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4.《三上桃峰》事件
後來，關於“文藝革命”有一個形象化的概括，叫“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其中，“一個作家”指浩然。其源出，過去普遍以為是茅盾，現經研究者考證應該首先出於秦牧。1977年底，他在《人民文學》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會上發言：“我們南方有個說法，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八億人口，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發言》，《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這明顯是一種形象化的表述，極言十年之間中國文藝的凋零。也是在這意義上，它被廣泛接受了。可近年卻頗有人較真兒，問：“文革”期間文藝作品何止此數？
有人對1972—1976年正式出版的文藝作品作了統計，表明：5年間共出版長、中、短篇小說484部，詩集423部，小說、散文合集333部，雜文集97部，報告文學198部。再加上當時各級“革委會”及群眾組織的非正式出版物及屢禁不止的手抄本，其間文藝作品的實際數量當遠不止此。以上種種，哪是“八戲一家”可以囊括得了的？（劉景榮：《“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說平議》，《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
“文藝革命”的成果，當然不會真的隻有八台戲、一作家。本文已將經過爬梳清楚，江、張、姚1970年10月30日談話以後，“文藝革命”出現了新局麵；後五年，文藝創作數量有大幅提升。上麵那個“統計”，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
有趣的是，現在認為“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說法不是事實、起來糾正它的人，跟當年“回擊對‘文藝革命’的汙蔑”的人，所引用的證據一模一樣——都是1972年之後文藝創作的“繁榮景象”。其次，照理說辯護者提出的事實相當確鑿，很具說服力，然而，無論當時的汙蔑者還是後來的汙蔑者，都不把“豐碩成果”或“繁榮景象”放在眼裏，視若無物——這又是何故呢？
道理相當淺近：數量不等同於質量。張翼德“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也是這個道理。盡管“文藝革命”為改變樣板戲一枝獨秀局麵，花了不少力氣，1972年以後文藝生產確如上麵那“統計”顯示的，小說幾百部、詩集幾百部、其餘又幾百部……可有個關鍵問題它既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那便是“文藝革命”骨子裏的單調或曰精神貧困。
在“三突出”模式下，縱然寫了一千個人物，也好像是一個人物；縱然寫了一千個故事，也好像是一個故事；縱然寫了一千部作品，也好像隻是一部作品。千人一腔、千人一麵，這句有些流於誇張的貶辭，置諸“文革”文學，我們卻不以為如何誇張。
由於創作自由遭到否定，創作者棄絕自己的思考，屏蔽自己的審美感受，使大腦忠於和服從“原則”、標準、規定。如此產生出來的作品，哪怕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卻又如何？文藝不是鈔票，多多益善。文藝生命在個性，倘與個性無關，數量愈多愈顯可悲，徒然使人如對“垃圾”。“1972—1976年之間正式出版的文藝作品”，開列出來數目也算喜人，但若問如今它們究竟還有多少還留在人們書架上，那些數目就立刻動搖了，突然地毫無意義。
所以，盡管“統計數字”表明，1972年以後文藝在“複蘇”——或用當權者眼光看，“文藝革命”形勢越來越好，國人卻一點不覺得精神生活得到了改善、精神食糧豐富而充足。這種數字上的增長與人們實際感受之間詭異的反差，在1974年，借晉劇《三上桃峰》事件展露出來。
《三上桃峰》是山西省晉劇院1974年參加華北調演的劇目，內容是歌頌共產主義風格，政治性很強，與那個時代的文藝沒有差別。之所以大加撻伐，據該劇負責人賈克（亦即初瀾《評晉劇〈三上桃峰〉》中指稱的那個“炮製者”）回憶，與當時政治動向有關，“林彪事件後，毛主席、黨中央解放了大批老同誌出來工作，‘四人幫’為了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正挖空心思地在各處尋找所謂“反革命複辟”的具體事例作為突破口”，這樣，《三上桃峰》被加上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的罪名。再一個原因是該劇出事後，揭批中有人貼大字報，說賈克曾經講過這麼一句話：“這個戲好就好在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四人幫炮製〈三上桃峰〉事件的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