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謝謝張偉仁教授，不過，你講的，我們不敢當。史語所《集刊》是老一輩學者創辦的，我們不能望其項背。不過，我們得到了一個啟示，傅斯年先生當年在史語所《集刊》上寫的“旨趣”，對我們的研究，對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建構，都是起了作用的。
我介紹一個人，餘敦康教授，他今天在北大講課。我跟他相約，今天派一個本所的人，把他從講台上請下來。他的課一定沒有講完。在學術界，餘先生是我非常喜歡的人。他的性格也跟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一樣，很有性情。他早年研究中國哲學史，宗教方麵，近年有所轉向，主要致力於《周易》的研究。
餘敦康：我剛來，就不講了吧。
我是中國文化的“副產品”
於丹：謝謝劉先生！我今天在這裏，是最小的小字輩，晚生後學，能夠在這樣一個隆重的場合，見到我最崇敬的、中國文化學術界最頂級的泰鬥們，應該說，我今天誠惶誠恐。按說，我今天隻有致敬和傾聽的份，沒有我可以講的話。但是我跟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淵源實在太特殊了。我今天是把自己作為中國文化的另外一個“副產品”，向各位前輩彙報一下，它對於我的生命而言，是我少年啟蒙的精神養成。
我們說人生的際遇，有時候會說到人與人的相逢，會相逢恨晚。有的時候，人與一處風景，與一個職業，一本書，包括一杯茶，這樣的相逢也都可能有相逢恨晚之感。而我跟中國文化的這種淵源，恰好是我生命中最蓬勃的時候，所以我得以被它成全。今天是《中國文化》創刊和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周年的紀念，我是在八八年轉過年來的盛夏，八八年的夏天，我剛好碩士畢業，來到這裏，當時叫做中國文化研究室。剛才，我還跟治平兄說起我們最早的那個精神家園，在現在已經修繕一新，成為向公眾開放的一個遊覽場所，就是恭王府。那個時候，走進恭王府後麵那個大院子，舊舊的那個大木頭樓，我們要踩著吱吱呀呀的舊木板，走上二樓，在最西邊拐角的一個地方，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就在那個辦公室，每周二，我們推開吱吱呀呀的門。每個春天，透過後麵那個雕花的窗戶，可以看見蓬勃的紫色的泡桐花。那個地方，夜晚安靜到可以聽見泡桐花落地的聲音。那個地方的油漆都是斑駁的，趁著陽光，逆光望去，能看見浮動的塵埃。那個時候，劉先生率領著我們這些人。哎呀，那個時候的感覺，就像魏晉名士的清談，無所謂上班。從那個時候，我們每周二就有飯吃。劉先生從那個時候就有飯局，不過聽說後來飯局的規格越提越高了。
那時候大家來呢，就是聊一聊。聊的是什麼呢？我一直覺得，我走進那個研究所，在那裏浸潤六年，我見識了各位大家的文章，我知道了各種觀點，也在劉先生指導下，讀了一些書，可是這一切的一切，總和加起來，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地方給了我一段文化的情懷，以及文化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它不是遊離於我們自身的一種職業化的、外在的飯碗，而是我們精神中最深刻的支撐與救贖。這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我讀書的時候，是學先秦兩漢的。到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劉先生指導我，開始讀陳寅恪，包括馬一浮先生的東西。我還記得劉先生跟我講馮友蘭先生的文化態度，“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態度。我到現在，受那個時候的濡染，歲月越長，越知道它在我生命中發酵之後的那種力量。我是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牆上，第一次看到張載的《西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還是一個很幼稚的小姑娘的時候，這四句話對我來講，僅僅是一種振聾發聵的震撼。但是要走過二十年，它真的會在你的生命裏發酵，變成一種氣息，濡染著你整個血液中的那種成長，成為文化的基因，才逐漸知道文化的使命與擔當。
我當年都在做一些什麼事兒呢？我看這些文章的時候，受一種陶冶，我是被中國文化的氣場養大的。在這裏，文章本身，觀點本身，都不重要，關鍵是，它能化入你的生命。我記得，在1995年的年初，那個春天，我不到三十歲的時候，劉先生派我去李澤厚先生家約稿，他的 《〈 論語 〉今讀》還沒有出來。我那個時候是多麼不職業化的編輯，去了以後，完全沒有談稿子，像一個小粉絲，跟李先生大談我在高中時候讀他的《美的曆程》。那是一番什麼樣的感受呀？我現在跟學生講《春江花月夜》的時候，我仍然可以清晰地想起李先生當年寫的張若虛那種少年輕愁般在流光中的喟歎，那種甜蜜的憂傷，以及他寫的那些漢代的雕刻、宋代的庭院，一路行來，旖旎如新。然後李先生就開始激情澎湃地跟我聊天，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沒有談稿子，盡管最後我抱著厚厚的一大摞稿子回去。我多麼懷念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沒有電子文本，我們可以看見各位先生的手跡，可以看見一個一個中國字，包括那些地地道道的沈先生說的“拉丁文”。因為我記得，很多手稿是豎寫的，裏邊有繁體字。所以我到今天，仍然不習慣於這種電子文本，我還是懷念那種墨香，那種捧在手裏的稿子，沉甸甸的質地，和它給你的安全感。那是一種家具上檀木的味道，那是一種真正中國文化的氣質，它從容，它適合這個刊物的名字。我今天又看見了“中國文化”，這四個字，沒有什麼裝飾，寫得就是這樣雍容雅正，素樸莊嚴，一路走來，二十年。
