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力的說明，是“文藝革命”主要基地上海的變化。1973年，《上海文藝叢刊》、《學習與批判》接踵在上海創辦，前者翌年改名《朝霞叢刊》，並在叢書之外增加《朝霞》雜誌，後者時有“小《紅旗》”之稱。其背景，略如謝泳《〈朝霞〉雜誌研究》一文所述：
徐景賢回憶文革經曆，涉及他幫助當時的文化部長於會泳完成的幾件事中，特別提到《朝霞》雜誌創辦的事，他說：“在出版方麵，重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圖書。當時的上海市委寫作組主編出版了《朝霞》雜誌和《朝霞》叢書，還搞了《外國文藝摘譯》等。”
從這裏可清楚看到上海一係列變化，直接來自1970年10月30日江、張、姚談話。不過，此時於會泳尚未得任“文化部長”，而是那個“國務院文化組”的負責人。
《學習與批判》和《朝霞》係列，因出身“高貴”，影響遠非各家“╳╳文藝”可比，相較而言其質量也確為一時翹楚，故而當年十分風行，所刊印文章、作品備受矚目。
至少看起來如此——1972年以後，“文藝革命”呈現了欣欣向榮景象。隨著文藝出版和期刊的恢複，創作隊伍不僅重新聚集，乃至有點新人輩出之勢。近年一再受到批評家和媒體追問的某“文化名人”，即於此時隨《學習與批判》、《朝霞》而活躍。其實，他並非個例；各地“╳╳文藝”上，都出現了一大批陌生的文學新人。閱讀當時資料，一個意外發現是，許多“新時期”以來的著名作者——包括小說家、詩人和批評家——其文學或寫作生涯，居然都始於1972—1975年之間。那是一份實力非常強的名單[包括蔣子龍、劉心武、古華、賈平凹、陳忠實、朱蘇進、李存葆、梁曉聲、周克芹、張抗抗、王小妮、陳建功、鄭萬隆、陸星兒、路遙、王小鷹、魯彥周，以至鐵凝、張煒、韓少功、顧城、黃子平、謝冕、孫紹振……]，單就上麵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來說，“文革”時期的文學似乎並非想象的那般缺少活力。
不妨說，這正是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義》言及“文藝革命”時所誇耀的“隊伍建設”方麵的成就。不過，若論這個方麵的“深刻變化”，“文藝革命”最感驕傲的，卻是所謂“群眾文藝創作”之開展。其頭號典型，便是江青扶植的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樹立起來的“小靳莊詩歌”。當時，《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報道《小靳莊十件新事》：
“新天新地新時代，公社社員多豪邁。滿手老繭拿起筆，大步登台賽詩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小靳莊的貧下中農和社員群眾生氣勃勃地登上了詩壇，全大隊開展起一個有聲有勢的群眾性詩歌創作活動。……全村有一百多人經常參加創作，不到一年工夫，就寫出了一千餘首戰鬥的詩歌。幹部寫，社員寫，男女老少都寫，有的社員全家一起寫。社員於哲懷全家七口，人人能詩，經常集在炕頭上，互相修改潤色。勞動人民登上詩壇，一掃舊詩壇的沉悶空氣和靡靡之音，開了一代新詩風。
熟知故事者知道，這是“大躍進”新民歌運動的重現。這種方式，寄托著“無產階級文藝”的一個理想——文藝創作既不神秘，更非知識分子的專利，它終將回到廣大勞動人民手中。小靳莊詩歌，還有同類型的戶縣農民畫，就是這種理想的提前展示。如果說樣板戲是江青為“文藝革命”在作品政治內容和藝術形式上樹立的樣板，小靳莊則是她關於未來文藝創作隊伍建設方麵的樣板。二者相加，便構成了“寫工農兵”和“工農兵寫”的完整圖畫；這一願景，是“文藝革命”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