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樣板戲
但“文藝革命”並非為亂而亂；它需要亂，是為著“亂了敵人”。人類社會中，亂與秩序，本質上是一枚錢幣的兩麵。這枚錢幣的名稱，就叫“權力”。對於亂的鼓勵，起因於權力饑渴；亂，有助於瓦解權力，並接近權力。一旦掌握了權力，或者視權力已如囊中之物，人就將謀求秩序——通過建立秩序來維持到手的權力。這一點，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者文化上，都不例外。
事實上應該說，“文藝革命”一方麵在製造混亂，同時也暗中準備秩序，甚至從一開始就是這樣。
新的秩序，由樣板戲加以匡定。“文藝革命”從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起事，江青最初給出的命名是“京劇革命”。從“京劇革命”到“樣板戲”，兩個名稱之間語意色彩上的差異，不動聲色地演繹了情勢的轉換。
對“文藝革命”這批成果，以“樣板”相稱，其實早至1965年。這年4月29日新華社播發電訊《〈紅燈記〉是京劇革命化的樣板》，導語寫道：
中國京劇院演出的革命現代戲《紅燈記》，是一九六四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中的優秀劇目之一。這個戲經過不斷的加工、提高以後，最近一個時期在廣州、深圳、上海公演，引起了廣大觀眾極其熱烈的反響。人們稱讚這出戲以高標準為京劇革命化樹立了“樣板”，說它是思想上和京劇藝術上的“一盞革命的紅燈”。
無法考證後來的樣板戲名詞與這條電訊有無直接關係，但時隔不久，同年7月27日《人民日報》也對《沙家浜》使用了“樣板”字眼。它在第六版發表“報刊文藝評論摘要”《不斷革新的京劇〈沙家浜〉》，稱：“北京京劇團的革命現代戲《沙家浜》，繼中國京劇院的《紅燈記》之後，在上海連續公演三十場，場場客滿，觀眾逾八萬人次。上海報刊相繼發表評論文章，熱情讚揚《沙家浜》是‘京劇革命化的又一個樣板’。”——“又一個樣板”，似乎可以理解為對先前新華社稱《紅燈記》為“樣板”的呼應。考慮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的特殊性質，它們這樣采取共同的措辭，事出巧合與偶然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樣板”的提法，或把江青“精心培育”的幾個戲視為“樣板”，始於1965年。不過，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樣板戲”到1967年才正式確立。
我們從1967年4月20日《人民日報》署名“上海革命京劇文工團革命派戰士”的文章《從兩個革命樣板戲看兩個階級的鬥爭》，第一次看到“革命樣板戲”這個完整稱謂。幾乎同時，《紅旗》雜誌第六期發表社論《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中間也出現了“樣板戲”一詞，而且一口氣說出三個“優秀樣板”作為對它的定義：
京劇革命已經出現了一批豐盛的果實。《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等京劇樣板戲的出現，就是最可寶貴的收獲。它們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的“鬥批改”的優秀樣板。
還是同一時間，借紀念毛澤東《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之機，北京正式以“八個樣板戲”名義舉行會演。會演從5月24日起，至6月15日結束，曆時三十七天，演出218場，觀眾近三十三萬人次。一頭一尾，新華社分別以《毛主席無產階級文藝路線輝煌成果的盛大檢閱 八個革命樣板戲在京同時上演》、《八個革命樣板戲在京會演勝利結束》加以報道。
無疑，這些不是巧合，而來自精心的部署。如果非得確定一個特定時刻，我個人認為以會演開幕的1967年5月24日為樣板戲正式命名日，比較恰當。
從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到“樣板”字眼提出，用了一年時間；從視為“樣板”到“樣板戲”一詞正式登在曆史舞台，又用了二年時間。這當中經曆了兩個變化。一是劇種或藝術樣式擴大了，由起初單一的京劇發展為京劇、芭蕾舞和交響樂；二是江青從幕後到台前，被宣傳為樣板戲的培育者，也就是宣布了“文藝革命”成果由誰擁有和掌握。
這時，樣板戲的意義發生了微妙變化。以往，它們主要被突出著革命價值，是“掃蕩一切剝削製度的殘餘，掃蕩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樣板。但是，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11月13日轉發的《江青同誌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重心已經轉到不同方麵：
一個樣板，要立起來，不僅內容應該是革命的，而且應該在藝術上也是站得住的，否則，人家就要複辟。
所謂內容“革命”而藝術上“站得住”，明顯側重於要把樣板戲當作新的秩序看待；“複辟”一詞，尤為突出了權力或秩序意識。她開始發出這樣的警告：“如果像過去那樣很粗糙地搞出來，那人家還是要打倒我們的。”革命事物的粗糙性，已不被看成旺盛的生命力和衝擊力，而看成一種缺陷。她明確批評《白毛女》劇組：“像芭蕾舞團這次改《白毛女》──《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於急躁，搞得就很粗糙，這樣是站不住腳的。”她暗示自己現在想看到什麼：“當然這我有責任，因為我沒有很多時間和同誌們在一起搞。但是你們自己，是不是應該組織起來，認真地進行這個工作。”接著她說出一段話，可能標誌著自《談京劇革命》以來一個意味深長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