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對一件事情很有感想。孔子學院向全世界開放，最近要在北京召開全世界孔子學院負責人的大會，很是轟轟烈烈的。可是，我覺得，這裏邊的方針政策是值得探究的。我有一個學生，是法國巴黎一個大學的教授，挺有學問的，後來請他當了巴黎孔子學院的院長。他的方針就跟別人不一樣，他認為，在國外講中國的東西，應該讓外國人一起來講，不能隻是聽孔子學院一般的老師講一般的話，必須要請法國最好的漢學家來講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他第一個請的就是汪德邁，巴黎的第一大儒，請他來講孔子學院開講的第一課。他們設立了一個係列講座，請法國最有名的漢學家來講中國文化。我覺得，這個路子比較對。費先生強調的，要把中國文化置於全球化和世界文化重構的正確位置上，讓以後的文化重構中有中國的聲音。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非常重要的任務。
這三點，《中國文化》都在做。對中國文化基因的研究，《中國文化》做得很出色；關於中國文化的現代詮釋，這裏也有很多新篇；關於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我覺得夢溪也做了一些東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自覺地做，比如他訪問了國外一些有名的學者，比如餘英時、史華慈，看他們對一些問題是怎麼看的。這樣，至少是一個開始。中國文化在全球的文化重構中，應該亮出什麼東西。上麵說的三點，費先生說是一體的。在這一點上，我對《中國文化》是非常讚同的。我做的隻是一小塊，比如講跨文化的溝通。我比起《中國文化》的功力，還是很不夠的。我沒想到今天的聚會是很嚴肅的、非常學術的聚會。我一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到了七十歲以後，就更不想改了，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常常是出言不遜，不太合調，我很抱歉。
這次我很高興夢溪專門請了於丹。對於將來文化發展而言，很重要的一點是，精英的東西怎樣與大眾的東西結合。現在不可以不管大眾，隻研究精英的東西，那是不夠的。怎麼讓精英研究的成果，為大眾所接受，這一點於丹做得非常好。當然，她也受到很多攻擊，這次去南京、杭州，我聽到很多對她負麵的批評，我總是跟他們解釋，告訴他們，他們不應該這麼講。這次能請來於丹，我特別高興。精英和大眾的溝通，是當前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課題。現在的流行歌曲，怎麼不把我們那些曆史上最優美的詩歌，《詩經》裏的情詩放進去呢？應該是可以貫穿進去的。這些很需要人來做。《中國文化》不妨向這邊稍微傾斜一點，我覺得，還是會有好處的。最近的這一期，已經展示了這樣一種考慮，我非常的高興。謝謝大家！
劉夢溪：謝謝樂先生。你注意到沒有，大家很願意聽你講話。你有很開闊的思想，不局限於單一的義理。1999年，我在哈佛大學，跟史華慈教授有一個對話，當然，主要是我提問題，他來講。他有一個思想，是關於跨文化溝通的。他甚至提出一個觀念，是我以前沒有聽到過的，他說，語言對思維的作用，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重要。我們平常都覺得，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還能思維嗎？但是史華慈卻提出，語言對思維的作用，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重要。所以，語言不通，可以談戀愛，跨文化溝通完全能夠成立。
學人作家是出版者的衣食父母
沈昌文：我非常支持《中國文化》，不過，有一點是遺憾的，《中國文化》上邊經常有“拉丁文”，我看不懂，包括這次的邀請信，我看起來就跟拉丁文一樣。過去我在《讀書》雜誌的時候，有個同事趙麗雅，當時她是我的部下，凡是我看不懂的“拉丁文”，就請她翻譯成白話文，我就懂了。我做出版，差不多有五十五年了。我剛做出版的時候，好像是編輯領導作者，覺得很光榮。1953年來了一個新思想，那個時候我還很小。那個新思想的提倡者，可能大家對他各有評價，不管他了。是胡喬木同誌開始在三聯書店提出一個觀念，“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接受了這個觀念以後，很高興。我的出版工作，從這以後，基本上就做下來了，特別是1986年我主持三聯書店以後，跟董秀玉女士，基本上奉行在座各位為衣食父母的方針。這樣做下來，使得我們的工作比較能夠開展。我非常樂意參加今天的活動，夢溪兄不僅是我們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如此。我已經退休了，已經不便為衣食父母張羅，可是我的衣食，特別是食，有的時候還非常需要。夢溪兄每次有食的機會，一定找我，我特別高興。
