫好，說什麼這出戲‘好就好在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這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倒退的罪惡用心。”
觀一葉而知秋。《三上桃峰》不過地方劇種一出小戲，既無深刻背景也釣不到什麼大魚，卻引得幹戈大動。個中奧妙，在於心態。“文藝革命”之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氣勢極盛。然而七、八年之後，那股盛氣無形之間去其泰半，盡管中間經過調整，局麵貌似有所拓展，卻因先天所限、痼疾所在，至其“繁榮”隻是數字的虛胖。對《三上桃峰》（包括湘劇《園丁之歌》）小題大做，不惟露出底氣不足，更是對於頹勢將至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