中國文化給了我什麼呢？給了我一個最基本的態度。我當時就在想，什麼是文化。我就去查，我還問了當時的一位同仁傅道彬老師，問他，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給文化一個最莊嚴的解釋。後來，我就一直記住了《周易》上最初的那句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句話是我當時拿著《中國文化》專門去找的。後來，我才明白，文化其實是一個動詞，最重要的，是“文而化之”，它要有一種精神的凝聚，價值的確立，以為信念，以流行天下。在後來我的長成過程中，我一直試圖以一個晚生後學的生命熱忱去為中國文化做一點點的事情，可能因為我年輕，所以我膽子大，我嚐試的很多東西是一己心得，很不夠嚴謹。我最感動的，是今天，在這個場合，讓我能夠肅穆地道一聲“謝謝”。因為在座的各位先生，你們是中國今世最有資格挑剔我的人，但恰恰是你們站出來嗬護我，包容我，支持我。劉夢溪先生、湯一介先生、李澤厚先生、餘敦康先生、馮其庸先生、沈昌文先生，今天在座太多位先生，在不同媒體上，長篇大論支持我包容我。今天我聽到範曾先生、樂黛雲先生也在這樣說。我想說，其實先生們支持的，不是我個人，而是我敢去做這個嚐試。因為，我覺得，當年看張載的《西銘》，覺得“為往聖繼絕學”，這個“繼”字，該怎麼去繼呀。其實，我學得太淺陋，在這個地方，我根本不敢談學問，我有的其實就是生命的熱情而已。
因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把我陶冶成它的一個“副產品”，我的這個生命熱情，是我麵向學術的一種真誠。前不久，湯一介先生賜給我一幅珍貴的墨寶，湯先生寫的，也恰恰是這句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會把這句話作為我的一個座右銘。今天，我是把《中國文化》的“副刊”，擺在這裏，接受大家另外一種指導和檢閱。剛才範曾先生說，《中國文化》上大家的文章，是中國文化當今研究中最權威的精妙法門，那麼像我，如此淺陋冒昧的一個少年書生站在這裏，想要做事，把我當做一個“副刊”，如果各位大家給夢溪先生賜稿，那麼大家就給我賜教，我會用我的後半生，真誠地做事。我希望有一天，像各位前輩一樣，白發蒼蒼，在這裏的時候，我也還能夠用自己的生命，對中國文化作一種回報。謝謝老師們，謝謝夢溪先生！
劉夢溪：謝謝於丹，你講的，叫我們很感動。於丹說的不是“拉丁文”，但是也很雅。由於時間的關係，我沒法請所有的人都來發言，現在請楊先生講幾句。
為什麼做不好低科技的東西
楊振寧：夢溪兄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午餐會，我想了想，我覺得，我應該參加。五十多年前，在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公開演講會上，我曾經講，我是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產物。這個話，不是隨便講的。以後我在美國住了五十多年，現在回國來，又住了五年。這五年，我吸收了很多中國文化在20世紀末年、21世紀初所發展出來的新氣息，我自己從一個外行的立場上，覺得這個影響非常之大。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名言，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這五年，就經常在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想，這句話有非常深的意思，而且有種種方向的發展。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也都知道的，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有史以來沒有見過的一個大國的高速經濟發展。之所以有這樣一個現象，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什麼關係？這是一項需要深入研究的題目。我再想到，中國的科技發展。前天，我去天津大學，坐了新的高速的鐵路。有位張姓的副總設計師，向我介紹了高速鐵路詳細的設計情況。我聽了以後，就問他一個問題。前些時候，我去北大醫院看牙醫，我問大夫，我坐的椅子是不是國產的？大夫說不是，是德國產的。我說，為什麼不買國產的？他說國產的做得不好。我就不懂，為什麼我們火箭能夠上天，而做不好低科技的東西。這位張副總設計師說，這裏頭有非常重要的道理，這些道理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急迫的研究課題。夢溪兄請了我們各個領域的人來，我想，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傳統的文化，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以及前景的影響，對這個題目做詳細的研究，是必須要做的事情。謝謝！
劉夢溪：謝謝楊先生！你的講話，提出了一個很深的問題。為什麼火箭可以上天，最高的科技可以發展得不錯，而一些日常的科技，卻發展得不好，這是什麼原因？李澤厚可以給我們講講嗎？（李澤厚：事先說好的，我今天不講了。）這個題目的確需要我們好好研究。那麼發言到此結束，先休息一會兒，然後用餐。國際俱樂部的西餐，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各位不妨一嚐為快。
此雅集之發言係《中國文化》雜誌助理編輯廖齊先生根據錄音整理，複經本所周瑾博士校正，原載《中國文化》雜誌2009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