像《中國文化》這麼一個雜誌，能夠堅持下來，在我們出版行業來說，是一個奇跡。這個二十周年，今天有記者在座，我很希望記者朋友會後很好地采訪一下，因為這是雜誌界的一個奇跡。這個奇跡包括刊物如何成長，夢溪兄如何行事，還包括在座各位如何支持。這是非常值得寫的。會前，我跟於丹女士講了幾句話。我盡管不懂中國古典，看起來就跟“拉丁文”一樣，可是蒙黨的信任，當年“批林批孔”開始的時候，把我找去了，我是“批林批孔”前門飯店會議做記錄的人，在那裏做了幾個月的記錄。所以，一講起《論語》，講起孔子，我簡直“恨之入骨”。聽了於丹的講話才知道，原來還可以這樣讀的。我年紀大了，搬一句老話，於丹的老爸我也見過，當然他比我大，在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已經是我們行業的前輩了，所以，我聽說是於丹，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十個博士八個博士，我都表示支持。因為我有過“批林批孔”的一段經曆，現在看到有這個講《論語》，我特別高興。我也知道於丹過去是夢溪兄的同事，剛才於丹很客氣地說，不是同事，是部下。同事跟部下是一個意思啦。這說明，當年《中國文化》的生長，有各種力量的支持，這是出版行業的一個奇跡。這個奇跡值得我學習，值得我的同事董阿姨學習。我們一開始就覺得夢溪兄那麼執著來做這個事情，盡管是風險非常大，可是還是表示支持。想不到能夠支持到今天，而且越來越輝煌。大概夢溪兄不喜歡“輝煌”這個詞，我想不出別的詞來，越來越精彩吧。我覺得，這是值得祝賀的。我很希望我的同行，把這二十年的曆史采訪一下，寫成很精彩的報道。謝謝各位！
劉夢溪：謝謝沈公。《中國文化》最早的出版人就是三聯書店，昌文先生是三聯書店的總經理，往事曆曆。後來沈公從位置上退下來了。我做事情，有點像《紅樓夢》裏不被看好的人物花襲人，遇著誰都願意有始有終。也有點晴雯似的“不忘舊”。盡管沈公、秀玉都退下很多年，隻要有什麼活動，沈公、董總，都是必請的。我告訴大家一個秘密，當我要請一些特殊的客人，我知道的飯店不那麼多，隻要給沈公打一個電話，問他這件事應該在哪裏。他說，這件事恐怕有幾個選擇，一個這兒，一個那裏，然後告訴我，可能哪個更好一些。京城了解飯店的第一人，要推沈公。昌文先生，我這樣說不算溢美吧？
不管東南西北風
董秀玉：我不善於說話。我想，從我們這個行業來講，一個雜誌的性格，就是主編的性格。我看《中國文化》的二十年，就是看劉夢溪的性格。一個，是他低調，這個雜誌也是這個風格。對這個雜誌，我的感受是，它學術，它名士，還有一個是它性情。這基本是夢溪的性格。這個中間，它有很多堅持，能夠堅持二十年，把宗旨非常低調地堅持下來。而且，這種堅持，不管東南西北風。不管刮什麼風，它還是它的宗旨。一個學術雜誌，能辦下來，而且能夠一以貫之，沒有這種堅持，沒有這種低調，大概很難做到。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什麼風都有。想想，這二十年，刮了多少風，夢溪的《中國文化》始終堅持深入的學術研究，值得我們學習。謝謝！
劉夢溪：謝謝秀玉，你這樣講，我不敢當。三聯書店是一個特殊的結構，昌文先生、秀玉，他們都沒有很高的學曆，但是他們是最優秀的出版人。沈昌文先生的英文完全是自學的，他退下來之後，寫的三四本書都暢銷。秀玉也沒有什麼學曆，但內地三聯、香港三聯的總經理，她都擔過綱，也是《讀書》雜誌的主編。《讀書》雜誌、三聯書店，是中國學術的一個集散地，一個水陸碼頭，說是園地，好像還太小了。
把中國的法文化介紹給世界
張偉仁：劉先生讓我講幾句，實在是非常冒昧。今天，我是一個不速之客。我跟梁治平先生認識，是二十年前，我在紐約大學教書，當時治平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研究，可謂傾蓋如故，我比治平虛長幾歲，但是對他的治學、精神態度和治學的成就，非常敬佩。知道有今天這樣一個盛會，他問我要不要來參加？我覺得，有一點膽怯，因為，我從治平那裏知道，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朋友都是前輩的碩儒，這個目錄上的文章，我大部分都看過，雖然我是學法律的，我小時候讀私塾，讀了十幾年，所以我看得懂“拉丁文”。
各位前輩都談到了這個刊物的重要性，尤其，有幾位先生把它跟史語所出版的《集刊》相比，我自己作為史語所的一分子很高興，當然史語所出版的時間更久。說實在的，文史方麵的雜誌，能夠與《集刊》相提並美的，也許就是這個《中國文化》了。大家談到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如何發揚我們的文化，我也一直有很多的感受。我在國外讀完書，回去在史語所工作，傅斯年先生那時是我們的所長，他問我學到些什麼，我說，我在國外混了幾年，學了什麼東西，我實在答不上來。他就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你是學法律的，想要來做法製史的研究，我才聘用你。你要記得，法製史研究，除了對中國固有的文化加以整理，假如你有能力，再加以闡述發揚，假如更有一點能力，我希望你好好地把中國的法文化介紹給世界。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擔子，我在勉強地挑這個擔子。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在哈佛大學法學院聽好幾位漢學家講中國傳統的法。我聽了許多，覺得很奇怪，好像中國不應該有這樣奇怪的做法。比如一個很有名的漢學家說，中國的公決，就是皇帝在死刑名單上畫個圓圈，圈上的人都得死，或者說是被朱筆碰到的人就得斬。我當時就在想，有這樣子奇怪的做法嗎？後來我到了史語所，知道了死刑名單根本不是這樣一回事。我記著傅斯年的話，花了將近二十幾年，寫了一本書，講我們中國的法製史是怎樣，就是要給外國人看的。現在，我正在寫一本書，是要給我們中國人看的。我這話說來，好像是狂妄自大。我這幾年在國內，在清華北大的法學院上課，確實發現，現在的學生對中國文化疏遠很多了。所以，這次答應治平的邀請，來跟諸位前輩見麵，非常仰慕各位對中國文化的努力。李澤厚老師的書，我很早就讀，李學勤先生每次去史語所講座，我都盡量去聽。我再說一遍，在中國，要說文化方麵的雜誌，一本是這《中國文化》，一本是史語所《集刊》，我都不會忘記。謝謝劉先生，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