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2.“三突出”
新秩序的重要表征，是提出“三突出”創作原則。
“三突出”首次麵世，見於1968年5月23日《文彙報》於會泳文章《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
我們根據江青同誌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個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來；在正麵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來；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來。
此文內容，主要是總結《智取威虎山》、《海港》兩劇的創作經驗。一年後，同樣是總結《智取威虎山》經驗並以該劇劇組名義（姚文元與寫作過程有很深關係）發表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對塑造楊子榮等英雄形象的一些體會》（《紅旗》雜誌1969年第11期），把“三個突出”簡化為“三突出”，並將具體表述進一步修正：
我們的經驗是需要注意“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至此，“三突出”的標準表述定型。
“三突出”提出，證實“文藝革命”意識到需要尋求它自己的規則。對此，於會泳文章這樣表述：需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對文學藝術創作規律的科學總結”。這個問題，被提到“文藝革命”成敗的高度，“它可以保證我們社會主義革命文藝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可以使我們的革命文藝舞台永遠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芒。”這反映了“文藝革命”的某些最新思想動向：光批判無所建立不行；光實踐沒有理論不行；光搞出幾個樣板而不能找到一套規則，行之有效地催生更多創作也不行。
“三突出”的發明，令人如獲至寶。始作俑者於會泳受到一係列嘉獎。1969年在中共九大進入主席團，1973年在中共十大成為中央委員，1975年出任文化部部長。這固然與他在樣板戲創作上的功勞有關，但提出“三突出”理論，也許是一塊更重的法碼，使他在諸多有功之臣中間脫穎而出。
“三突出”理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197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文化部批判組撰寫的《評“三突出”》一文，簡明地評價了這個過程：
最初，“三突出”是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隨著“四人幫”竊取的權力越來越大，這個理論的“級別”也就越升越高。一九六九年，北京的一家雜誌刊登姚文元親自修改的一篇文章（亦即發表於《紅旗》雜誌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對塑造楊子榮等英雄形象的一些體會》——引注），公然將“三突出”尊為“無產階級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一九七二年，“四人幫”操縱炮製的一個文件，進而將“三突出”奉為“無產階級文藝創作的根本原則”。
文化部批判組這篇文章還說：“‘三突出’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它不過是幾千年剝削階級思想沉渣的泛起，不過是林彪的天才論和英雄史觀在文藝中的應用和發展。”
這樣的批判，未免簡單。應該說，“三突出”具有獨創性。古今中外人類文藝史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類似的東西。雖然從個人到組織，將文藝當作某種工具的現象都曾經出現過，可如此完全、徹底把文藝定義為政治工具的情形，卻屬首次。“三突出”之能被構想和提出，前提就是政治對文藝擁有絕對權威，可以任意驅策它為自己效勞。這樣的條件，在“文革”以前都不具備，即便看起來相當接近，終歸還不能真正達到。“文革”就不一樣了，“文革”真正實現了政治對文藝的充分統治，不打一點折扣。所以，“文革”確實開創了人類文藝的新紀元，或者說將人類文藝帶入前所未有的新形態。幾千年看不到的想法、做法，在“文革”中看到了。像“三突出”，每句話，還有它用以如此這般說話的邏輯，過去根本是無從想象的。它的獨霸性，它與行政命令難分軒輊的簡單明快和不容置疑，都絕非一般文藝立場、觀點表達所能比擬。換言之，普通情況下，不在於人們能否想出“三突出”這種點子，而在於即便想到也沒有任何人可以這樣去定義文藝。它首先是權力的表達，而非思想的表達。因此，盡管“三突出”是於會泳提出來的，我們卻不會把它看作於會泳個人的理論；實際上，是於會泳化身為至高權力，或至高權力借於會泳之口，下達了這一有關文藝的死規定、死命令。
其次還要承認，從全球無產階級文藝史的角度看，“三突出”也稱得上真正屬於中國自己的創造。中國無產階級文藝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正式興起以來，四十年間，迅速發展壯大。但有一點，確係“原創”的東西很少或幾乎沒有。從三十年代初追隨“拉普”到以後遵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體係，中國都是世界無產階級文藝思潮的接受者，包括在“大躍進”中形成的“兩結合”創作方法，也很難說絕對是“原創”，更多屬於已有提法的改裝或組裝。然而，“三突出”截然不同。無論查考馬恩列斯經典論述，還是各國無產階級文藝的理論與實踐，都無法找到“三突出”的任何出處或似曾相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