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了解之同情 20.是學問是文章也是性情
陳平原：我想，紀念《中國文化》創立二十周年，應該先祝賀中國藝術研究院。這句話怎麼說呢？說實話，在文化所創立之前，學術界並不把藝術研究院當做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學術單位。換句話來說，藝術研究院在一些具體的學科、在“技”和“藝”方麵的研究上貢獻很大，比如美術、音樂、戲曲，但是在大問題上，比如思想、學術、文化，一般來說，大家會覺得，各個重點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做這方麵研究的，而且有比較多的人才，大家不會覺得，藝術研究院也會關心這方麵的問題。有了中國文化研究所以後，我們才知道，討論中國現代的思想和學術，必須把中國藝術研究院考慮在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當時的文化部和藝術研究院的領導，下這個棋，很高明，雖然人不多，就這樣幾個人，但起碼讓你們跟主流學術界能夠對話，跟國外也能交流，就不會長期遊離於主流學界之外。“技”進乎“道”，用中國文化做橋梁，我覺得，這很聰明。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雖然這其中有很多的曲折，但是外麵看不出來，外麵能看到的是，藝術研究院也有文化。這是我第一個要祝賀的。
第二個我要說的是《中國文化》雜誌。我自己也辦雜誌，也有興趣，跟劉先生有很多交流，細到用什麼紙，用什麼字體，包括怎麼做廣告，都討論到了。這個雜誌最大的特點，跟其他雜誌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參差不齊。這個雜誌裏的文章，按照今天的所謂學術規範來衡量，恐怕有一些不大可能發表，它們很大程度帶有個人的性情在裏邊，是學問，是文章，同時是性情，沒辦法被歸納到現在這個日益僵硬的學術體製裏麵去。所以，你會發現，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惟一一個學術雜誌裏邊發文言文的。你會發現，劉先生的辦刊宗旨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認人而不是認文”（劉夢溪：有時也認文不認人）。認人，就是假定這位先生有才華，有學問，不管你什麼文章，我都登，不會按照一般雜誌搞匿名評審。這一點，明顯地體現了《中國文化》對學問的尊重，對作者的尊重，以及對文章的尊重。回過頭來看，這裏邊的文章不見得都精彩，但是每一期總有可讀的，比起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的學術雜誌基本上不可讀，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推薦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它的專業水平有多高，不如說這是一本有性情的、有文采的學術雜誌。這一點，將來會留下來。比起我們現在絕大多數通過匿名評審，非常規範的學術論文來，這很不一樣。
我記得，當初辦《中國文化》的時候，我們緊接著辦《學人》。當時，劉先生跟我說了一句話，記憶很深。他說，你們的路子不能走得過窄，不必自外於現行體製。我不知道劉先生還記不記得這句話。當時90年代初，我們年輕氣盛，特別強調“學在民間”，盡可能在體製之外做事情，盡可能跟體製不發生關係，我們自己來做一些事情。確實也這樣做了，而且也做了很長時間，後來逐漸知道劉先生的深思遠慮，依托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這個大框架內，然後又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有類似民間的特點，又在體製內，有很多活動空間。我們一開始就決定不進入體製，在某一個特定時期，我們發揮得很好，在學界也有號召力，可是到了一定時候，就出現了問題，比如人的問題，很多很多技術的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可以把各種有才華的人聚集在一起，這在體製外根本做不到，過不了兩天，有才華的人就被別人挖走了，你就沒辦法再做。
當初我們強調學在民間，不願意體製化，還有一個想法是，不考慮體製內的評價體係。我們自己辦《學人》，整個出版經過，後來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劉先生很早就申請了正式的刊號，有了正式刊號以後，中間斷了一兩年還可以繼續出。我們沒有刊號，到了90年代中期，隨著政府管製越來越嚴，民間學術的生長碰到很大的困難。一個刊號就可以卡死一本雜誌，在沒有刊號的雜誌上發的文章，不能進入學術評價體係等等一係列問題就出來了。二十年前，劉先生提醒我不必拒絕體製，在體製裏邊，依舊有很多空間，獨立性照樣可以保持。後來，我們發現，劉先生說得對。藝術研究院給了《中國文化》活動的空間，依舊保留著自己的學術個性，沒有被泯滅。這一點，非常的了不起。做學問很難，做學術行政工作也很難，做學問兼做行政工作，難之又難。既做學問，又做行政工作，而且舉重若輕，實在讓我很羨慕。謝謝！
劉夢溪：開頭沒聽見，不過我謝謝平原，你有一句話，讓我沒有完全想到。你說，我們這刊物，如果還有什麼特殊的話，就是我們有其他雜誌所沒有的性情。你說得很對。我們確實對一些特殊的學人，文章拿來就發，比如像繆鉞先生、張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他們年長，我也知道他們身體欠佳，我就希望他們的什麼東西都放在這兒。其實他們隻要寫，沒有不好的文章。而且還有一個秘密，我們會給他們很高的稿酬。對一些身體欠佳，家境艱窘的作者，我們都會這樣。我還告訴你最新的消息，從去年開始，《中國文化》雜誌按時出版，郵局發行，北大中文係可不可以訂一本？（陳平原：沒問題!）（笑）
