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2007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為主講錢賓四講座，共三次講了三個題目，然後又去台灣，還第一次到了台南的成功大學，返港後再赴西安的道德經論壇。這樣自3月底至4月29日，前後一個整月的時間，盡管也有人陪同，顯然是過於勞頓了。致使返程由西安經港，不得不以輪椅代步。而甫及回到澳洲住所，便住進了醫院。本文開頭所引最後一信所說的“自丁亥間去西安隨喜，忽癭足疾，不樂少履。返此間後，醫生言體內積水分，宜加排除”等等，就是指此而言。
不用說是九十歲的老人，即使是一中年人或者青年人，連續一個月頻換地址的旅行演講，也會讓身體有吃不消之感。所以先生在2007年5月30日（返回澳洲住院後未久）的信裏，在向我講述此次出行經過的時候，不免痛乎言之，說“三月至四月間弟作了些愚而可數的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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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存仁先生的離去在我是很突然的。如果不是那一個月的過度勞累，我想他也許不會走得這樣快。他有著驚人的學術生命力，即使近五六年每信必及年齡與身體，好像在預示著什麼，也始終不曾或離藝文與學術。《中國文化》雜誌每次收到，他都有所評騭。
前引主要談患病經過的2007年5月30日這封信，最後一段也還是關於《中國文化》，2007年春季號，他剛收到。此期有龔鵬程兄《土默熱紅學小引》一文，柳先生連類寫了好長一段話：“在台南看見了龔先生，這一期他的土默熱紅學看了很讓人折服。弟於《紅樓夢》所識甚薄，對此亦無異說，隻是覺得現在有這樣的新意見，龔先生加以分析，登在尊刊上是很可寶貴的。私意則以為此案歸諸曹公的線索不止一條，曹學固可不治，但知道《紅樓夢》之外還有曹家，也就很複雜的了。今又拉遠拉早到明末，則範圍益大，頗疑此一方麵清初諸老時代與之更接近者，何以不一疑及，今既疑之，何不更多找些結實的材料來和曹學或索隱派學者重辯資料，此固讀紅、涉紅的人所共關心者也。”
他並不以為土默熱的觀點可以完全論定，《紅樓夢》曹著說也不見得已然被推翻，但不同的意見發表出來總是好的。特別由拙編《中國文化》來刊載，他見之而喜，因此使用了“很可寶貴”一詞。他信中還提到持曹著說最力的馮其庸先生是不是表達了什麼意見，問“馮寬堂（馮先生號寬堂）等人有沒有新消息”。先生稱自己對《紅樓夢》書“所識甚薄”是過謙了。其實他治《紅樓夢》極具心得，1994年撰寫的《王湘綺和〈 紅樓夢 〉 》，發表在翌年中研院文哲集刊第七期，曾蒙見寄抽印本，那是一篇絕妙的好文。
柳先生護惜我們的《中國文化》雜誌，經常勖勉有加，但遇有舛誤，也會不吝指教。2006年秋季號的《編後》在介紹作者和文章時，有“本期劉夢溪先生《論國學》一文”的措辭，先生看後以為不妥，隨即在2007年1月17日的來示中寫道：“編後話未署名，文中稱夢溪為先生，而卷首即夢溪為主編，夢溪素本謙卦六四爻俱吉，此一筆漏重印時可稍移易，信無褒貶也。”此一教示令我極為感動，當即複函致歉致謝。《編後》雖非我所寫，但實難辭失察之責。《易》“上經”第十五卦“謙”，其六四爻為“無不利，撝謙。”《象》辭則曰：“‘無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撝謙”指奮發向上之謙。蓋先生在期許於晚輩的同時，其督責亦分毫無漏。