文化裏麵一定有恒久不變的東西
範曾：夢溪兄辦《中國文化》，有悲壯之感，經常讓我感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困境。你剛才開玩笑說自己“理屈詞窮”，其實有時候也有彈盡糧絕的時候。可是我們夢溪兄堅守不怠，而且一期期出來，這讓我感到文人的風節，所以我說有悲壯之感。現在是一個聲光影像蓬勃於世界的時節，在這個時候，文字逐步被趕向邊緣，邊緣化好像會成為一個趨勢。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文化人能夠想一些辦法，譬如講於丹，她能夠為千百萬群眾開一個方便法門。開方便法門，一個人得先入門，先知道這裏頭有意味，對不對？這個，功德無量。再加上有湯一介先生這樣一些人，爐火純青，深諳微妙法門。有方便法門，有微妙法門，何患國學不傳？
有人講，中國文化對世界沒什麼影響，這是英國倫敦一個市長在中國奧運會時發出的胡言亂語。當時我在歐洲報上講，英國的文化倒是對世界有影響，譬如通過東印度公司，曾經推銷過鴉片文化，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影響。所以，我講，要談中國的文化，人們都會講，這是農業社會產生的文化。當然，先秦諸子，哪裏會用蒸汽機，更不用說信息技術。可是我們知道，文化，一定有恒久不變的東西在裏麵，譬如講美醜，譬如講善惡，譬如講道德。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的最後，他講，我心頭升騰出兩個詞，一個是星空，一個是道德。這不正說明一個恒久性的東西存在著嗎？這恒久不變的東西，不正是我們今天應該堅守，我們中華文化能永葆絕美的原因嗎？我想，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自豪。可是，我們也要看到，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也不能豪言壯語太多，的確我們在文化上還勢孤力單。很糟糕的雜誌，人們搶購，越好的雜誌，人家越不看。好東西的銷路不像那些垃圾那麼好。這是目前的一個現實情況。可是我想，能夠堅持，就會有成效，所謂“力行近乎仁”。
剛才夢溪兄講“理屈詞窮”是開玩笑，我為《中國文化》二十周年，作了一副對聯，上聯是：“中庸與世在，當知任重而道遠”；下聯：“大學有人傳，何曾理屈又詞窮”。
劉夢溪：範先生善撰聯，他家的祖傳。他家從明代到清代，十三世，每一代詩文不斷，代代都有詩文流傳。
大家不知是否已經注意到，我們中國文化的會，放在一個西味十足的酒店來開，連環境布置，都是西式的。我覺得我們研究中國文化，不能認為隻有中國文化才是好的。學問的大背景，是人類整個的思維成果。錢鍾書先生有一句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他主張人類有共同的東西。樂黛雲先生研究跨文化溝通，你在此刻、此時、此境當中講，會有特殊的意味。
什麼是中國文化的基因
樂黛雲：我就講一點吧。每一次夢溪和祖芬邀請的聚會，我是非常喜歡參加的。他們開的會，別有風趣，每次都有小禮物，做遊戲，大家非常親切，非常好玩，非常熱鬧。雖然這次我的腿非常糟糕，很出洋相，做出一副賈母的態勢，兩邊有人攙著，很可怕的。可是我還想來。他們伉儷兩人做的事都非常風趣，非常有性情。
對這個雜誌，我非常看重，我寫的最好的文章，才敢給他們。在《中國文化》上，我才發了兩篇，一篇是關於中國現代保守主義的，發在第一期上。我今天見到了這一期的目錄，赫然在目，非常高興。那個時候談的是關於“五四”運動，談的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三派的張力才產生了“五四”的繁榮。這篇文章在寫出來的時候，不是很多人能接受。我寄給夢溪，他說很好，就發了。這是我寫的一篇到現在還有影響的文章，別的文章廢話很多，不好的也不是沒有。另一篇是《〈 再生緣 〉 的再思考》，我是按照陳寅恪先生的主張，但不敢說是接著他來寫的。通過對陳端生和她的《再生緣》的研究，談女性在中國的地位，這是真的用了功夫的文章，我才敢給。一般的文章，我不敢給，所以很久沒有給他們文章了。這是我很尊重的刊物，我喜歡的刊物，我感到是好的東西，才貢獻給它。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個刊物？我非常服膺費孝通先生關於文化的主張。他認為，首先我們要把中國文化的基因搞清楚。中國文化有什麼特點，特點在什麼地方，現在並沒有搞得很清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需要做很多研究的工作，來梳理澄清這個問題。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做了很有效的工作。把中國文化的基因搞清楚，這一點很重要。他說的第二點是，對文化，要有現代人的解釋。隻是把原樣的東西搬出來，給大家，這個意義不大。必須要有現代人的詮釋。這一點，《中國文化》也做得很好。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這一點不是很重視。但是隻要看看《中國文化》的目錄，就可以看到很多文章，談的是今天的人怎麼看待古代的問題。相當一部分文章是探索中國文化的基因，這是很深入的鑽研，另外一些文章是講，我們今天的人怎麼來解釋過去的文化。費先生第三點特別強調的是，中國文化在現在這個文化轉型時期，在全球化的過程裏邊，在世界文化重構的形勢下，怎麼樣把中國文化擺到一個合適的地位，讓它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不是一般人所講的“文化輸出”。我非常討厭“文化輸出”這個說法，文化是不能輸出的，隻能放在人家麵前，讓人家來選擇，人家覺得有用，覺得好，能解決他的問題，他就會接受。如果他不想接受，你再怎麼輸出，再怎麼灌輸，也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