我們的通信，先生總是有信必複，我則未能做到四時節候都及時問候。一次許久未向先生通音問，故在信裏講起，平素和友朋對坐，也曾有默然無語的時候。先生回示講了一則故實警示於我。他說與一老輩長期書信往來，中間有一段時間居然有去無還，電話中問起，對方直說並無他因，隻緣近來懶惰耳。這是先生寫給我的七十餘封信裏，惟一兩處對我直接垂教的地方。前者關乎文則，後者關乎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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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柳存仁先生另外還有一次奇遇，不妨在這裏一並向大家告白。那是2003年的10月份，我曾有澳大利亞之行，隨同本院的學術訪問團，其中16日在堪培拉有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的時間。由於臨行匆忙，竟未將先生的電話帶在身邊。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當晚用餐後，陪同者開車送我們回賓館，途經一路段的英文名稱是Condamine，我大呼柳存仁先生就是這條街！陪同者先將其他成員送回住地，然後帶我在這條街上慢慢尋訪。車行沒有幾步，突然見路左側小徑的深處有一樸拙的房舍，我說停下來看看。待一敲門，開門者不是別人，正是柳存仁先生。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蹊蹺的事情，由不得不信造物的神奇偉力。柳先生也沒有想到我會突然而至，他的高興自不待言。這已經是他心髒發病的兩年之後了，語言思維無任何問題，隻是身體明顯地向左傾斜。我們照的一張合照，我居左他居右，衝出來一看，先生的頭部緊緊地歪向我的一側。因急於尋覓先生，我的一隻假牙落在酒店了，說起話來頗不雅觀。柳先生說他的許多老友都有此經曆，“我們管這叫無齒（恥） 之徒”。說罷我們相視大笑。又過了兩年，2006年，先生在5月28日寫給我的信裏，還提到“前兩年您過澳洲攝寄的照片仍在架上”雲雲。
先生無論為文還是寫信，字寫得極小，密密麻麻，若非熟讀，頗難辨識。心髒患病後，字不僅小，而且一溜往左側傾斜。故先生信裏多次引書家柳誠懸（柳公權字誠懸）“心斜則筆斜”語，自我調侃。2006年1月20日函雲：“此篇又寫斜了，昔柳誠懸言‘心斜則筆斜’，吾為此懼。”5月28日之信尾又雲：“紙無行格，字愈寫愈斜。昔吾家誠懸先生言心不正則字不正，大可怵戒也。”病患纏身，亦不改幽默的習慣。
1994年為《大都》出版事，涉及小說正文中數字的寫法，2月1日的函示中加一附語：“國內出版小說，其中數目字皆改印亞剌伯數字，如10月、20元之類，弟較不習慣。幸十分高興尚未作10分高興，一宿無話尚未作1宿無話耳。一笑！”讀來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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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多天整理重讀先生的信函，其和藹寬仁的音容宛然如在。又想到不久前給我的最後一封信，真有東坡“不思量，自難忘”之感。二十年來柳存仁先生對我的相惜之情和沾漑之益，我無法忘懷。如果有人問我，柳先生的學問精神有哪些值得晚生後學汲取呢？我可以用他信裏的一段話作答。
2003年元月22日，我寫了一封比較長的信，涉及到了他治學的一些方麵，於是他在2月6日的複示裏寫道：“辱荷謬賞，高明前賢而外，時人又以選堂先生為比擬，弟荒陋何敢上側饒公，無論先輩前賢。所自勉者，不輕妄語；有失必自己認錯；看書必看完全部；於閑書力之所及，有讀過周匝者；如是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其中以分號隔開的幾句話，即“不輕妄語；有失必自己認錯；看書必看完全部；於閑書力之所及，有讀過周匝者”，可視為他一生為學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是他的治學格言。此亦可印證餘英時先生所稱美的“他的著作，無論是偏重分析還是綜合，都嚴密到了極點，也慎重到了極點。我在他的文字中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句武斷的話”，確是知者的平實之言。
真理原來如此簡單。
可尊敬的我們學界的仁厚長輩柳存仁先生將永遠活在願意和學問沾邊的人的心裏。
2009年9月24日寫畢於京城之東塾
載《中國文化》2009年秋季號